《中国现代美术奠基人系列•徐悲鸿》学术研讨会
主持人：各位尊敬的老师，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炎黄艺术馆借中央美术学院的宝地举办徐悲鸿学术研讨会，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现在我们请潘院长来讲话。
潘公凯院长：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徐悲鸿先生的艺术研讨会在我们美术学院召开，我非常高兴，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因为徐先生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最早的院长，中央美术学院的整个建立和发展，跟他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而且我觉得在我们今天探讨徐悲鸿先生的生平，他的主张，包括他的艺术和他的教学，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美术界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年是我们建国六十周年，那么对于徐先生的研讨，我觉得正好也跟六十周年的共和国的历史有着一种密切的深层次的关系。在前些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觉得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这样一种在美术界的作为主流的一种形态跟徐先生有关。因此，在五六十年代，也有些比较激进的理论家们，就批评徐先生在这个方面影响得太大，使得我们国家的美术发展怎么怎么样。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批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们把它放到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走向独立自强的这样的巨大的历史背景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就失之偏颇和简单。
我觉得徐先生他之所以在中央美术学院，就是当时的北平艺专，他在创建和后期的发展当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志，也不是他一个人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这是跟中国共产党在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政策密切有关，而且是跟我们整个民族，从救亡图存到独立自强这样一个整个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并且是有着因果关系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徐悲鸿先生放到这个宏大的历史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对徐先生的评价和研究。我觉得徐先生在美术界，甚至在整个文艺界，都代表着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企图用自己的学术，或者说手中的这点手艺，对国家的救亡图存和独立自强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觉得徐先生代表了中国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把我们国家的美术事业，把中央美术学院的发展看成是他自己的事业，他真诚地按照他的理解，按照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去做，一个艺术家有他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他自己的风格倾向，在我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了，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的，是理所应当的。那么他的这种艺术追求恰好吻合了当时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文艺政策，正好吻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的需要，所以他就成为在当时美术界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代表人物，或者说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我为什么要说他是之一呢？因为当时徐悲鸿先生在美术界还不是完全一个人说了算的，如果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话，当时还有军代表，还有党委，还有很多来自于比如说是老区的，或者是来自于解放区的其他的同志。说得更细一点，我想徐先生在当时恐怕还是受到一定的牵制，我想，实事求是地说。那么徐先生他的艺术观，他对于美术教育的主张，在当时在艺术家这个队伍当中，他是最符合我们党和国家的人民政策的。比较一下，林风眠就跟徐悲鸿先生不一样，他的社会关注度就小一点，他的影响个人化一点。所以林风眠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就离开了美术教育岗位，因为他的学生被打为新派化小集团。他很害怕，就不敢来上课，他走的一条是现代主义的一种绘画语言，在当时五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当中，跟党的文艺政策相距比较远。那么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取向，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就有不同的境遇，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些艺术家放到当时的大的历史背景当中来看。不仅要把他放到当时的文艺政策的这样的背景当中来看，还要放到一个更大的二十世纪的背景当中来看，就是这些文艺政策的产生，也是有它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