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这位男士。

　　吴迪（渣打银行 经理）：您刚才说写字叫忘我，心中无利，方能写好，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让我想起金庸笔下的剑客，手中无剑，心中无剑，方能是大侠。我是一个商人，做银行的，我心中有利，每天要算我能挣多少钱，那我这样的人能不能写好字？

　　范曾：这是非常有意味的问题。古代的商人有儒商，也是我本家 范蠡。他是一个大学问家，曾经做过大臣，他经商了不起。如果讲你经商又非常有成就，经商你不是为了赚钱，你经商是为了用你的劳动，在商品的流动过程里对社会创造幸福，那你写字又在精神上达到一个境界，这是完全可能的，不要看成是一个矛盾的。

　　第三个问题，谈谈中国书法是一个自足的体系。就文化上来讲，这个自足的体系非常重要。中国的诗歌从《诗经》到《楚辞》、到汉赋、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整个它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社会里形成。中国虽然讲一个自足，其实这种自足来源于它的文化的多元。中国因为幅员广大，所形成的多元文化，来源于远古时代的、轴心时代的中华民族的传承。中国在这个自足的体系里，她没有真正发动过一次真实的对外的侵略。唐代有过一次，高仙芝，叫他开边，说开边是什么呢，当时西北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对中原不友好，因此就把它打得远一点，结果他打到中亚去了。唐朝中央政府讲，谁叫你打那么远的赶快回来，高仙芝回来了。有这么一次，为时不长。所以中国从古以来，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没有发动过本质意义上的侵略战争的一个民族。因此在这个和平的环境里，她所形成的文化，她有一种自足的、一种存在的意义。自足是不是就是保守呢？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像在唐代，当时波斯、中亚、一直到罗马，当时罗马叫大秦，罗马的文化她都吸纳。所以讲中为体西为用，这是自足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现在有些学者提出了西为体中为用，你本身就是黄皮肤是不是，龙的传人，你怎么成了西方体？我就要首先问他：西为体中为用，那本末倒置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你本身吃透了没有，你看够了没有，你还没吃透、没有看够，你就妄自下一个结论，讲中国的不要，我们要以西为体以中为用，荒诞。那么中国书论家提出：古不乖时 今不同弊。这个古代的东西和今天不会有根本的矛盾，今天的东西不会从古代接受它的毛病。那么这个，一个既传承和发展的思维，已经在这八个字里体现出来了。我想书法也是这样。你说书法自足了，那我们是书法家要创新、要创造，怎么办？我们鼓励创造，鼓励创新，可是有个前提：你本身下的功夫够不够。有很多人走路还没走稳呢，就要快跑，就要跳栏，那做不到。也许你会找到一个观众，而且非常欣赏你，就是你自己。在艺术界这样的人很多，很多自认为大师的就是他自己在称自己大师。我曾经给一个朋友讲，我说有一个人很崇拜你，他说谁呀，我说就是你。

　　所以讲老实说我们现在拿起毛笔来临帖，才临了多少遍？朝学执笔暮已大师，天下没有这样的奇迹。我现在想请一个是我的学生，内蒙古书法协会主席，蒙古人，可写汉字写得极好的何奇先生，来谈谈他学书法的体悟的过程好不好？

　　主持人：好，有请。

　　何奇耶徒（内蒙古书法家协会 主席）：我们反复地、持之以恒地不断地练习一个经典的书法作品，我们可能会达到神似；那么我们再不断地、持久地、持之以恒地长期临习这个优秀的经典，我们可能会走入他的这个书家的精神世界，甚至对他的书法作品更多的理解。王铎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大书家，他曾经讲过他学习书法是一日临帖一日应酬，所以才能达到五十而自化。我们又没有他那样的才能，所以我自己是一个星期，六日临帖 一日应酬。

　　主持人：六天每天用多长时间呢？

　　何奇耶徒：刚才先生说了，我是蒙古人，对于汉文也不是太了解，所以我就时间多一些。大概一天最多的时候在十个小时，少的时候是两三个小时。

　　主持人：那一周有四十八小时左右的时间临帖。

　　何奇耶徒：对，甚至有的时候比这还多，但这不是绝对的，基本上是保证每天要写，只要我在家就必须写。

　　主持人：那别的事都不干了，就临帖。

　　何奇耶徒：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没有社会活动，也没有应酬，也没有什么官职，也没有其他。上完课回来就是写字读书。

　　主持人：是教书法吧？

　　何奇耶徒：就是教书法。

　　主持人：就是教书法。

　　何奇耶徒：对。谢谢大家 谢谢

　　主持人：四十八小时那这个也太多了。

　　范曾：这个也不多。

　　主持人：还不多？

　　范曾：就拿我来讲吧，要说工作，每天早晨五点钟起来就读书，读两个钟头吃早饭，整个上午四个钟头基本上是要工作、画画 、写字，或者写文章。那么下午我一般是休息和应答，每周至少工作也在四十小时左右。

　　主持人：星期六星期天也不例外的？

　　范曾：一点不例外的。

　　主持人：节假日都是这样？

　　范曾：对。

　　主持人：这个非常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范曾：继续讲中国书法是自足的体系。中国在这样一个自足的体系之中，必然形成了它对书法历史的发展的观念，而这个历史发展观念是随时代不一样的。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在乾嘉之际，因为朴学上升，什么叫朴学呢？中国的学人叫考古研究，这个成为一个大的学问叫朴学。朴学上来以后，因此碑刻看得越来越多，因此在这个时候帖学就让位于碑学。中国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就是没有走出乾嘉时期碑学的观念，而碑学观念的代表主要的就是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他认为帖不重要，像王羲之的《兰亭》它是帖，他需要看原始的碑，看魏碑、看汉碑，魏碑汉碑碑学大兴。康有为是一个很极端的人，他认为魏碑没有一块差的，魏碑皆好。那么乾嘉时代这种影响到今天，而且我想书坛上的一些人，也就认为写得像魏碑就是高手。如果你真正写得像魏碑，我服了。魏碑真是像康有为讲的，没有一品不好，因为它本身天真，本身质朴，不是因为自己想装天真，而心里已经有非常明白的计算。表面装得很憨厚很天真的人，最令人讨厌知道吗。你们也许读过莫泊桑的小说，有个比较不守规矩的女人，每次和男的做一些不雅的事情的时候，都说我这是第一次，做少女状，这种装腔作势的是最令人讨厌的。现在书法界很多人的字，我认为装傻。一个书法理论家对人们讲，你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写字，一定比你睁着眼睛写字写得好。我深深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你们要知道书法艺术、绘画艺术是视觉的艺术，这个眼睛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把眼睛蒙起来再写字写得怪里怪气的，而现在欣赏的标准就是以怪、以丑、以乱、以脏为准，只要你写得怪乱脏丑就是创意，还会有很多的理论家来分析：这种创意的构成是多么地奇妙，它怎么样表现主义，怎么样现象学，怎么样符合柏格森的精神学等等，不一而说。其实他们对柏格森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你到一个书法展，大体上看到一个个都认为自己有个性，加起来是集体无个性，大家都歪歪斜斜。你看看一个人走路，你比如讲我范曾走路，一定是这样，这没有装的意味。有人走路这样，东倒西歪，能走出什么样子来。东倒西歪，只能说明你体格不健全，心理不稳重。有的是天生的，做协和步，这样颠，这样颠，有人写字也有这个意思。如果讲是天真的傻瓜，他这个简钝比那个装天真、比装傻要好。他天生本来就傻乎乎的，你本来就是个狡猾之徒，眼神里看出不是东西。

　　你们到书法展览，可以看到无数的这样的作品。如果讲中国的书法按这个方向前进的话，中国书法没有前途。

　　诸位看看几张画：这是《礼器碑》 ，这个碑用笔好像细秀，可是仪态万千，很端庄大方，有朝廷命臣之感，像个朝廷的文官，有庙堂之气，这是《礼器碑》给人的感觉。有很多的碑，比如讲 《西狭颂》，开张非常大；这个《张迁碑》很浑厚华滋；陆机的《平复帖》，这个陆机《平复帖》虽然字数很少，可是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藏家张伯驹当时倾家产而买回来的，张伯驹是个非常热爱祖国的收藏家，这个《平复帖》他捐给国家了；这是王珣的《伯远帖》，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帖，虽然这么点字是乾隆最喜欢的三希堂 法帖里面的一种。你们知道现在流传下来的帖，你比如讲怀素的《苦笋帖》，我刚才提到的张旭的《肚痛帖》，都是写个便条，这个便条留下来了，现在成了书法至宝了。怀素写的《苦笋帖》应该知道，苦笋味道很佳 乃可迳来，就像范曾先生喝了杯茶，这个茶很好，写个条子给人，请你再给我买两斤一个意思。这种便条它会成为一个千古的杰作，为什么？写这个字的时候他很随便，不经意。书法太过经意不行，太放松也不行，要在经意和放松之间取一个折衷点。这个是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这个《兰亭序》曾经有过争论：郭老 郭沫若就讲《兰亭序》是后人伪托，南京的一个大学问家高二适就和郭老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名的一次争辩。可是就我看《兰亭序》应该是真迹，因为《圣教序》是集的王羲之的字，集的字能集那么多，而且和《兰亭序》如出一辙 。如果讲西安唐太宗的墓，如果打开一定有王羲之的字。因为当时唐太宗搜集天下王字，就像后来宋高宗专门搜集天下米字一样。唐太宗他也是非常爱书法的，他的墓里一定葬着王羲之的字。如果讲王羲之的字有大量出土的话，那中国书法绝对要改写，这个无穷的宝藏我们还等待着。这是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我看这个颜体的书法成为中国书法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流派，厚重、端庄、而且有力。看了颜真卿的书法，你会精神为之一振，你为人也应当像这样方正不阿。这么优美的字一直到今天，我想很难有书法家能够超越它。有的艺术你要超过它不是很容易的，就像牛顿讲科学家：科学家仅仅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跨一步，这是牛顿这么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讲的。那么我们怎么又可能讲自己还没跨步，就讲已经超越了古人呢，自己还没临几天帖就要创造呢，创造是那么容易的吗？我想书法给人的感受应该是多方面的：情绪上的、品格上的、为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