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上的“魔方”
大芬美术馆效果图
在奥运以后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种种耸人听闻的论述似乎已经大大减少，人们可以更冷静地回顾过去10年的中国建筑热。
通常，批评家把华人建筑师张永和1990年代中期成立“非常建筑”从事建筑设计看作中国实验性建筑——有别于国有设计院所和大商业设计事务所的、有研究形式的设计思路——诞生的标志，而在21世纪的头几年，他和王澍、刘家琨等一些具有个人风格的建筑师一度成为很多时尚杂志报道的对象。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传媒爆炸的时代，大量的设计合同也让所谓实验性建筑师难以摆脱商业市场的诱惑，有的以学院为依托进行学术探索，有的则完全冲入市场积极觅食，也有的在多级力量之间徘徊。
在混乱的多种权力、商业力量争夺的城市中，中国人对高房价的关注压倒了一切，所谓建筑风格的问题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在喧嚣了几年之后，关于“中国实验建筑”的种种话题似乎已经被之前对这一话题趋之若鹜的中国媒体所抛弃，在国外也有所降温——建筑师库哈斯推崇的迪拜也在经济危机中出现停工了。也许，这恰好可以说是一个用来回顾和反思的时刻。
“本土资源”并非“传统资源”
中国的实验建筑师的背景不同非常明显，比如崔恺、王澍、刘家琨三个人是在国内接受教育，他们对本身的传统资源和1980年代以后传入的新型建筑思潮进行了个人化的处理，而有国外留学经验的张雷和都市实践的孟岩、刘晓都等设计师则主要接受比较主流的现代主义设计思路，他们对基地情况、功能等的关注和“中国传统文化”这类议题没有多大关系。但他们都试图在混乱的建筑场景中作出个人的、积极的回应。
具有文人气质的王澍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校舍设计中，尝试把传统园林、民居建筑和当代建筑环境结合，其中一个特点是大量使用了废弃的旧瓦来作为建材——看上去有很强的装饰性——并在空间上尝试园林式的布局。
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任教的张雷在江苏南京郊县石臼湖畔设计的“砖房子”有别于富豪阶层的别墅，而是用低造价的材料为本地的文化人修建内敛的个人住所，而不同砌筑制造的肌理效果则显示了他对造型的一贯兴趣。
成都建筑师刘家琨并不讳言，建筑师需要适应目前中国大规模的、快速建设的现实，根据居住基地自身的历史资源、发展要求来确定具有延续性的应对策略，合理利用资源，同时立足于当代生活的功能，用当代的技术和材料创造真实的、当代的、具有地方特性的建筑类型。他在参与设计四川大邑县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时以一个大的中厅来作为反思的空间，这个聚落的其他博物馆也是由国内外知名建筑师设计，不过多数的设计显然和当地环境没有对话，而且建筑质量本身也有问题，相比之下，刘家琨一贯主张“低技策略”，使用廉价红砖、容易建造的形体而构成建筑，恰恰保证了他的设计的完成度——尽管这也许并不是他最具有情趣的设计。
深圳的都市实践设计事务所针对城中村、罗湖老城区的发展曾提出一系列研究计划，通过对具体的建筑环境进行研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或启发性的改造方法。而他们为著名的油画村——集合上数百油画作坊的大芬村设计的美术馆就是其中之一，设计了灵活的展示空间和通道、厅堂，试图让美术馆成为一个新的公共交流空间，让村民可以随意穿行，也能和周围城区的人有积极的交流。但问题是美术馆真正建成后一度门禁森严，与相邻社区和学校的连通桥并没有敞开，屋顶开敞的公共空间也不得随意停留，这种管理上的缺乏再次证明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硬件，而是公共财政制度、管理制度和人的素质等“软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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