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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溟：我写过一篇文章《无边界的美术学院》，我们如果把艺术扩大化以后，用这样一种方法训练学生，至少他在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会成为发现社会问题的摄影记者。假如说我们美院培养出这样一种有眼光聚焦社会问题的新闻记者，对社会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情，所以美院，尤其在现在转型的时期，也许我这样一种姿态是过于激进，过于把艺术要消除掉，但是我们回头想，假如我们真的在艺术里面找回了前卫艺术的核心批判性与政治性的话，我们其实是把前卫艺术往前推动了一次，它不是说没有艺术，而是说艺术找回了它自己本来就应该有的属性，只不过艺术在艺术的既定概念下面，它真正有的精神给弱化了。我们关于什么是艺术，在今天来说，假如艺术离我们人的思考越来越远的话，艺术仅仅是视觉上的愉悦的话，不要说专业界，老百姓肯定也会觉得很无聊，我经常倒过来想，那个《小手印》的图片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而艺术家做的这个图片，看了以后都是一头雾水，我们很难说老百姓的鉴赏能力，他们的认识程度，肯定要反思我们艺术家本身，假如说一个艺术家在今天能用一种公共话题来建构自己的作品核心的话，确实他不是当代艺术，他是现代艺术。从我本人来讲，我不愿意纠缠艺术这个概念，看我们有多少值得做的公共话题值得我们去做，假如说把它做出来，不把它看成艺术，我觉得也可以。因为现代主义宣布艺术死亡，后现代艺术又宣布现代艺术死亡，干嘛我们不能宣布当代艺术也死亡了。假如这个艺术变成大家无关痛痒的话，让它再死亡一次有什么不好，这也是艺术史里面的激进姿态，其实也不可能，艺术依然会延续，我一直会反过来想，千万不要用艺术概念去阻碍艺术的发展，后现代有一个最大的价值，它是从可能性开始来认识这个事务，它整个运作模式，不是现有标准，而是倒过来，先让你出场，至于好不好以后再说，还没有出来，怎么知道好不好，或者你不让他的作品展览，你怎么知道它不是艺术。你为什么说这不是艺术，是不是艺术由美术馆先把它做出来，然后讨论，这就是我们后现代之后的特征，不要扼杀这种可能成为真理的一种潜在的力量，这就是自由社会中的自由和繁荣。所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直在这方面争论不休，保守主义质疑自由主义道德败坏，没有标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讲给人类带来美好的进程的，他可能更多还是依赖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会认为同性恋这个问题是人类道德的败坏，自由主义会认为同性恋是自由的选择，开放同性恋还是自由主义。
这个也是艺术的道理，其实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完全融合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我们认为艺术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我们也可以按照人文主义的标准，就是艺术是表达内心情感，艺术是审美，但我们换一种标准，艺术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关键在于我们首先是标准的多样化，以及艺术的转型要真正体现它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背景。当代美术也是讨论社会问题的场所，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不仅仅是审美，当代美术馆同样也是讨论社会问题的场所，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当代艺术是为了讨论社会问题的，美术学院的教学要引入社会科学教学，要让学生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的作品才能从个人的内心，人文的激情转换到社会观察，否则转换不过去的。比如说当代批评，有很多作品是不能用人文主义批评模式的，它肯定要用政治学方法批评，用法学方法批评。所以两个关键词在我的系统里面区分得清清楚楚，一个是中国符号，这是我反对的。还有一个是中国问题情境，这是我主张。中国符号是一个中国的标志与表象，就像让西方人一看这是中国的，问题情境是中国正在发生的，讨论的现象，这两种方法，对西方人来说，解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西方人解读中国符号容易，解读中国真正的问题其实很难，使得中国符号的作品在西方广泛被展览和收藏。如果西方人不是生活在中国，就是你出国十年，你再看中国的当代艺术，一样也不会有一种真切感。所以我一直主张中国的评论家、中国艺术家跟中国当代站在一起，你到西方去，喝了西方的洋酒，你再到中国来，以为你能鉴赏中国的当代艺术，这完全不可能。我经常会用一些词，比如搭着中国的脉搏工作，你要跟中国的脉搏一起跳动，搭不到中国的脉搏，你做出来的研究就有问题，中国问题情境是取代中国符号的。所以有些人把我的概念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我一直非常恼怒，就是这个原因，没有读懂我的文章就乱来点评我，我主张艺术评论先从中国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看一个艺术作品，我们怎么做，先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情境，其实就不能只要中文做作品，最难的是发现中国问题，不懂汉语，不会做中文的老外也知道这是中文，但是你要真正发现中国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每天都在变化，问题层出不穷。假如说中国艺术家对自己所处环境视而不见，这个就是艺术家的问题，是中国的公民教育出问题了，他没有把每个人作为公民是社会运作系统里面的其中一个政治力量，也许到今天为止，我可以说我依然是艺术领域的解构主义者，就是不断要突破艺术与非艺术的定义。我希望成为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建构者，我也希望后面还有再次对已经成为定义的那种艺术进行不停的批判。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担心，有一次有人向德里达提问，这个例子可以用在我身上，解构以后怎么办，德里达回答：首先要解构。如果有人问：全部是批评性艺术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一样的，现在批评性艺术刚开始，等这个艺术泛滥了以后我们再讨论，我们不要超前讨论还没有发生的问题。事实上我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关注艺术转型，那时候我用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来做评论，我一个人坚持这么多年。后来我看了一个汉斯·哈克的对话，由于他经常做一些社会作品，经常闯祸，有一次还因为作品打官司，他的作品一般小机构不敢接纳，因为怕惹麻烦。所以我们倒过来讲，针对社会问题越强的作品，我们不要害怕它泛滥，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我们的宣传不能让这样带有批评的声音发展到今天依然是常识性的，担心社会问题的作品泛滥的没有必要。假如说真的泛滥了还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这是政治学的摄影，也是艺术的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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