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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梵瑞
上海观众冒雨观看“民谣在路上”
钟立风
川子在北京南站候车时为乘客弹唱
杨嘉松
“一个男人要经历多少旅程，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男人；白鸽要飞越多远的距离，才能在沙滩上安睡；大炮在发射出多少炮弹，才会被永久封存……答案在风中飘荡。”可以说50年前鲍勃·迪伦就用他的成名曲《答案在风中飘荡》为民谣定了调，民谣真正的力量与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观照与批判。
今天的中国民谣已走出了白夜飘飘的年代，在一个到处是标准答案又到处都没有标准答案的社会中，我们的精神常常被商业巨潮掀翻，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歌坛被你情我爱的陈词滥调粉饰得花枝乱颤，好在有一批民谣音乐人的坚守，坚守着对现实的吟唱，对人性的朴素关怀，哪怕这个声音是那么的微小，毕竟这个声音已经在路上……
于是我们看到，从前年开始几位民谣歌者开始背着吉他在中国的大地上行走，这些没有助理，没有助手簇拥的歌手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就像在进行一场关于理想主义的实验，歌者们用朴素的歌声试探着所到之地的温度。在一些城市收获共鸣，一些城市收获敷衍……一个个城市的温度相加就是整个中国的温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谣在路上寻找聆听者的过程，也就是民谣歌者观察巨变中的中国大地的过程。行走就是一道方程式，充满变量，答案，在路上、在行走中推演。
1月2日，北京南站的候车室中，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席地而坐，一阵节奏明快的吉他旋律后，他开口唱起了歌。他的歌声与车站中行人的嘈杂声与车站广播混在了一起，他的身边也立刻围拢了二三十个人，一位乘客拿出手机一边录一边向同伴解释：“这人叫川子，是唱民谣的，挺有名的。”
在川子的身边，同为民谣歌手的同伴也在为他叫好，在他们的面前，六七个吉他箱零散地摆在地上。他们的目的地是南京，准备2012年“民谣在路上”的首演。“民谣在路上”巡演2011年中，“民谣在路上”在不同城市上演了42场。民谣，一个相对小众的音乐类型，逐渐被人们熟悉，民谣歌手们也开始出现众多粉丝，他们的出场也会引起台下的尖叫声。
城市中的人们每天匆匆穿行于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之间，许多人无暇顾及身边的风景和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故事。民谣歌手拿起吉他、吹响口琴，平静自由的唱出心声，讲述你我的故事。
没有助理
歌手背着吉他赶火车
1月2日11点，四五个吉他箱堆在一起，几个留着长发的人在彼此间开着玩笑。行色匆匆的路人偶尔侧目，“一看就都是玩艺术的。”年轻人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的评价，仍旧说笑着。
直到川子弹起吉他，唱起了那首《郑钱花》，说笑声开始变成了叫好声。川子的歌声也留下了许多路人，他们开始围观、拍照。“在车站机场，大家待着无聊，我就把琴拿出来唱，给自己快乐，也可以给等飞机等火车的人带来一些快乐，这一瞬间他可能就把飞机误点和压力忘了，多好的一件事儿。”
川子在车站见到民谣歌手沈庆后，上去就是一个拥抱，“庆爷，你来了。”歌手、乐手越聚越多。他们的目的地是南京，参加2012年“民谣在路上”巡演的首场演出。
“2010年4月12日在星光现场开始的第一场演出。5月份开始巡演，第一场是在一个只有300多个座位的小剧场。但是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不同以往的变化，场地越来越好，互动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硬件条件也好了很多。十三月唱片CEO卢中强说，在“民谣在路上”之前，民谣没有大规模地进入剧场和音乐厅。十三月与文学网站“榕树下”的合作促成了“民谣在路上”的开始。”榕树下给了一笔40万的资金，我们拿了60万，凑了100万的盘子，演到第十一场的时候，钱都赔光了。有人就说这没法扛了，我说我要再扛扛，扛到2010年年底看看会怎样。后来通过很多演出，我们的票房好了起来，歌手的状态好起来，也有商业赞助了。如果100万赔光了我们就放弃了，就不会有现在的继续巡演。
一位工作人员负责起十来个歌手和乐手的吃住行，工作人员将票发到了每个人手中。歌手们背起吉他，拖着行李通过验票口。川子背着琴走在最后，“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把自己当成个腕儿，琴都是自己背着，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助理，也没有那么多的说法。”民谣歌手杨嘉松认为，真正的价值在于实打实做出来好的音乐。“很多人在演出时都是别人给拿琴，前呼后拥的状态。但是在我们这儿，谁也没把自己当腕儿，那些表面的东西我们不会做。”
简单本真
歌手脱掉外套就上台
在南京的一家快捷酒店的大堂，歌手们分好了房间，两个人一间的标准间，宾馆距离演出现场大约5分钟的车程。
1月3日晚上7点，距离演出还有半个小时。能容纳1300人的演出现场来了大约6成观众，川子偷偷地在幕布后探出头，看看演出的上座情况，“不能这么少吧？这个时间起码得坐8成了，估计一会儿还能陆续有人来。”
在场外，大幅海报上印着演出歌手的名字，川子、马条、杨嘉松、王梵瑞、沈庆……老狼的头像则被放得最大。
7点半，一声清脆的铃响。口哨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在空气里，昏暗中无数双异常期待的眼睛紧紧盯着舞台。民谣歌手王梵瑞第一个演唱，灯光顿时暗下来，只有一缕光打在他的身上。穿着帆布鞋、牛仔裤，背着吉他的王梵瑞与观众寒暄几句后，灯光亮起，低头拨琴。他也没有了台下的沉静，随着节奏开始进入状态。歌曲唱毕，底下一片欢呼。“我改名字了，凡改成梵，以前的凡上面什么都没有，我想让自己的音乐更丰满起来，就像在原来的状态中长满了大树。”王梵瑞说完，又开始了第二首歌曲。
来自西安的王梵瑞曾是太合麦田第二
代红白蓝的红色代表，他当时被看作是更具人文色彩与社会关怀的唱作人。与许多一夜成名的歌手不同的是，33岁的王梵瑞经历过很多时间的沉寂与磨练。曾经跟一些热爱摇滚的哥们一起组乐队，到最后却各奔东西。然后孤身一人，从西安跑到北京，有过长期在酒吧里驻场演出的生涯，离开歌坛开小饭店，再重做歌手，这些过往的生活痕迹，他用声音时而安静时而有力地述说着。
在王梵瑞演出时，后台的杨嘉松一直在关注着舞台上的变化。他脱掉羽绒外衣，穿着咖色T恤，围着一条米黄色的围巾走上舞台。“民谣就是简单朴实的东西，歌手也一样，没有过多的修饰，上台就是表现一个本我。”
“民谣在路上”起步后，既普及了民谣，也勾起了一些中年歌手的青春岁月，杨嘉松就是其中一员。杨嘉松看到“民谣在路上”的演出视频后，心里就开始痒痒，他半开玩笑半试探地在卢中强的微博上留言，“在路上的民谣，没有我怎么能叫民谣呢？”，卢中强也立即回应，“发两首歌来听听。”不久之后，杨嘉松迅速加入了民谣在路上的队伍，也与十三月唱片公司签约。杨嘉松曾经为田震等歌手写歌，多年不开唱的他已经成为一名音乐制作人，也开起了自己的公司。“之前也在做自己的音乐，后来一直在幕后，在幕后很枯燥，面对录音棚特别孤独。看见民谣在路上心里就开始痒痒。
在老狼之后出场压轴的川子一上台就说：“在狼哥之后唱，压力很大，得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川子上台前脱掉了军绿色的外衣，穿着深蓝色的T恤和一双马丁靴，坐在椅子上边弹边唱。唱到高潮时，川子站起身踩着椅子用力地拨动琴弦，一根琴弦被他弹折了。
感受冷漠
演出前把自己灌醉
川子的歌声引起观众一片叫好，一个男歌迷突然喊出：“川子，我爱你。”台上的川子一时语塞，憨憨地笑了几声，继续唱歌。演出结束后，川子在后台给粉丝签名。“现在的情况好多了，以前是不是就得被打击一把，也感受到了冷漠。”
“在一些地方，广告海报已经打出去了，总共能够容纳300人的场地，最后只有30人，台下的观众不是划拳就是在玩骰子，我们艺人需要观众和舞台，我们是在赔着钱演出。在网络上已经很有名的歌手，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呢？”川子在一次巡演结束后，承接演出方要求歌手自己找住的地方。“因为你没给我赚钱，我们的演出没让人家赚钱，人家也不待见我们，我们只能连夜赶路。”
川子是地道的北京人，说一口清澈动听的京腔，虽然已经44岁，但他自认为是民谣圈中的新人，“能让现场音乐有一个舞台，真正的不模仿不修饰，唱自己写的歌，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我写作的很多歌曲都是20年前写的，如果没有民谣在路上，可能没有人知道我，我可能就是一个酒吧的小老板，开着自己的酒吧，写自己喜欢的歌，交自己的朋友，也是很安逸的生活。”公司曾安排川子在深圳的酒吧驻场，到了深圳之后，每天要唱3节，每节40分钟。川子住在深圳污水处理厂的宿舍，一张破板床，墙上都是拍死的蚊子的尸体。“但是走上这条路上，我就感受到了很多的不容易，才能写出那些很现实、很不容易的歌。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演出方认为民谣真棒，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演出也很带劲儿，一次打击两次鼓励，两次打击一次鼓励，总体来说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
以前演出中，杨嘉松也常能看到在他唱歌时，很多人在划拳喝酒，大声说话，他有时候会说“我特别好奇你们在说什么？我很纳闷你们来这干吗来了？”
“十几年前，我曾经在酒吧唱歌，我对这样的情况都免疫了。因为有很多人不是来听你唱民谣，而是来买醉的。”杨嘉松的办法就是上台唱歌前，先让自己喝醉，他常在音响旁摆着一瓶酒，上台前就大喝几口。“因为这样才能降低我的痛苦，这样就会忘记他们不听我唱歌的状态，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去酒吧的客人。”文并摄J209
民谣心声
“把没法说的唱出来”
离开太合麦田的王梵瑞转投了其他公司，他有些愤懑地说：“我是小众歌手，就让我好好写和唱小众的歌。”
王梵瑞在来到北京后写了很多歌曲，他的专辑《这座城市》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对北京夜景的一次瞬间感触。北京特有的人文气息始终吸引着这位来自古都西安的民谣歌者。王梵瑞说他的家乡有着与北京相似的人文气息，能分别在两座文化古都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幸运。
在深圳演出时，突然有一个开发商老板找到川子，让他给楼盘写一首歌，老板拿着一间两居室的门钥匙等着歌曲出炉，“我把歌曲给他，他就把房子作为酬劳给我，几百万和一张纸的交换。而这张纸上写的都是违良心，虚伪的话。”
川子拿起笔，写出了被网友封为房奴歌的《幸福里》，“离幸福不远的地方，我想就是这儿了，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幸福里四万多一平米。我每天赚钱很努力，花钱也很小心，可是要住进这幸福里，需要三个多世纪，我买不起。”
“只有努力，幸福是自己来的，不是别人施舍来的。如果我违心写了歌颂那个老板和楼盘的歌曲，即便我得到了幸福里，但是我失去了的是真正的幸福。我在家里肯定写不出这样的歌，我一出来，有这么漂亮的小区，这么多人买不起房子。”
在川子心里，他的民谣就是将“没法说的唱出来”。“将老百姓自己的事儿唱出来，茶余饭后作为娱乐。尽可能地祈求整个世界会好，而不是我们在用个人的小精神推动社会，我扛不起地球来，我们只是期盼。我觉着我干这行要对得起自己，也得多少有些作用。我们的声音虽然很微弱，也是唱出我们对事件的理解，对人性的关爱，是一种唤醒，这是音乐重要的部分。”
杨嘉松说：“很多民谣的歌词、编曲方式、演唱方法都是很简单直接。我不喜欢拐弯抹角，写的很简单很单纯，没有太多的渲染。”
田震点评杨嘉松的歌词是“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水平”，“就是五年级以前学的字就够了，她说得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我不喜欢堆砌辞藻，喜欢用简单的词语表达出内心的情感，这也是民谣的一个特点。现在民谣的形式有很多，有的很诗意，有的很简单现实，有的偏向与摇滚。”
两年多前王梵瑞离开歌坛，开了一个小餐馆，这是另外一种生活体验。他写出了《天又亮了天又黑了》是一首直白的不能再直白的歌曲，也是经历了生活磨练的产物，它记录了一群平凡人的生活状态：天又亮了，天又黑了，又是一天结束了。人生就好像一个跑道，我们不停冲刺奔跑……“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在这首歌曲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是一幅都市人忙忙碌碌的生活写照，歌曲的音乐比较简洁，没有太多繁复的编配。”
坚守信念
“民谣是我的血液”
不停奔波于演出地，川子怀念起了在酒吧里安逸的生活，他经常想，“那么安逸的日子，我干吗放弃了？跟这帮人这么折腾啊？但是我如果憋在屋子里，就没有那么多的感悟，写不出这样的歌曲。否则就是在嘶吼，很苍白的音乐。”
川子认为坚持做民谣的动力在于音乐传递出的声音，“最起码在音乐中发生过一件事，出现过我这样一个人，有人给你记下一笔，还有就是通过我们音乐传递出的一些微弱的声音，来唤醒一些人们。”
说到收入，川子说：“干这个就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比日前的日子过得苦，我一出来就把酒吧生意耽误了，收入少多了。”
王梵瑞是一位崇尚真实的歌手，在他的歌曲开头和结尾的音效，都是他自己拿着MD机在北京地铁、街道、公交车站录下来的。虽然这些音效完全可以在电脑软件中找到，但他认为，只有亲自去感受这个过程，才能真切捕捉到那些丰富的生活细节。
“民谣就是我的血液，就像是说话一样，是我的爱好，我会永远地做下去，哪怕是很多作品不会公开，但是我也会唱给我的朋友，唱给我的儿子听。”杨嘉松认为，能够有民谣原创音乐的舞台，唱自己的歌，生命中有过一段时间是这样过的，就很满足了。
“这几年更多地关注形式上的音乐，很多东西都比较千篇一律，音乐的辨识度越来越差，歌词写得也越来越差，相对于主流音乐来说，民谣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十三月唱片CEO卢中强说，不论从团队的收入，还是从民谣音乐家的收入和主流音乐的演出收入对比来看，民谣还远远未到达火的地步，还相差得很远。在很多商业演出中，很难看到民谣歌手的身影，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很高的收入。“作为民谣在路上，首先要喜欢，不能有一个很长远的野心，而是着眼于眼下的量入为出。民谣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熟悉的，也是我能给音乐家提供帮助的。”
“只描述不批斗，戏谑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绝望。”卢中强认为，正因为新民谣拥有这样一种温和的批判力，从而能在渐变的社会中崛起。 本报记者赵喜斌文并摄J209
今夜我们不谈爱情
赵喜斌
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内地乐坛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时代，伴着互联网的兴起，民谣在主流音乐的冲击下，开始慢慢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大约十年后，从北方到南方，在各种民谣音乐节上，一批民谣歌者抱着吉他坐在台上，他们的歌曲中不再讲述着校园的故事。他们弹奏着生活的节奏，喉咙里发出坚韧而充满着对生活感悟的声音，唱出更为草根、更有城市特色和生活力量的声音。每当直击现实的歌词，糙劲十足的声音蹿进你的耳朵时，你就知道，现在的民谣要撕破的是现实中诗情画意的假象，仿佛说，今夜我们不谈爱情。在这群歌手中，不乏有在民谣音乐中坚持了十几年的“老人儿”，是什么让他们坚守在这块民谣的阵地上？是什么让他们开始一头扎进了对现实的关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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