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是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也是新中国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目睹山河破败、民生凋敝的少年张仃，从小就有一个理想：让自己的祖国看上去很美。

20世纪30年代，张仃的职业美术生涯开始于张恨水任校长的北华美术专科学校。日本人侵入他的老家东三省后，张仃拿起笔，成为一名反抗侵略、反抗专制的漫画斗士。1938年，张仃到延安，他发现一个很大的破房子，在他看来，这正是旧中国的缩影，他不能看着它破败。他立即为残破的大房勾画设计图，修补、粉刷、装修，亲力亲为。没过多久，破房子焕然一新。张仃和他的搭档作家萧军，把这处简陋的“新房”装饰成了别致的场所，取名为“作家俱乐部”。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很多领导人也常去那里参观和跳舞，同文艺工作者交流。“作家俱乐部”成为张仃用审美理想改造中国的一次袖珍实践。在八路军生产成果展览会上给延安工农业产品做包装设计,为《抓壮丁》等话剧设计舞台布景，甚至连秧歌队和一些文艺团体的服装也是张仃创意的。设计“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会徽”时，他用一团火簇拥一把钥匙，寓意真理和光明被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

在共和国缔造者身边工作的经历，使张仃获得担纲新中国形象设计的“资质”。他与梁思成受命领导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造系两个创作组，进行国徽设计。天安门的庄严雄伟极大地震撼了张仃，于是，天安门成为他笔下国徽方案的主体元素——弧形的地平线上，天安门巍然屹立，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言简意赅，立意精准，这一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张光宇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国徽创作组的另一主创者，对张仃的方案创作也给予了重要帮助。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上。是年，张仃32岁，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

在张仃看来，抽象的“国家”必须有色、形、物的形象化传达，才能被了解和认同

1949年，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在天安门城楼的柱与柱之间，他创造性地挂上去8个大灯笼。运用巨型宫灯这一传统文化语汇，在天安门上增添了出彩的中国符号。同期，张仃主持设计了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室内环境。微观方面，张仃继成功设计全国政协会徽之后，又完成了全国政协会议邮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票和成立10周年纪念票的设计。从宏观到微观，张仃为新中国的形象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行为性、综合性特征明显的展会活动设计，在张仃前40年美术生涯中占很大比重。建国初期，新中国亟需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形象。通过重要展会进行的国家涉外宣传，几乎多由张仃领导或执行。1951至1956年间，张仃曾将展会设计送往布拉格、莫斯科、巴黎、华沙、莱比锡、罗马。中国的汉画、蓝印花布、民间剪纸、江南园林，是他采用的东方文化的视觉形象，引观者如潮。一些由他设计的场馆被奉为经典，上了所在国邮票画面。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张仃从半个世纪前，便致力于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顺差”

1959年，张仃任美术组长，主持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工程美术设计。虚怀若谷的张仃，处理如此浩大、庞杂的美术工程，举重若轻。1979年，历史再次将机遇与重任赋予张仃。影响中国现代艺术复兴的首都机场壁画，让人从中看到愉悦、和谐和久违的美。首都机场壁画在当时的文化界和思想界掀起冲击波，引发了许多关于“美”、“人性”、“道德”、“现代化”等等讨论，也帮助人们突破了种种观念的禁锢，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形象传播范例。

他主持了首都机场和北京地铁壁画群设计，创作了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哪吒闹海》和《燕山长城图》大型壁画。北京长城饭店、香港中银大厦等重要建筑，也有张仃的杰作。1978年，张仃任美术总设计，完成了动画片《哪吒闹海》，对中国风格的动漫及儿童绘画读物，影响深广。

焦墨山水最能还原苍劲、宏阔、有力、具有金属感的画面。晚年的张仃，铺开了一个无限丰富、壮美宏阔的焦墨世界。这个秉持完美主义理想的世纪老人，生活在北京西郊的一处自己选材、自己设计的山屋里，每日课读鲁迅。有时对着外面的世界，他会重复他的名句：“美盲比文盲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