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肖像而论，位于唐山大钊公园的李大钊纪念像恐怕是国内最大的了。光从顶到领子就3.1米高，仅颜面部分一薄片，采石就达12吨。肩宽7.5米，厚近3米，总共约100多吨。从酝酿创作小稿开始，直到雕像落成，共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这么大的工程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从大钊同志故乡，唐山市各级领导，一直到运泥堆石的工人同志，都为了共同的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这个纪念像的形成的确是费了一点周折的。一开始我接到的任务是做一个大钊同志在故乡五峰山读书的全身坐像，高度限为3米左右，而且有位园林设计家已经画了个草图。如果我偷点懒也就可以“因人成事”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了。但是当我读了大钊同志的文章和遗言，读了鲁迅先生写的《守常全集题记》，看了目前可以找得到的全部照片之后，就不满足于这个指定的框架了。我觉得大钊同志是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早典范，他非但传播宣传而且已把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机结合起来，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已经看到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前景，并开始做军运工作，同时他又大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和孙中山先生的合作正是大钊同志亲自开创的，可以说中国革命方向、规模都已由大钊同志奠定了基础。我不是党史研究者，但深深觉得一个手执书本的学者形象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包含体现的了，当然，我自己是个雕塑家，不可能也不需要去详尽研究和评价大钊同志，只是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之后就立即研究大钊同志的具体形象和性格。记得罗丹说过，一个人的经历都会在外貌上表现出来，他说，一个人只要任他仔细观察一小时，那么这人什么也别想瞒得过去（大意）。我相信这话，但我要略加修正。我的经验是：只要了解了这个人的经历和心情（这是要认真花精力的），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外形上找出它们的痕迹，找到这些外在和内在的必然联系，就可以找出哪些现象是偶然性的，哪些现象是本质性的，就可以抓住这些带有本质性的特征，而去掉、起码减弱那些非本质的细节，达到揭示这个人物的精神本质的目的。在仔细研究了大钊同志的全部照片之后，我的确找到了这种神奇的一致性。大钊同志的相片几乎没有一张是斜依或侧视的，都正襟危坐，精神抖擞。他的脸型特别方正，他本来就是很典型的北方脸型，很浑厚方正加上他留的发型又很平齐方正，整个给人以一个略长的方型的感觉。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往往最好地说明了他的人格，这种方正的造型之所以为大钊同志喜爱，至少是为他所容忍，正好反映了大钊同志的修养和品格，就是方正、刚直而又含蓄、沉稳。我又从读鲁迅先生“题记”中得到一点重要的启发。鲁迅先生说他“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解放前，北平的旧书铺掌柜，我有幸还接触过一些。因为我一直喜爱书法，所以往常要到隆福寺和琉璃厂一些卖碑帖书画的铺子去走走，的确碰到过这样的掌柜，很简朴、谦和、质直又有些凡俗。所谓凡俗，无非是说明他们并不傻，但的确让人觉得他们挣钱挣得比较的公平厚道；忽然想到电视剧《四世同堂》中的第三代，好像是位布店掌柜，就很接近这种典型了，我以前常称之为“北方气质”。鲁迅先生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北京才有的这种商人，这句话进一步肯定了我的体会，就是的确存在着这种“北方气质”。虽然并不科学，没法进行阶级分析，更没法写上“鉴定”，但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特色，勉强地加以分析，往往是一种比较凝重、厚道、简朴、质直的品质，仔细想开去又发现其实就是中原文化的一种特色，记得美学家杨辛曾给我看过一组照片，从泰山的牌坊到岱庙，到大石阶，到南天门，所有的建筑都是这种风格，都这么方方正正，简朴浑厚，不事琐细而大气磅礴，和楚文化的雄放恣肆、腾挪多变有明显的不同，正如《诗经》和《楚辞》一样。这使我对大钊同志的气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还有一点，是鲁迅先生在当时无法公然阐明的，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是大钊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向往，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他充满了为强大祖国开拓这一事业的责任心和自豪感。他手书了“铁肩担道义”这副对联就足以体现这种伟大人格。所有这些理解和体会在我脑子里逐渐溶为一个最单纯的形体，大钊同志就像一座在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不可动摇的泰山，他方正、刚直、沉稳、开阔，重、拙、大，像天安门而不像南方空灵的亭台，更不像欧洲一心升天的教堂，他本身就是一整块中国革命的伟大基石。纪念像的母题就这样呈现并确定了。歌德和爱克曼谈话中把“母题”看作是一首诗的灵魂。我领会是指一件艺术品的最早胚胎。苏联雕刻家马尼泽尔说：“如果没有找到具有独创性的母题，那么其他的步骤是不必做的。”钟涵同志告诉我，母题，有人译为契机，他认为建筑家梁思成译为“母题”是十分恰当的。有次，我和刘骁纯同志聊起，他说明代的大戏剧理论家李渔就已经提到，叫做“初心”。我看，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核心的具有独创性的“点子”。我的确体会到，只要找到有独创性的“点子”，其他步骤也就比较好解决了。当然一个创作过程是十分艰辛的，接着来的是如何体现这个“伟大基石”的问题了。这里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构成”、“材料”、“影像”、“周围环境”等等，其中也包括了“如何采用民族形式”的问题。我在这里想谈一点如何采用“民族形式”的体会。

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构思阶段，本身就必然包括着形式因素。我在上面用获得的“母题”作为创作的第一步，也就是强调这是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的最早胚胎。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艺术，其实也得同步开始，决不能在所谓的“内容”确实之后再去找出一种“民族形式”来加以体现。我的经验是：在酝酿大钊同志像的时候，看到并理解了大钊同志内在和外在的神奇的一致性。从这种方正、质朴、浑厚、沉稳的特征，联想到中原文化的特色，想到泰山的牌坊、大石阶、南天门，想到汉魏书法的重、拙、大，想到天安门，最后的形象凝集于一块拔地而起、不可动摇、开阔浑厚的伟大基石。这些其实都是和内容紧密结合的形式方面的考虑，也就是吸取民族形式的酝酿过程，这和我在年轻时满脑子都是米开朗基罗、罗丹、马约尔和苏联雕刻影响是截然不同了。这些年来一直浸淫在自己祖国的文化里，看来，这时起了作用。有了这个基础，为了进一步突出这块宏伟基石的“母题”，也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汉魏传统——方多于圆，突出本质的形，而把一切细节都作浮雕处理。这时，对我来说，已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了。但在吸取过程中却发现这种处理竟是埃及、希腊、法国和印度所缺乏的。我们古代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经验啊。我不禁想起十年前蔡若虹同志曾建议大家都来“淘金”——向我国的优秀传统学习。我确实体会到我们这样的文化传统是宽阔深厚的，只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是不会空手而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