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近文革尾声的1973年-1976年间,我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就读于当时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在这里,我有幸得到大羽老师在国画艺术上的对我的开启和教诲;同时,他的人格和性情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大羽老师是我一生中遇到最好的老师之一。现在的艺术院校和美术圈内,很少能再遇到这样真性情的良师益友。他是国画圈内的老前辈,可在他身上,却没有那种老夫子式的刻板和迂腐,他更象一位很西化的艺术家;性格开朗幽默，爱着西装领带,爱戴贝蕾帽,吸鼻烟,说话声音洪亮,常常发出如雷贯耳的大笑声。我们学生和他在一起时,从未感到”师道尊严”的压力和紧张。他带给我们的永远是真挚,友善,宽厚和大气磅礴的热情。他是恩师,但象慈父,有时还象老顽童。

记得有一次日本书法代表团来学校参观,学校要我们当场挥毫写字,说书法是源自中国,不能让日本人看笑话。我很紧张，我那毛笔字,除了小时候父亲逼我临过欧阳修的帖,接着就是文革抄大字报了,没下什么功夫,心里真没谱。大羽老师这时来了,不紧不慢地在我桌上写了四个苍劲有力的篆字”风华正茂”,他告诉我如何行笔;如何落墨;如何安排章法;边写边对我说:”你们风华正茂,怕什么?”然后扬长而去.我心里坦然了许多,就一个劲地练这四个字”风华正茂”。那次活动中,我写得挺好的,没丢脸。

直到今天,虽然我没坚持练书法，但我写的字,骨子里仍然有一股硬朗劲,这应该得之于大羽老师教的书法里的“金石气”。

1976年,我大学毕业,自愿报名去西藏工作。为了适应西藏的工作环境,我每天早上起来跑长跑，可时常会因太累了想放弃不跑了。有天清晨,在校园空荡荡的操场上,我看到一位穿着汗衫裤衩的老人在我前面跑,等我追近了一看,竟然是大羽老师,他红光满面,喘着粗气,没穿正装的他,原来就大的脑袋显得更大了。我年轻,很快就跑过他了,等我跑到终点,回头望着远处那个头很大的身影,他仍在一步一步地跑着,没有停歇。这时,我希望每天早上跑步能看到他,这对我是一种鞭策;大羽老师能跑,我为什么不能跑?但不久在操场上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因为医生说大羽老师的身体和年龄不能再做这样的运动了。而我被他的精神鼓励着,坚持完成了这入藏前的身体素质锻炼。

大羽老师热情地支持鼓励我毕业后去西藏工作，他专为我刻了二枚姓名石章作为进藏的礼物送给我。记得1976年5月7日那天,大羽老师和学校许多师生一起,把我一直送上赴藏的火车。当火车徐徐开动时,我看到他和我父亲站在一起,两位老人正向我挥手告别,这是我脑海里留下的永远难忘的一瞬间。

我父亲是位军人,却因为我是大羽老师的学生,使他俩成了好友。大羽老师当年家中简陋拥挤,不便作画。我父亲就帮他安排到条件稍好的部队招待所画画。那时,他画了一些画送给了我父亲。至今这些画还挂在我们家中,让我家人能与他的艺术《春》《夏》《秋》《冬》朝夕相处。

1986年，我父亲因病去世。大羽老师为我父亲写了一副挽联“戎马生涯振军威浩气长存，蹉跎岁月东流去英名不朽”。我父亲这一辈子的恩恩怨怨，都让大羽老师写进这藏着他名字的挽联中去了。所以，在我父亲的墓碑上，没有刻他的生平，只刻了大羽老师为他写的这副挽联。

后来我出国定居，多年没见大羽老师。有一年回国，到他搬迁后的家拜访他。他刚动了一次手术，人缩小了一圈，显得老了，但还是有一股乐观洒脱的精神在，还是有一种宽厚大度的风范在。在他身边始终伴着那位驼着背，瘦小体弱很少说话的师母，即使她说话，我也从未听懂过。大羽老师永远耐心地将她的广东客家话翻译给我听，我总被他对师母的那份尊敬和关爱而感动。

没想到大羽老师却走在苍老体弱的师母之前。

大羽老师走时，我在国外，没能参加他的葬礼和追悼会。这样也好，在我的心中他还活着，还在画那些好斗的公鸡，傲骨的梅花，憨厚的蜡嘴，潇洒的荷莲；还在书写那充满“金石气”的字！

2011-2-9

黄素宁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