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进入了全面的艺术转向，即从审美批判到社会批判，这与我如何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困境的思考有关，也是在马尔库塞的美学批判与社会批判命题之间所做的调整，即由现代主义的审美“间离”和对社会“大拒斥”的宏大叙事转向了艺术介入某些社会问题的讨论，这些理论思考出现在1990年代中期《江苏画刊》上的那场“当代艺术的意义问题”的争论和我的BB机装置、Internet通道作品方案，还有拍摄的墙上的BB机号码涂鸦，尽管这些倾向还是比较“马尔库塞”。
让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中国问题情境是我的主张，这个主张同时也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这个源头还可以上溯到1980年末的《字球组合》，只不过《字球组合》是文化批判作品，而后来的中国问题情境侧重于社会问题。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进入了全面的后殖民，摄影也不例外，用中国符号来摆拍成为流行，我的《图片与录像的意义：物质痕迹与语境焦点》就是质疑“摆拍”中国符号而写的摄影评论，进而提出如何思考将镜头对准某个语境焦点，即真实痕迹背后的问题，这种摄影用我现在的概括叫当代“纪实”，而区别传统纪实。
1998年，倪卫华(当时和王家浩一起成立了“线性都市小组”)开始拍户外广告牌上的《发展是硬道理》口号，而我在这时就这个课题的实验性小展览也开始，因为在中国内地没有这种展览条件，我选择了香港的非营利空间——香港艺术公社，通过这些展览，我看能否将一些潜在的艺术可能性显现出来，而当时用“纪实”做图片的还不止倪卫华，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用着同一种方式。1998年我在香港艺术公社策划了“传媒的干预——当代艺术展”(这是在青岛国际艺术家工作室的传媒干预延伸展)上就有熊文韵的一组《川藏公路》的图片，图片拍的是川藏公路沿途树林被砍伐和货车下来时载满木头的车尾(这个主题展上还有朱青生的行为和录像《滚!》、米丘的《电视讲话》录像)。2000年我进一步思考艺术空间的媒体发布功能，策划了“今日新闻”展览，倪卫华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图片和崔岫闻的《洗手间》录像是其中的两件“纪实”作品。倪卫华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在2000年参加我在广东美术馆策划的“艺术中的个人与社会”展览。2002年我又将这个主题做了深入讨论，策划了带小型回顾性质的“批评之维：艺术对社会的监督”，请柬上就用了许晓煜的《超级形象》，将许晓煜创作的各种商品上的美国星条旗图案的这组照片拿出来再次讨论，还取张健君的“老年迪斯科”的一段录像作为我的阐释对象，反思中国的集体舞现象。也在2002年由我策划，许仲敏拍摄的《演说家角落》在香港艺术公社展出，这是对伦敦海德公园演说家角落的图片和影像记录，目的是反映有关华人的政治身份的空缺问题。
一系列的策划和思考使摄影成为了我的一个分支话题，《三组图片三组痕迹：<超级形象>、<川藏公路>、<发展是硬道理>》和《录像：文化与公共生活》就是我的《图片与录像的意义：物质痕迹与语境焦点》的深入，也是结合了具体作品的一次评论，当然也是对我所思考问题的一种小结。
2004年我的《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已经完成，这本书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给我最大号》是摩根·斯普尔洛克对麦当劳的炮轰的纪录片，布拉德利·麦克考伦和贾奎琳·泰里两位艺术家让弱势群体说话的图片和录像也在这本书中。2005年北京“墙——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的展览研讨会上，我用沙兰镇小学的那张“小手印”新闻图片作为演讲内容，明确将新闻纳入到当代艺术中，后来引伸出我的“艺术向艺术家挑战”的命题。
2005年渠岩拍了《权力空间》，这也是渠岩创作的转向，后来“纪实”成为了渠岩的主要方向，也在2005年我写了《从渠岩的<权力空间>谈起》发表在美术同盟上，2006年11月我定下计划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策划渠岩的“权力空间”和何成瑶的“心灵之痛”展览，渠岩的“权力空间”展与2007年5月开幕，这是我第一次策划的与“纪实”有关的个展。2007年9月何成瑶的“心灵之痛”展也开幕，重申了“新闻即艺术”的理念。2008年6月策划了何崇岳的“计划性生育”图片和装置展，图片是计划生育的口号，讨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渠岩在“权力空间”展览之后，又完成了他的《信仰空间》和《生命空间》两组图片，然后我又将三组图片合成一个主题，与张娜联合策划——“人间：渠岩的三组图片”于2008年9月在北京墙美术馆展出，“人间：渠岩的三组图片”展之后就是“繁荣?——金江波个展”，2008年10月在北京墙美术馆展出，这个展览与杜曦云联合策划，展览是有关加工厂的撤退和中国经济状况，展览本身一样的是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纪实”，而这些展览都是我用策划来支持当代“纪实”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