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方，总是谦厚地对待这方斯土;谦厚地对待自己的艺术哲思。郑乃铭，《当代艺术新闻》杂志的总编辑。两个人，原本不识;却在因缘际会之下，被邀请在一个特定时空底下首度以文字来作对谈。在这次对谈中，郑乃铭从丁方风景画所透露的肉身纠结开始问起，同时也提到丁方作品所渗透出来的苦味，并且;对他笔下人物特异性也提出好奇看法。丁方在这一问一答过程，也彷若在揭示自己的记忆，一层又一层;让自己重新去面视自己所关心这块土地，不管它曾经走过如何一番境遇曲折，从历史中心到时代边缘，丁方选择了黄土高原这个视点来做发声，土地的苦难，一点一滴都留下痕迹，丁方清楚看到这些痕迹，竟也能把这份放在心里的苦涩，转换成为精神充沛的能量，缓缓尝出了一道甘甜。这份来自不同年纪与背景的两人对话，有其令人玩味之处，等待着与您分享。
郑：彭锋教授在提到您的作品时，说得极好“我在丁方的风景画中，看到了画家与风景的这种肉身化的交织。”这所谓“肉身化的交织”，最令人玩味。我想，先从这个开始提问，您如何看待这个形容呢?
丁：彭锋教授的这个形容十分贴切，我理解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开启了生命体验与艺术表现的独特视角，这一视角是东方/中国所独有的，它既涵盖了人类的普遍经验，又具有中国的特殊性，该特殊性首先是中国的自然地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人文传统。二、是指艺术家在创作时达到了“物我交融”的状态，仿佛自己的肉身已经化为作品的一部分。
郑：肉身化的交织，指的是一种灵与肉的交互性与纠缠性。我始终在您的作品中看到一种纠结、一种层层迭迭，甚至有一种视觉的肉身感。这是否是您观看风景的方式?亦或是您内心的一种心境折射呢?
丁：您所说的“灵与肉的交互性与纠缠性”是一个极好的提示。在我的理解中，它是指两个对应范畴：人与自然、艺术家与西北大地。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史风云主要存在于西北大地，虽然大浪淘尽英雄已去，但多少扭转民族命运的历史时刻依然象钉子一样楔在这片土地上。而今这片昔日繁荣不再的大地，仍以另一种沉默的语言守护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情怀与灵魂。就自然地理来说中国西北大地是典型的亚洲腹部的地貌气候——植被稀少、寒暑严明、气候干燥、岩石裸露，再加上“世界屋脊”等高海拔的崇山峻岭和延续下来的广袤高原，形成了与世界上任何大陆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我近三十年来在西北大地上反复行走、体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看方式，这种观看方式是内外兼看——除了用眼睛看之外也用心记。所以，西北的山脉和高原形态、质地、肌理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中，甚至闭着眼睛也能勾画出来，打一个比方：西北高原粗粝坚韧的质地、强烈的地表起伏，十分接近米开朗基罗雕刻的那些试图走出混沌桎俈的强有力的男人体，这种感觉导致我的内心某种对流，客观的力度和质量悄然转换为主观的意志与力量;主体人格的力量投射到风景之中，整个人处于一种“物与神游”的忘我状态。我想，您的提示正是指这个意思。
郑：您的作品很明显与传统概念下的风景画，有很大的差异点。请问您个人是如何来界定风景画呢?
丁：从我个人的行走体验和创作经验来看，风景画在某种意义上应是人格的宣示，而不仅仅是技巧的展示，因此我崇尚富有精神性的风景画。这类画应该具有以下特征：既涵盖了普遍人性的情感要素，又表现了民族性格与人文地理特征，同时高超的技巧与震撼人心的力度在画面中水乳交融。
郑：您以前的作品风格与现在的表现，有着怎样的不同呢?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丁：我以前的和现在的作品相比，乍一看有很多不同，首先色彩比以前丰富的多，笔触上即有传统的书法、国画的勾勒，又有油彩多达十几遍的迭加，以及我自己调制的特殊材料的厚肌理堆积，因此表现技巧在材料的丰富性中不断提高。水性材料、塑型肌理、纤维材质在画面基底的厚涂施敷，油性的薄透画法的交叉运用，使得西北大地所独有的雅丹地貌、风蚀地表的表现，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而不变的是画面的内涵——我始终坚持一贯的精神性追求，超越我们人自身价值，向往更高的价值。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一定会诞生新的绘画流派，并且对世界油画史作出独特的贡献。
郑：为什么您特别喜欢以西北的风景为描绘对象呢?
丁：我之所以喜欢西北的风景，是因为这片广袤的旷野最能代表中国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伟大，这种伟大与我们五千年文化之深厚是相称的，也与中国当代文化重返国际、并想达到一个高度的愿景相吻合。当然，南方的风景也是中国的，但从整体来说，还是无法与以青藏高原和甘青黄土高原为代表的西北大地相比。这是我站在世界文化与地理的角度进行比较而得出的个人性结论，并没有别的意思。
郑：不知道是否是我自己的一种错觉或是...，我始终觉得;您的风景画，好苦，有一种生命枯干、欠缺水分润泽的枯瘠感。这难道会是黄土高原所带给您的感受吗?
丁：是的。西北大地带给人的是一种苦涩，二千年来，从富庶之邦到几近赤贫，从历史中心到时代边缘，但这种苦涩在艺术家那里会转化为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悲剧的力量。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缺乏悲剧艺术，但是我们从来不缺乏悲剧的资源，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事件。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值得我们的反思。所以，黄土高原给我的，是一种世界性的感受，而不是仅仅是地域文化的感觉。
郑：您把土地当做人来经营与描写，土地;在您个人的观感中，是否有些不同于其它人的经验呢?
丁：我3岁学习书法，7岁读《史记》、《左传》，11岁开始学国画，所以对中国的历史、文学有着极深的感情。当我30年前第一次站在黄土高原，澎湃的黄河在脚下奔涌不息，心中回荡着巴赫、贝多芬的音乐，它升向苍穹，随后穿过层云倾泻而下……。自那一刻起，我对这片大地的感情便难以自拔。我为它流连并重返，为它走向更远的远方。还有大地上的人们太像这片土地了，土地在人的身体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西北老汉脸上的皱纹就如同高原沟壑的拷贝;同样，那些山脉赤裸的转折起伏，就像米开朗基罗的人体，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同构性。在我看来，西北大地就是为呼唤伟大的艺术而存在的。
郑：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有个很类似的现象，许多的艺术家都常透过对人物的描写来纾发对土地的看法。可是，您的人物则充满着更多生命的厚度与层次转折，您如何从风景与人物表现语体做抽离或区隔呢?
丁：您说的很对，我的确在人物中贯注了生命的厚度，人的生命与大地的生命力融为一体，人的面孔从大地的苍茫之中倔强生出，头颅、面颊、乃至耳朵、脖颈都显示出大地的经脉，而人物的双眼里弥漫着历史的烟云。我力图将大地的丰厚内涵转折平移到人物的表现之中，这种平移是以厚涂肌理和表现性的笔触的综合运用来达到的。
郑：同样道理，您似乎也把人当做风景来铺陈。只是，我觉得您笔下的人，拙厚、敦朴，有一种无法被轻易移动的自尊与淡然，跟您在描绘风景的悲剧语调，有着很不相似的感觉。您能否谈谈，您对人物的看法?
丁：在大多数美学家认为，客观外界——风景的悲剧性，往往唤起人们生存的勇气，这种勇气会升华为道德上坚定的自尊，就像我在文章里所写：“尽管土地对人是苛刻的，但此未有人背弃故土，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颗比困苦艰难还要坚强的灵魂”。所以当处于这种激情的状态中时，我便为要刻画的人物找到了人格升华的渠道，找到了继续生存的勇气，这种升华与勇气同时也激励着我的创作。
郑：中国，这几年的社会环境变革，对艺术家最大的冲击是内在或外在呢?
丁：这几年的社会环境变革是对艺术家最大的冲击。虽然广泛而强烈的撞击来源于外部，但更多的深刻变化发生在艺术家的内心的。开放的环境使我们得以快速接触到各种艺术信息，了解各种艺术潮流的脉络变化，从艺术流派、市场经济、政治哲学，更加清楚中国艺术在国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不管什么时代什么民族，艺术和艺术家的本质应当杜绝各种诱惑而保持纯粹，最后，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属于民族的东西，属于历史的、属于永恒的东西。当然，这是一个大目标，也许耗费毕生精力也未必达成，但我只要能为这一宏伟愿景的铺路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心满意足了。
郑：艺术，对您而言，是一种理想的实践?或是个人内心的一种纾发呢?
丁：对我而言，艺术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的实践。我始终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不是追求自我个性，而是追求超越自我个性的更高更远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博大的追求中，个人与历史相遇、迭合，从而使伟大的艺术成为可能。
郑：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尤其是一位中国的艺术家，所曾经遭遇过环境的变量，是否多少也会成为在诠释作品时的那股莫名宿命呢?
丁：中国艺术家的宿命，是在于我们整整一千年来停止了前进脚步，而且我们一百年来的近代史充满了断裂，经历了从封建王朝→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五四运动→军阀割据→抗击外族侵略→世界大战→国共内战→两岸对峙→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事变。这些断裂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我们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现象。无论从社会道德规范或日常行为准则的角度，还是从中国当代艺术的质量和趣味，我们都能感觉到某种劣根性的存在，是由精神失缺而导致。现在我们的所有努力，就是试图尽快地打破这种宿命，但千年沉淀很难一蹴而就的，因此，严肃的艺术家应怀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绝望的抗战”之心态，一如既往、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