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人体壁画事件

1979年10月，建国以来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圆满结束，成为粉碎“四人帮”之后美术界的一个重大成就。袁运生参与其间的作品《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大胆画入了3个沐浴的傣家女，甫一面世便激动四方。海外新闻媒体这样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邓小平等到机场参观时，也对此次壁画创作给予肯定。然而随后事件发展却陡然逆转，最后以立起一堵墙封住有人体部分而告终。一场风波自此写入中国美术史及中国改革开放风风雨雨二十年档案之中。

    袁运生

1937年生，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系。1979年创作《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后任教于中央工艺美院、中央美院壁画系。1982年起应邀访美并任教于哈佛大学等几所大学，1988年起在纽约当职业艺术家。1996年9月返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教授。

之所以注意“袁运生”这个名字，将于今晚7点在中央美院美术馆推出的个人画展只是个由头，对于一个美术圈外人来说，曾喧嚣一时的《泼水节》———所谓“首都机场人体壁画”，远比它这位作者有名得多。

不断看到它被人提及。有一篇《新中国视觉冲击二十年》开篇明义：“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意义上的视觉冲击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而“1979年首都机场裸体女子壁画的出现给人们带来的莫名冲动”，便在这篇文章中与“1979年美术馆外小花园中‘星星美展’的人头攒动、1981年全国青年美展中《父亲》的逼人之势、1988年底人体大展时售票处门口排起的长龙”并行。

关心袁运生，其实更关心那段历史。历史往往有着人们想象之外的面貌。比如“首都机场人体壁画事件”，其实并非国人初面人体艺术的面红耳热和大惊小怪那么简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最后究竟如何演化成“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袁运生”、最终惊动中央领导的“民族和政治事件”，一直是一个谜和久远的秘密。

根源其实是人事之争

记者：我看到一个文章提及你对1979年“机场人体壁画风波”的态度，用的词是“痛恨”。

袁运生：1957年我刚大学二年级就被打成右派，所以“四人帮”垮台之后我极为兴奋，画《泼水节》的时候我们天天加夜班，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只是觉得22年了，我终于画了一张壁画。我们一群人还雄心勃勃要以此振兴中国的壁画运动。可没想到后来闹出很多风波，美术界里有人就在那里揪这个事情。我成为了个有问题的人，虽然被调到美院教书，可我除了教书做不了别的，那时壁画系有一些任务，比如宾馆某个地方要画画，可一听是我画的稿子，一个科长都可以把它毙掉。我们的壁画运动势头也一下子给打得提不起来了。

记者：你后来去美国14年，跟这种处境有关系吗？

袁运生：有关系。我觉得我浪费了22年，刚刚可以施展又变成一个有问题的人。我的《泼水节》开始被说得好得不得了，从邓小平同志到当时的中宣部长都是肯定的，其实这个事情政府已经解决了，可就是有人硬抓住不放，到处讲话，直到把它上升到“我们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画家”的荒唐层面，最后搞成解决起来非常麻烦的民族问题。可事实上这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根源是美术界内的人事之争，而且矛头也不是指向我，是借我整别人，我讨厌透顶这种事情。到1982年，我的处境很糟糕。我觉得太没劲了，这么下去我又不知道会浪费多少年，去美国就为了找一个空间，全身心地去画画，做我想做的事。

围绕那堵墙的悲喜剧

记者：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画人体，而且画在首都机场的壁画里，你应该会想到要引起争议有压力的吧？

袁运生：是，但绝不是后来发生的这种。这个画一开始我就想这么画，我特意选了一天大家开会，我一个人在那儿一个下午就把那三个人体全画了，为的是不让别人承担责任。当时主持这个事情的是李瑞环，他是机场建设总指挥，他很开明的，没有吱声，说等小平同志看完了再说，一点儿都没有给我压力。后来小平同志看了很肯定，后来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大量的记者来了，很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来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什么，但后来却闹成这个样子。

记者：后来解决方法是在这个画前用三合板立了一堵墙。

袁运生：对，我画了，而且我不改。当时的中宣部长王任重也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强制我去改，而是说：“好，我们不考虑改画这个办法，我们把它遮起来。”

记者：我看到一个资料，提到你1990年回国的时候到机场去看你那幅画。那堵墙拆得好像也很戏剧化。

袁运生：对，我哥哥袁运甫，也是当年首都机场壁画创作集体成员之一。1990年他从国外弄回一些非常昂贵的壁画保护液给机场壁画都涂上一层。到了这幅画他问机场：“这板底下的部分要不要涂？”机场人说那拆吧，就这样拆掉了，很滑稽，一会儿把它搞得很严重，一会儿又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去看的时候，就那一块儿跟别地儿颜色不一样，显得特别新鲜。

记者：那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袁运生：我当时就是觉得，怎么说呢，像个喜剧。其实很惨，我们这些人的壁画运动梦想，我这么多年只能在国外画画，一切，不是因为什么政治的、时代的原因，不是人们简单认为的对于人体画的认识差异，只是因为人的纷争，真是不值。

能回国教书最满足

记者：那怎么1996年又想起回国呢？

袁运生：其实我迟早都会回来的，我没有想一辈子呆在外面，1996年不过是时机成熟，我知道国内而今的变化很大。我一直跟学生讲：如果你想当画家，当一个好的画家，我建议你把利益这些事情要看淡，我觉得画画不能发财。你也许可以发财，但那个画跟你的理想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关系了。

记者：有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现在你成名了，你的画在国外一直卖得也不错。

袁运生：我的画真的没有怎么卖，我回国来这么多年，我没有卖几张画，我没有画商，我没有固定的画廊，原来在美国老买我的画的那个收藏家，我跟他的关系也已经断掉了。

记者：那现在是什么东西给你满足？作为艺术家，肯定需要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自己。

袁运生：我有满足，比如说我带学生，去年我带了学生去了西北，然后到四川，到湖南湖北，我看到他们在改变看法，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提高我就非常高兴。我自己也有很多收获。我觉得作为教员的话我做了教员能做的可能是最好的事情。另外画画上，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我越来越能表达得清晰。

有自信才有宽容

记者：我看到你关于百年油画展的发言，你提到“从中国美术馆正展出的中国百年油画展看我们百年来的美术运动，最突出的问题，严格一点说，它至今仍未能改变它的婴儿状态。如此下去，好像永远也摆脱不了亦步亦趋的学步心态了。”你问了一个问题：“至今没有取得一个成熟自由的心态是因为什么？”这是否是一直以来你思考的一个问题？

袁运生：对，这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光对着别人说，也包括我自己。这个问题是多年造成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觉得这个现状跟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不相称。

记者：你提到：“唐代的士人虽也热衷于‘西学’，但对于自己的文化却未见损毁。他们是在强健的中学基础之上融佛学为新兴文化的。唐代的雕塑、敦煌的壁画是很张扬而有自信的，即使在这些宣扬异族文化的佛教艺术中，也透露出中国文化独特的风貌、气度和自信。反观百年中国油画创作，却没有体现类似的特质，或者说，还远不在状态。”

袁运生：吸收外国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也不赞成说真的把过去的东西重复一遍，但是我们做选择，必须肚子里头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很清楚，完了你的取向你很自由，你去做任何事情，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重要的东西，比方中国人对线的认识，中国人在造型上，这种创造力是从新石器时代就体现出来的，从来就没有落后过，一直到明和清，后来就弱了，但是它还有，还很自信。到了民国之后才开始不自信了，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历史应该回过头来看。

记者：自信更重要还是宽容更重要？比如这两天新闻，塔利班在灭佛，信仰之外这是不是一种自信极端的表现？

袁运生：自信与宽容是相关而不是对立的，因为自信才能宽容。尤其是中国，那么丰富的文化你把它搁在一边，太可惜了。这方面，作为老师，作为年长的人，应该可以做一些事情。

采写／吴菲

摄影／王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