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刊设计：传播文化新声

2001年受Robert Bernell委托写作《中国平面设计一百年》一书，拟译成英文在Timezone 8出版。写了一半时，Timezone 8遭遇财务危机，出版计划搁浅。我准备将已经完成的两个章节陆续在博客发表，现在先发第二章《现代书刊设计：传播文化新声》，共九篇，包括2-0.引言; 2-1.2-2.陶元庆的新形色; 2-3.书刊设计大师钱君匋; 2-4.丰子恺的漫画精神; 2-5.图案先驱陈之佛; 2-6.闻一多的未尽之才; 2-7.漫画家与书刊设计; 2-8.其他设计师。以下是引言部分：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文化仍然是旧文化，书面语言以文言为主，文学上则盛行“鸳鸯蝴蝶派”。“鸳蝴派”高张艳帜，满纸尽是“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虽然已经用白话文写小说，但仍保留章回体，除了擅于言情，更沉迷于武侠、黑幕、历史、宫闱之中，行文不脱旧式文人的趣味，因此一直被文学史家视为旧式文学。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白话文和新文学才得以勃兴，并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发展，最后成为主流。

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首倡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从而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新青年》迁往北京，集结了更多新文化的先驱人物，并借1919年“五四”运动之势，将新文化运动推往高潮。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则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擎起了新文学革命的大旗。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现代小说创作的肇始。之后的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未名社等文学团体，继续奉行鲁迅所倡导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反对“载道”的封建文学和“游戏”的“鸳蝴派”文学，令文学出现了全新的气象。

“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以狂飙突进的气势，向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发起攻击，并广泛引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对国民进行启蒙，带领中国迈入一个与世界同步的新时代。“五四”精神从此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涉世人格和国族责任感的源泉，成为孕育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的精神母体。

作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当时的书刊不仅在内容上振聋发聩，装帧上亦呈现了完全不同于线装书或“鸳蝴派”消闲出版物的面貌。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书刊设计师钱君匋，曾这样谈到“五四”运动对书刊设计的影响：“五四运动，袭击了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在文艺思想上掀起了一场大革命。那时的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得非常厉害……在封面设计方面，五花八门，各种派别都有，各种题材都有，各种技法都有，印象的，抽象的，立体的，不一而足。裸体女人上封面已经司空见惯，大胆到极点。”（注2）可见，思想解放的浪潮不仅直接催生了中国的现代书刊设计，更为它注入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格。而新设计，在准确地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诉求转译为视觉形象的同时，又以其多样化的艺术手段和新颖的形式，帮助了新文化的传播。

所以，现代书刊设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息息相关。它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精英文化的胎记，与月份牌设计的商业味道和民间气质截然不同。而这两种设计，恰好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平面设计历史的两条主线。

2-0-01 《巴黎茶花女遗事》，法国小仲马著，林纾译，丁可钧题签，玉情瑶怨馆刻，1901

此书虽是翻译文学，但仍采用木刻线装的古典形式。它以书衣包背，线不外露，已经较为接近现代的平装本。

2-0-02 《孤星泪》（即今译《悲惨世界》），法国嚣俄（即雨果）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设计者不详，商务印书馆出版，1907，32开，上下册

以彩色的藤萝、草地作为封面装饰，虽然与内容并无多大关系，但相对于素面黑字的线装古籍来说已经算是突破。

2-0-03 《孽海花》，曾朴著，设计者不详，小说林社出版，1909，32开，上下册

这个封面取用不对称的构图，海浪、荷花被安排在右偏下的位置，空出左上部来写书名，红色的书名题字与红色的荷花互相呼应，简单而巧妙，已显出现代设计的萌芽。

2-0-04 《礼拜六》第22期，丁悚设计，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1914，32开

《礼拜六》杂志是“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在上海滩的市民阶层风行一时。当时流行一句话，用上海话念起来朗朗上口：“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可见这本杂志影响力之大。其封面设计趣味与月份牌相近，喜用水彩或线描的美人头像，多数由丁悚执笔。丁悚乃丁聪之父，父子二人均属中国现代设计史和漫画史的重要人物。本期杂志在图像和题字之间的切割比例不太协调，但斜线的设计在当时而言已经算非常大胆。

2-0-05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即《新青年》创刊号），设计者不详，群益书社出版，1915

《新青年》的创刊号封面分为三个部分：最上端是一张众多青年在读书的图画，画中标有法文La Jeunesse(青年)，画下还用了五线谱作装饰；中间是美国作家、演讲大师卡耐基的肖像，饰以马蹄铁状的花边，肖像右边是红色的刊名，左边是卷数期数，更加上一个雄鸡报晓的图标；最下方标出出版社的名号。密集的西化符号的运用，表达了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推行新学、狙击传统的迫切心情。

2-0-06 《春水》，冰心著，设计者不详，新潮社出版，1923，32开，毛边本

冰心是“五四”运动中冒起的才女作家，这是她继《繁星》之后的第二本诗集。书衣以蓝色作底，居中是一幅春水图，涓涓细流中冒起数叶水草，轻柔的绘画笔触与秀丽的书法题字相应，洋溢着一股新文学的清爽气息。

2-0-07 《蜜柑》，沈从文著，设计者不详，新月书店出版，1927，32开

沈从文的这本短篇小说集的封面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书题，绿叶与蜜柑的布局恰到好处，书名与蜜柑同色，在白底上显得分外夺目。

2-0-08 《琵亚词侣书画集》，浩文（邵洵美）译，设计者不详，金屋书店出版，1929，64开，毛边本

二、三十年代，英国画家和设计家琵亚词侣（A.V.Beadsley，又译比亚兹莱）的装饰绘画在中国风行一时，其中尤以他为王尔德的戏剧《莎乐美》所作插图最深入人心。叶灵凤因模仿他的插图风格而有“中国的比亚兹莱”之称，遭到鲁迅的讽刺。闻一多早期的插图也有比亚兹莱的影子。邵洵美亦是比亚兹莱的崇拜者，他创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文学杂志，设计装帧完全以比亚兹莱设计的《黄书》(Yellow Book)为蓝本。这本《琵亚词侣书画集》由邵洵美亲自翻译选印，封面用浅灰色纸，以单黑印刷，内页页面上均有粉色的花边装饰，体现出邵洵美固有的唯美派作风。

2-0-09 《围着棺的人们》，秋田雨雀、金洋文子著，田汉译，设计者不详，金屋书店出版，1929，64开，毛边本

同样是邵洵美的金屋书店的出品，设计、用纸均非常讲究，以墨点垒成既似棺又似坟的图形，其大胆的死亡意象，与陶元庆为鲁迅所作《坟》的封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见另贴）；而即兴的写意手法，则堪与闻一多为徐志摩所作《猛虎集》的封面比美（见另贴）。

2-0-10 《蜈蚣船》，澎岛著，设计者不详，北国社出版，1933，32开

在鲁迅的倡导下，新兴木刻版画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以木刻作封面亦成为当时的潮流。澎岛是一个北方左联作家，他的这本《蜈蚣船》的封面左前方是一个紧握拳头的人物形象，远处是船只和房屋，天空上书写着红色的书名大字，与黑色的木刻形成强烈对照，是三十年代进步书刊的典型风格。

2-0-11 《花厅夫人》，林微音著，设计者不详，四社出版部出版，1933，32开

林微音是戴望舒发掘出来的一个文学青年，《花厅夫人》是他的一本小说。封面设计受到构成主义的影响，以中、法文的图案字体为主要的设计元素，采用斜式构图、大面积色块，风格非常欧化，中文图案字设计尤佳。

2-0-12 《第四十一》，拉夫列涅夫著，亚历克舍夫插图，曹靖华译，设计者不详，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937，40开

这是三十年代少见的精装本书籍。采用40开的异形开度，硬纸封面，黑底烫银字，设计简单大气。当时的良友图书公司在上海执出版印刷业之牛耳，只有他们才可制作出如此精致的图书。此书鲁迅一直有意自资印行，但未及付印他已于1936年去世，良友算是了其心愿矣。

1.北新书局1927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重印，第1页。

2.钱君陶《书籍装帧》，载《钱君陶散文》，陈子善编，花城出版社，广州，1999年，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