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娜走过来跟我们站在一起，咬着嘴唇，擦着眼睛。
“阿娜，什么是‘屈拉蒙塔那’？”我问。
“一种北风，”阿娜说，“人类所知道的最任性、最残忍的风。”
“‘屈拉蒙塔那’是魔鬼的呼吸，”乔瑟普说，“这里只是用作精神错乱的另一种说法。”
“卡达奎斯的村民有时看见达利晚上在月光中，站在他的棚屋顶上，”阿娜回想着往事，“穿着睡袍，像音乐指挥那样手持指挥棒。活像某种仪式的司仪，他在指挥风的音乐。”
“‘屈拉蒙塔那’横扫比利牛斯山区，威力巨大，我都能倚靠着它站着熟睡过去，”乔瑟普说，“听我说，斯坦，假如你想搞懂萨尔瓦多· 达利，真正理解这位画家和他这个人，你就必须弄懂‘屈拉蒙塔那’对阿姆珀丹造成的灾难。人们总不会忘记达利是真正的加泰隆人吧。 ‘加泰隆之光’。可他也是骗子和盗贼。在接受采访时，他坚持说疯女人莉迪亚给了他启发，从而形成了超现实主义。事实上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事实是达利从卡达奎斯一个名叫安吉尔·普兰尼尔斯的年轻画家那里偷走了超现实主义的概念，然后又密谋毁掉了这个年轻人的前程。阿娜，就像他毁掉你父亲的前程那样。”
她转动着那对栗色的眼睛。“也许这是真的，乔瑟普，可没有‘屈拉蒙塔那’，达利的天才不可能开花结果。”阿娜说。
乔瑟普下了结论。“没有‘屈拉蒙塔那’，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超现实主义。”他说。
我耸耸肩。我对此并不在意。我喜欢这类闲言碎语，但我并非专业性地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我并非专业性地对艺术史感兴趣。我对 “屈拉蒙塔那”没什么兴趣。说实在的，事情的底线再清楚不过了：我只对钱感兴趣。
“乔瑟普，你结过婚吗？”我问。
“没有，”他说，“我没结过婚。我很遗憾地说我不知什么是爱。” 他皱着眉头，“但人生在世，得活到老学到老啊。”
回到我的办公室，所有黑色和棕色的真皮都闪闪发亮，一尘不染，我把一大张世界地图钉在墙上，上面有查找索引和标明客户所住地点的小旗。我用不同颜色的图钉代表重要城市所在区域。IIC打算创立一种经销特许权，在欧洲和美国主要城市都设一个达利画廊及办公室，我们戏称为“麦达利”。在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之前，我只好为了工作奔波于迈阿密、巴黎、伦敦、纽约、马德里和瑞士的巴塞尔之间去看艺术展览。我也四海为家，轮换着住在斯德哥尔摩格兰德饭店、巴黎乔治五世旅馆、威尼斯西普里安尼宾馆、纽约莫里斯旅馆（中央公园老店）和洛杉矶贝弗利山庄吉米·斯图阿特套间。我甚至去开罗寻找一幅我希望能卖出巨额利润的达利作品。为了给客户们以深刻的印象，我特地站在佛罗里达圣彼得堡私人达利收藏馆门前，拍了一张与著名的铜制达利签名的合影。我的客户都很贪婪。什么都阻挡不住他们对一项更有利也更昂贵的投资的渴求。一遍又一遍，我重复着早就烂熟于心的时髦话。“据一家英国的投资杂志估算，萨尔瓦多· 达利的艺术作品在1970至1980年间价值每年上涨，而那只是刚刚开个头。等到达利死了，价格将会猛涨。”在那个时候，没有哪一项其他投资敢保证每年有的收益。我觉得我鸿运高照。美元处于前所未有的低位。黄金也变成了糟透的投资。在房地产市场，几乎都赚不到什么钱。小的投资者难有收获。而对我来说，身为艺术顾问和投资经纪人，达利是上天赐予的宝贝。他来得恰逢其时。这位画家76岁。在报刊杂志上，他的尊容活像衰弱的老青蛙。我盼望着、祈求着他快点上西天。
可晚上我却睡不着觉。终于睡着了，又做起可怕的噩梦。
个把小时我就惊醒一回，浑身大汗淋漓。
每天早晨，我必得洗淋浴，冲走我肌肉的酸痛和负罪的臭气。是的，我有负罪感。外表上我像个胜利者，但内心深处我感觉自己是个失败者。我在赚取金钱—不，不是赚取，而是在抢，但我抢了没有逃走。我一直在搜寻更多掖着藏着的钱、未经许可得到的钱、黑钱—随便什么钱。哄骗、蒙骗、诈骗令人兴奋，这可是乐趣无穷、回报惊人的买卖。没过多久，我就看出来了：IIC投资的钻石并不纯净、晶莹，它们是存在颇多瑕疵、切割也有问题的廉价货；公司出售的上等房地产也不过是加拿大荒野中无边的森林，所谓达拉斯城外上好的城镇房产其实就是得克萨斯乡村放牧的田地。钻石实际上没什么价值，地产也是如此。我像卖棒棒糖那样出售达利作品又怎么样呢？也许它们就是棒棒糖，是稳定和满足IIC保持国际客户数不断创出新高的糖精。我在经受一种内在的危机。还款的日子将会到来，这我心里清楚。在何时？在何地？只有事到临头我才能知晓，因此我得设法让事情尽快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