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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艺术最喧嚣的时代，有一群艺术家一直游走在边缘的边缘。喧嚣过后，他们依旧边缘并慢慢被遗忘，记录他们的经历和探索是对那段历史的另一种回顾
1985年前后，中国的前卫艺术达到了高峰。艺术史用“八五新潮”记录了那个充满理想而又裹挟着模仿痕迹的时代。
一些艺术家顺应这股浪潮，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在新世纪的艺术狂潮当中扬名立万；而另外一群艺术家因为地缘原因或者秉承独立的原则，一直游走在边缘的边缘。他们慢慢被市场甚至世界遗忘。
在艺术市场突然冷清下来的时候，北京“墙美术馆”内，三位一直醉心自我创作的艺术家作品聚拢到一起，回顾了与“八五新潮”同期，却始终与其保持距离的另一段“艺术史”。
北京之外的“WR小组”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随着“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北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前卫艺术的核心。一些艺术上的先知先觉者从各种途径找到来之不易的国外画册，研究西方美术思潮，寻找各自创作的方向。直到1985年左右，前卫艺术的实验创作达到高峰。
与此同时，偏安山西大同的几位艺术家一边从《中国美术报》中关注首都火热的艺术圈，一边怀着憧憬和不屑，试图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在那个地方是很孤独很绝望的一种感觉，大同离北京不远不近，但是很边缘。”艺术家朱雁光说。朱雁光是当年山西WR小组的一员。WR是“五人”的拼音字头，因为五位艺术家中的一位因煤气中毒早逝，另一位下海经商，实际上，只有三人——张盛泉、朱雁光、任小颖。
三人在大同一些喜爱前卫艺术的小圈子聚会上相识，因为艺术家的不羁性格，最初的相识并未激起相互的认同。当时大同歌舞团舞美队队长是当地前卫艺术圈的一员，定期举行内部观摩画会。朱雁光在一次观摩会上见到张盛泉，问他“你画什么画？”张盛泉说，“我研究艺术史。”朱雁光很不以为然，觉得“这个大个子没什么画拿出来展示，就会玩虚的吓人”。
但在后来的接触中，朱雁光发现，张盛泉这个没接受过系统艺术教育的银行职员有着惊人的超前观念。“他一出手就是很有力量的，用的绘画材料都是工业油漆，107胶之类的。都很粗犷，和我们精神上的一些东西是很默契的。”朱雁光说。
于是，三个人走到一起。“我们经常在一块探讨，做露天展览，有时候在云冈宾馆做完露天展览，就找个地方吃饭。三个人才三十多块钱。”艺术家任小颖回忆说。那段生活境况，WR小组与北京的前卫艺术家相差不多，在清贫的物质生活之外寻找着精神世界的方向。“自由知识分子，每一个个人的力量都是相当有限的，都需要一群人来做这个事，需要大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和整体的启蒙状态有关，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朱雁光说。如果说，北京的艺术家尚且有着可以相互交流的可能，那么在山西大同，这三位艺术家只能相互取暖。
游走在高潮的边缘
1986年，WR小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我的世界油画联展”上亮相。张盛泉以“大同大张”的名字展出了自己的小幅作品《火葬场》，画作中的黑色全部使用皮鞋油，画面强调阴影表现，有着强烈的哲学意味，在一片以写实为主的作品中十分显眼。“他的作品明显和别人不一样。”朱雁光说，“有的人还有点不屑，觉得用皮鞋油画画。其实他不是买不起颜料，是因为用皮鞋油和他作品的精神最能契合。现在人们明白用一些综合材料表现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并不都知道。”
WR小组的作品在山西大同的小圈内被口口相传，差不多同时，北京的“八五新潮”运动也如火如荼。1986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全国油画艺术研讨会”，正面探讨“八五美术新潮”的风起云涌，并且邀请了活跃的艺术家群体代表。后来成为著名艺术家的张培力、李山，评论家高名潞等全部到会。这些艺术家和批评家在会议上大谈新艺术和新思潮。事后有人回忆，“就想一起闹革命”。
艺术家王广义所在的北方艺术群体，谷文达等等偏重各自实验的个体艺术家，以黄永为代表的“厦门达达”群体都各自活跃在不同的地方，把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自我思考以油画、装置等等形式表现出来，虽然绝大多数技法和方向有着太多的模仿西方的痕迹，但是彻底颠覆了以往国内艺术千篇一面的色调。
“我们都是从《中国美术报》上看到的那些消息，因为地缘的原因、自我的原因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朱雁光说，“但是我们同时也在做自己的探索，所以既是参与了，同时也是在边缘冷静地看着他们。”
正因为没有过多地卷入，使他们有了冷静批判的眼光。“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有模仿，但是很快就放弃了，找到了自己的路，比如对于‘终极主题’的探索。”任小颖说。
北京的热闹局面，自发生长并逐渐达到高潮，1989年春节，中国美术馆的“八九现代艺术大展”，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在这个展览上，山西大同的WR小组也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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