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3年8月8日生于河南叶县，时值抗战，襁褓中随父亲辗转于豫陕陇诸地，周岁后由沪抵居青岛。父杜宇，生前任青岛民报总编辑，是青岛左联的发起人，与王统照、吴伯箫、洪深、臧克家、姚雪垠等过从甚密，1947年病逝。母姚淑珊，金陵女大毕业，受外祖父熏陶，吟诗填词，曾任战地记者，父殁后一直任小学、中学语文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一生含辛茹苦，因性情豁达，2003年仙逝时，年逾九旬。弟杜小悌，小我三岁，退休前任青岛教育局局长。恺悌者兄弟和睦，父所瞩望。

    因母亲之故，我十五岁辍学，步入社会，先后任职校教师、美工、工艺美术设计师，与艺术亦近亦远。工作之余则画画读书，尽兴而已，并无奢望，任时代安排我的生活，然我的失学是母亲一生的心病。感谢邓小平，是他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78年恢复高考，我意外的考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从祝大年先生，读研究生，学习装饰艺术。祝先生之外曾聆听张仃、庞薰琴、雷圭元、郑可、吴冠中、袁运甫诸先生教诲，言犹在耳，惠及终生。今日思之，我于艺术之结缘，一半是命定，一半是机遇，但一经结缘，则深以为幸，从未悔之。

    因装饰艺术而涉足陶瓷、金工、纤维、木、石、漆等众多领域，因此而得识材料工艺之美，知艺术与生活息息相关。二十年间，值得记忆的事是参加首都机场壁画，中央政府赠送香港行政区《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以及中华世纪坛《中华千秋颂》壁画等的创作，与其相关者均系中国历史的转折期，因而知艺术与时势，与国运休戚相关，不惟个人私事，对艺术滋生一种庄严感。然心性使然，装饰艺术囿于空间人事终有不能尽兴之憾，故自1990年始，试做水墨，初画水乡、荷花、人体，渐及山水，假色入画，墨与色兼施，幼时从母教，习书经年，略悟笔法，加之画油画、水粉、水彩之经验，故能诸法杂揉，不拘一格，皆以人所不为而为之，遂与时风迥异，渐呈风格。有评论将我归入以西入中一类，与林风眠、吴冠中等同宗，我不以为然，自以为我仍是很中国的，惟以当代是归，骨子里十分执著的守护着中国情结，依我所见，林风眠、吴冠中亦然。

    中国绘画若以题材论成就，唐以前人物为上，宋元以下首推山水。然成就愈高，愈近程式，愈近程式，愈易因袭，因袭日久，必祈新途，世事皆然，故季羡林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古人画山水以可入、可望、可居、可游为之，以今日视之，画中山水无论如何悠远终不可入，无论如何广袤终不可望，无论如何清丽终不可居，即尽积天下山水于一图终不可游也。因而以层峦叠嶂，谷深壑幽，林邃泉泻，芒鞋藜杖图之，古人极赏者，今人未必以为然矣，我遂以《一山一势胜千势》为之，非以一图胜，而以势胜；一面解构，一面重建，在古今中西之间徜徉，融具象与抽象为一式，平衡精神隐喻与视觉的机缘，如石涛所言，以无法之法为法，看似苛意，实是时势驱纵，亦算无奈，随被逐流识时务而已。

    1999年11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立绘画系，任系主任，2006年卸任，兼授中国画与公共艺术两科课程，画画从此名正言顺，近六十岁时，职业与兴趣的一致尚不期而至，是幸事或是不幸？人生是不能自己把握的，对于这一点无论爱恨若何皆是枉然。我不信命运，但相信偶然性，因此我对成功或有向往，却不苛求。其嚮往亦不过如儿时的梦，亦真亦幻，有且未有。

    2003年出版文集《艺术帚谈录》，收录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一些短文，其中序言最多，都是朋友或同道的嘱托，不说亦不行的话。2003年出版《杜大恺水墨作品集》，收录了自1990年以来的水墨作品一百二十三幅，算是对自己一段时间的总结。2001年始收博士生，2003年始任博士后合作导师，2004年创办《清华美术》，任主编至今，都是与理论沾边的事。作为画家，或对理论有兴趣，但不会迷信理论，理论愈是系统，愈远离艺术，艺术是视觉的，年龄愈大愈以为文字与视觉之间的间离近于宿命。理论最终应归于知识系统，是别样的存在，在感觉的意义上并不真正有影响力，只有惟权利是从的艺术才需要理论的煽情。视觉虽不能完全实现对艺术的诠释，但视觉以外的诠释对于艺术究竟有多少意义我是怀疑的。细想起来，文字或不是理论，我对文字的敬畏从未动摇，至今仍将文字奉若神冥，惶惶然哉。

    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没有停止对传统的是与非的争吵，比较现实存在这些争吵均显荒谬，过去，现在，未来，是生命存在中的当然，并不真有是非，亦如牡丹芍药不能以是非论之，人各有爱，爱与爱之间无所谓是非，爱之者以为是，厌之者以为非，传统的存在亦俨然如牡丹芍药，任人好恶，随性使之，但爱之者应不以厌之者为轻，且爱且厌各行其事为好。因此而少是非，因此而天下太平，坦坦荡荡然。自然界万木葱茏，然宁静悠然，能以自然为师复有望世之久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