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祥作品
在我的印象中,王华祥是个另类的艺术家,通俗点儿说就是挺“各色”的。“各色”意味着特别。当然我们可以说艺术家就社会大众而言都有个性,都很另类,这与艺术家身份所强调的创作和生存的行为方式的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是“艺术”这一行当的基本属性。但在我看来,王华祥的各色是指他的性情所导致的生存方式与创作方式的太“各”。比如,他的艺术经历是从贵州艺校到中央美院版画系本科,然后留校至今,一直是在学院艺术的系统中成长。也许正因为他熟悉和受此训练的过程促使他对学院的基础素描教学的思虑和改造,以至于将自己的素描经验的教学方式命名为“将错就错”,甚至一错到底地自办“飞地艺术坊”教学班,出版他的系列素描、色彩等教学书籍,以“反向”的教学方式与中央美院所谓的正统教学体系分庭抗礼。再如,他始终对我国大学的职称评审机制存有质疑,拒绝纳入评定职称的规矩。他与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民间中活跃的“前卫艺术”圈子也始终保持距离,排斥其中迎合某些媚俗的审美趣味或消费文化的宰制,偏居京北的上苑艺术村,开垦着独属于自己艺术与教学的实验田。十几年来从写实、表现、抽象到观念艺术,甚至行为艺术,创作与教学实验一路走来,思考和从事着艺术表达的各种可能性空间。
王华祥早在1988年他就以版画《贵州人》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的版画金奖,当时的这类奖项还是具有学术价值和份量的。这件获奖作品是他利用写实主义创作手法,探索版画语言在技术层面上所能达到的极致效果。1990年,他是最早具有“新生代”创作倾向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对新生代创作倾向予以命名和策划展览的艺评家尹吉男首先关注的艺术家之一。那时,王华祥正在进行系列“近距离”的版画创作,他对生活工作在他周围的同事、朋友,由衷而发地将直接感受刻画在他的版画作品中,通过纯化版画语言来强调作品中另一种现实主义的表达,体现出重视艺术观察和人生观察的近距离倾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开始由版画转向油画的创作,利用波普的语言方式表达了他对社会转型物质欲望疯狂增值、精神关怀日益疏离的伤痛。现实的魅惑与迷乱,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的处境和体验,导致了他对过往美术史上经典之作与当下人生的现实世俗新秩序的颠倒表述,其风格样式也已初见端倪。《圣徒》、《皇族后裔》、《隐私》、《拉开的抽屉》等一批油画作品,可以看出他所要描摹的绝不仅仅是欲望,而是力图展示更深层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的沉沦、心灵迷失的“废墟”和“荒漠”。
最近,王华祥又以“整容”系列作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一组作品是他把中外美术史上大师的经典肖像作品作为他“整容”的对象,也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贯创作观念的新延展。“整容”是个时髦的词语,大到我们的社会文化、城市建设和自然景观,小到消费文化中的娱乐界,包括我们的内心结构,似乎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在进行着一系列的整容,都被复制成为统一的“表情”。而王华祥借助这个流行词汇,实际上是他对传统经典的一种态度和方式。一般而言,我们对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往往被其所具有的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吸引而心怀崇敬之情,所以,继承传统成为我们艺术创作的一个必然逻辑。不过,在我们的传统中,也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就是反传统。这种传统在20世纪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致于反传统的传统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也是这样,中外美术史上对经典的改编、新解、发挥乃至颠覆,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它们已经成为整个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更是以消解、解构,甚至戏仿经典的话语方式为能事。文化的传承有时并不完全通过全盘继承的方式,它也通过相反的方式,即改编、新解、发挥乃至颠覆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需要一点藐视经典的勇气的。任何一部经典,都不是固守前人成果便能造就出来的,它总是作者创造力的结晶。每一个改编、新解、发挥乃至颠覆经典的艺术家,都丰富了经典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力,都是对经典地位的重新确认。这样说来,仅仅是“敬畏经典”倒显得有些不够了,因为,他没有给经典提供新的、有意义的阐释。对于经典,我们需要的不是把它供奉在神坛上,冲着它顶礼膜拜,我们希望经典能作为一种营养,消化吸收,成为滋养我们健康成长的养分。这才真正体现了经典的价值!
王华祥对经典大师肖像作品的“整容手术”是通过“移植、挪用与篡改”来展开的。被他整容的作品在视觉图像资源的利用上有着几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根据古典大师某一幅作品的局部肖像临摹到画面中,这一移植、挪用的过程已开始了“篡改”;二是改变原画背景,将中国古典名作的山水或花鸟画的图像作为他新作的背景;三是在画面的两边题写上汉字,其内容都是从《诗经》、唐诗宋词或《三言两拍》等中国经典名著中汲取的名言警句,样式更像是对联,但与画面的构成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内在情绪的联系。篡改最大的方面是他或是将自己的形像添列其中,或是在画面中添加他所熟悉的当代人的形像,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流行的器物和符号,这是王华祥有意识地让画面复杂化,他不仅是描绘者,是作品中的“我”,还是一种他理解和判断的社会现实的象征与隐喻,这种多重的关系是相互交织和纠结为一体的。作为王华祥这些新作的视觉呈现,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中、外的经典图像、文言和对联、挪用和虚构、自我和他者、历史的诗意和现实的困境混杂在一起——一种超文本拼贴的戏仿效果,如《自杜桑以来艺术界一直在混战》、《才子佳人貌相当》、《路遥知马力》、《我本将心向明月》等等。倘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分析画面的形象实际上也是分析我们社会的现象,这些作品既是我们文化生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历史与当代、西方与东方混杂轮廓的真实写照,也应合了所谓后现代社会下的某种混杂的状态,以画面上的混杂对应着我们现实文化的混乱。如果从视觉艺术的角度来考察,他用这样的绘画语言和符号改写经典,修复和更新传统的样式和风格,取消了经典直线发展的可能,向单一叙述提出质疑,从而使古典题材既有主题上的时代性,又用一种荒诞的形式意味。王华祥的实验使这些熟悉的模式陌生化,以控制观者的期待,让观者体味新模式和新视角所产生的惊喜,以及摆脱经典规则后的自由。把中外美术史的经典作品真实和虚构并置在一起。这样使观者在开始审视作品时就意识到,他将要阅读的文本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视觉图像的美术史,而是经过他整容后的历史。视觉文本已经深深地刻下了他个人创作的烙印。
王华祥在整容中清晰地显示了经典大师肖像作品局部的特征,但又把这些肖像完全纳入到个人主观的塑造之中。他当然不是进行普通意义上的临摹或拷贝,确切地说他是通过个人与传统经典、与历史本身之间的多重关系,来展示他对传统与现代与当下与未来,以及历史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意义的思考和认知,并以此希望在他所建构的这座桥梁通道中找回和保留视觉图像的深刻性和吸引力。所以,与其说王华祥在整容,不如说是在清理他过往的记忆与经验,而他探究的视觉经验是从清理开始的。从图象到处理图像,一幅幅通过主观意识对外部世界的模仿而形成的艺术作品,不仅仅是对不同时期经典作品的审美趣味、样式的颠覆与破碎,也是拼贴与建构性的尝试,而支撑他实验的观念除了不愿将已固定化了的风格样式一直延续下去之外,其实是与他的对历史、对现实、对记忆以及对艺术本身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他创作的方法论是使用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那么,他这些“整容”的作品则是运用了更为直接有效的“处理”手段,在“处理与被处理”的关系中,将几种图像予以纠缠与拼合,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视觉张力。这种张力的观念来自于他对经典艺术作品所形成的认知方式和叙事规则的反叛与挑战,是在“互为图像”的关系上对原有创作意识和表述方式的颠覆与拆解,抑或也是一种“新叙事”或“反叙事”尝试,这种尝试的目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多元的概念来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我们的现实社会,实际上更显现了王华祥对曾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艺术的迷恋,以及其文化逻辑逐渐瓦解的怅惘,毕竟他的艺术经验和学院的教育背景都是从经典的汲取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这些影响过他的“精神底片”的“守望”——对20世纪以来处于消解大潮下的经典文化传统精髓的坚守,以及在这份坚守中对新的意义生长点的期冀与张望。即通过他个人这样的整容、移植、篡改、挪用、拼贴的话语,在古典和现代、当下乃至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其现实针对性则在于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临,人们的思维已不同于机械时代和印刷时代那种线性的思维方式,对深度模式的思考已被平面化的审视所替代趋向的质疑、批判与反拨。
这些作品在某种角度上说是与新生代热衷的现实表达一脉而相契合。然而,将他的个性放置于新生代集体共性上比较时就可以看出此种定位的牵强。面对新生代创作平面化的整体缺陷,王华祥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了在精神上卓尔不群的庄重。其实每一种阐释或表现都只是个人的视觉经验的记忆、筛选,以及自我对其的思考和判断、表达的过程。历史是一个多棱镜,王华祥从中外美术史上的经典中所获知的最有价值的视觉经验只能是不同角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因此,我以为重要的不是他对经典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而是能否通过再现、消解、守望,使新的意义浮现出来。这个意义在王华祥的整容系列作品中就是架构出他的作品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表现某一地域的类型化或某一题材的自我重复,而是千变万化,时时令人耳目一新。他的笔触涉及城镇与乡村,时空上贯通历史与现实,主题深刻富于变幻,葆有一种哲学的维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对精神与思想的坚守及守望。不同于其他艺术家对意义渗透性的质询,他始终坚持一种鲜明的入场态度,大胆的怀疑,勇敢的自视,并力图给出自己的判断。他的作品使我们发现“欲望”并非止于“金钱”和“身体”,艺术有它永恒的精神指向,而探寻精神家园的路将使艺术创作获得新的生命活力。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它所面对的应该是也必须是这种精神的世界。王华祥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对现实的破碎感悟,对思考的疼痛参酌,对意义的深度探寻,对自身的超越性追求,形成了一种对创作向深度和高度开掘提升的坚持。使他在感动别人与愉悦自己中获取了一种艺术的高峰体验,抵达了创作的自由之境,并最终实现了自我突破,或许还完成了对前卫艺术观念至上和新生代近距离叙事的策略及姿态的双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