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中午，在巴塞罗那，毕加索最老的朋友曼纽尔?帕拉尔正在听广播。突然，节目中断了，紧接着便播放了帕布罗?毕加索已于今晨逝世的讣告。闻讯后的帕拉尔立刻搭乘下一班飞机赶往尼斯。不久，他便站在了德维圣母院那装有铁丝网的大门前。他希望能向这位结交了八十年的老朋友致以最后的敬意。天下着大雨。大门由牵着阿富汗猎犬的乡村警察看守着。他们用内传电话向屋内通报了他的到达，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毕加索夫人不允许他入内。于是，这位九十一岁的老人就在倾盆大雨中伫立着。 玛雅、克劳德以及帕罗玛得到的是同样的答案。他们也被拒之门外，无法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甚至就连父亲的葬礼，他们也无法参加。列入被拒名单的还有毕加索的孙子帕布里托、孙女玛琳娜，伊内丝——当然，还有特蕾丝。[图092] 在德维圣母院里，毕加索躺在自己的床上，身上盖着一件黑色的西班牙式的绣花斗篷。4月10日早晨五点，毕加索的灵柩被抬上了灵车，身披黑色斗篷的雅克琳坐在司机旁。灵车离开穆更，向沃温那格堡驶去。那儿就是雅克琳决定埋葬丈夫的地方。从一开始，雅克琳就十分讨厌这座城堡，后来，就连毕加索本人也对它有了厌恶之心，但是，这里足够偏远，比别处更加僻静。所以，她才选择了这里作为毕加索的安身之地：毕加索将被孤零零地安葬在这儿，就像他的晚年生活一样，与世隔绝。喝得醉醺醺的保罗跟在灵车后面，同行的还有凯瑟琳、理发师阿里亚斯（Arias）、秘书米格尔以及从西班牙赶来的吉里斯夫妇。从穆更到沃温那格堡，途中大部分都是快速公路，可是雅克琳却选择了一条更远的山路。昨晚，雪下了一整夜——这在4月的法国南部是极罕见的——原本崎岖狭窄的山路这下更难走了。由于这场雪，一辆卡车被人遗弃在路边，从而堵住了车队的去路。只有先找来扫雪车将路面清扫干净，送葬的队伍才能通过这个转弯，离开山路，沿公路赶到城堡。 掘墓工人和来自沃温那格市的市政代表团正等候在通往城堡的石阶旁。这里就是雅克琳决定埋葬丈夫的地方。但是，这儿的土地实在太坚硬了，铁铲和锄头根本派不上用场。突然之间，原本静谧的雪景就被钻机发出的噪音打破了。 不一会儿工夫，墓上就竖立起一个巨大的黑色铜像，刻画的是一个手持花瓶的女人。这是毕加索于1933年在布瓦吉鲁铸造的特蕾丝的雕像，不过，雅克琳并不知道。 特蕾丝回忆说：“我给毕加索的秘书米格尔写信，告诉他：‘我不能来参加葬礼，因为他们不让我参加。所以，请他代我吻他，’然后，我对他为毕加索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当我知道他们会在沃温那格堡下葬时，我赶到了那儿，请求他们让我进去。结果，一名警察和园丁走了过来，他们告诉我，里面的人们实在是太悲痛了，根本无法接见我。我只好离开了。后来，我听说克劳德和帕罗玛以及玛雅也都去了，可是也未能如愿以偿，因此他们只好把带去的鲜花放在了沃温那格市的公墓里。” 毕加索曾经预言：“我的死亡，将会成为一次沉船事故，当一艘大船沉没时，船上的人是无法全身而退的，他们将随着大船一起沉没。” 帕布里托曾恳求父亲让他参加祖父的葬礼。依然喝得醉醺醺的保罗告诉他，雅克琳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就在人们为毕加索举行葬礼的那天早晨，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孙子喝下了一瓶含氯化钾的漂白剂。事后，他被人送到了安提贝医院，可是一切都太晚了，医生已经无法挽救他的消化系统。三个月后，也就是1973年7月11日，他最终死于消化溃疡。在这几个月中，他全靠手术和移植维持生命。特蕾丝为他支付了全部费用。为了挽救孙子的性命，她不得不卖掉了几幅毕加索的画。 关于他死后遗产的处置问题，毕加索曾预言：“那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更糟糕。”由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和遗嘱，再加上还有三个非婚生子女，而此时法国关于非婚生子女权益问题的法律尚未出台，所以，一切都处于混乱之中。究竟谁才是继承人，又能够继承到什么，都没有定论。
毕加索死后九个月，法国通过了一项允许非婚生子女继承父母遗产的法律。该法律规定，继承人必须在22周岁前提出其身世的确凿证据，才能在其父母死后继承遗产。弗朗索瓦丝早在克劳德和帕罗玛21岁时就已经在法庭登记过了。这样，当相关法律出台时，他们就可以不受任何年龄限制，要求得到相关权利。 这条法律的出台，使雅克琳和毕加索企图剥夺其非婚生子女应有权利的想法完全破灭。既然毕加索已死，雅克琳就只能死死地攥住他的鬼魂了，就像毕加索在世时，她死死地抓住他本人一样。她卧室的百叶窗一直关着。“自从毕加索……死后，我就再也没打开过它们。”她解释说，在说到“死”字时，她显得有些犹豫。她在就餐时，仍然会留出他的座位，并且用黑色的斗篷和燃烧的蜡烛举行一些古怪的仪式。当地人对此窃窃私语，议论纷纷。还有人听到她宣布说：“姆斯季斯夫?罗斯托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和迦琳娜?维什耶夫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昨天曾来过，而且维什耶夫斯卡娅还为我和毕加索唱了一夜的歌。” 1974年3月，克劳德与帕罗玛被确认为合法继承人。随后不久，玛雅的身份也得到了承认。1975年6月6日 ，年仅54岁的保罗因为长期吸毒和酗酒，导致肝硬化，不治身亡。他的两个子女24岁的玛琳娜和16岁的贝尔纳成为他的继承人。这样，毕加索遗产的继承人就确定下来：雅克琳、玛雅、克劳德、帕罗玛、玛琳娜以及贝尔纳。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确定遗产的范围，以及每个人的继承份额。在克劳德与帕罗玛的请求下，巴黎中央民事法庭的公证人皮埃尔?则克利（Pierre Zecri）被指定为官方遗产管理人。著名的艺术专家莫利斯·雷姆（Maurice Rheims）接受委托，对毕加索留下的几千件作品进行估价。至于那些纠缠不清的遗产份额的分配问题则交给一批出色的律师，由他们全权处理。据估计，付给他们的费用累计起来，都有一份遗产之多。对此，克劳德说：“在这个家里，任两个人都无法就一件事达成统一的意见。”分歧与不和永远都是这个家庭的主宰者，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仍是。 1977年9月，毕加索的遗产继承案终于告一段落。遗产总值达到二亿六千万美元。据说，由于考虑到纳税的缘故，这还只是个低估的数字。在雷姆和他的评估小组所拍摄的近五万幅作品中，共有1885幅油画，1228座雕塑，2880件陶器，18095幅铜版画，6112幅平版画，3181幅亚麻油毡浮雕版画，7089幅素描和画在149个速写本上的4695幅素描与速写画，11张挂毯以及8张地毯。国家从这些作品中挑选一部分，作为遗产税。让?雷玛里和多米尼克·博索（Dominique Bozo）被任命为毕加索博物馆馆长，并负责挑选作品。他们挑选出来的作品将被收藏在即将在巴黎建立的毕加索博物馆里。雅克琳继承了遗产中最大的一份，几乎占了整个遗产的十分之三，这其中包括了德维圣母院及沃温那格堡两处地产。玛琳娜与贝尔纳各自继承了遗产总数的十分之二多一点，其中有十分之一是后来从祖母奥尔嘉那里继承的。玛琳娜得到了拉加利福尼别墅，而贝尔纳则继承了布瓦吉鲁别墅。玛雅、克劳德和帕罗玛每人得到了遗产的十分之一。他们通过抽签的方法得到了早已分好的毕加索的作品——他们抽到的签决定了他们所取得的遗产的份额。此外，还有一次富有人情味的选择机会：玛琳娜挑了一幅她祖母奥尔嘉的画像；克劳德选择了自己的画像，玛雅则得到了她母亲的一尊雕像。 1977年10月20日是特蕾丝与毕加索相识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五天之后，毕加索便诞辰九十六周年。然而，特蕾丝却选择在这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在朱安雷潘的寓所里上吊自杀了，时年68岁。她在给玛雅的遗书中，说这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 玛雅说：“你必须明白，他的存在对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她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死就走上了绝路。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原因……她疯狂地爱着他，为他着迷。她认为她必须照顾他——哪怕是在他死后！一想到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她就受不了。他的墓前围满了人，可是他们却永远都无法给他以她所给予他的一切。”
1986年10月15日，午夜刚过，雅克琳打电话给位于马德里的西班牙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奥莱利欧·托兰特（Aurelio Torrente），商讨十天后将在马德里开幕的由她精选的毕加索油画作品展的最后细节。她向他保证，她一定会出席开幕式。凌晨三点，她躺在床上，把床单一直拉到了下巴上，然后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雅克琳留下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可以参加她葬礼的所有人的名字。 这就是毕加索留给后人的极富悲剧性的黑色遗产。他留下的艺术遗产必须和我们的时代结合起来欣赏。他的作品充分表现了整个世界在本世纪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情景，也许，这种情景根本无法以别的方式来表达。同时，他也将这种分裂的风格带到了绘画中，后来，这种风格还分别被勋伯格 （Schoenberg）、巴托克 （Béla Bartók），卡夫卡（Kafka）和贝克特 （Samuel Beckett）分别引入到了音乐创作与文学作品中。毕加索将现实主义世界中的消极与否定推向了难以逾越的巅峰——以至于后继者的一切创作都只是对他的种种阐释。皮埃尔·戴克斯写道：“他无疑是这个浮士德式的现代社会中最具浮士德特质的艺术家，他的目标是无限，这也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他会与上帝和解的可能性。” 毕加索的悲剧在于，他一生都渴望能在绘画上臻于极致，可是直到死，他才知道自己并没有达成所望。虽然他也像莎士比亚和莫扎特一样多产，一样富有创造性，可是他们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毕加索并不是个永恒的天才。琼森在为莎士比亚写的墓志铭上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而属于全人类。”如果，把这条墓志铭用于莫扎特，恐怕就算是萨列里（Salieri）也只能点头认同。我在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那参观毕加索回顾展的百万朝圣者一样，被过分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以至于将他高置于山峰之巅，没能给他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在结束本书时，我才意识到，事实上，毕加索是一位受到时代局限性束缚的天才。他就像一座地震仪，真实地记录下了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各种冲突、骚乱以及痛苦。 此后，有关毕加索的文献资料及著作突然多了起来。在书中，那些早已觉察到毕加索的天才灵感中隐藏着一个致命缺陷的人们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早在1914年，俄国艺术批评家雅科夫·图仁霍德（Yakov Tugendhold）在谈到毕加索追求“无限尺度”时，曾说：“这位勇猛无畏的堂吉诃德的所有作品都体现出一种浓烈的悲剧色彩。他是一位追求绝对的游侠……注定将以一场永恒却无望的探索结束一生。因为，艺术的本质是动态的，不可能永存；当人类因热爱这个世界而‘乞求飞逝的瞬间停留下来’时，艺术充其量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稍作停歇。” 就在毕加索用他的那幅《亚威农少女》震撼了全世界的那一刻，他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他把画家的身份当成了一件精致的战斗武器，以此来对抗那蕴涵于艺术创造与赞美生活中的一切情感，并用它反抗自然、人性以及创造了这一切的上帝。艺术家兼艺术批评家米歇尔·艾尔顿（Michael Ayrton）于1956年写道：“此刻，我必须坚定立场，坚决地与那些不把毕加索奉若神明的人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毕加索并不是神。尽管他所取得的成就的确令人叹服，但清醒的神志提醒我，他的作品之所以永远都无法臻于极致，正是因为其中缺乏一种要素，即一种不辩自明的深度。宁静的核心。” 毕加索在过完85岁生日后不久，曾说：“要把某种绝对的东西放到蛙塘里，实在是太困难了！”可是，无论有多么艰难，设法在世界这个蛙塘里加入某种绝对的东西，这难道不正是艺术最重要的功效吗？毕加索不仅通晓绘画，而且多才多艺，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力。通过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再加上他那惊人的技巧，毕加索向世人展示了我们这个蛙塘里的泥污及其上空的夜色。当然：“有太阳才会有影子，只不过，了解黑夜也同样重要。”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具有一种理性美，这是一种超越了艺术所描绘的黑暗与梦魇，远在艺术所发出的人类痛苦的呼唤之外的理性。得到它，也就得到了祥和、秩序与安宁。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及莫扎特的《魔笛》中，爱驱散了恐惧，善战胜了邪恶，从惊恐与丑恶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和谐美丽的新秩序。俄狄浦斯大声呼唤道：“在经历了种种残酷的考验之后，年迈的我在高贵的灵魂的敦促下，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都好。”
晚年的毕加索则充满了绝望，饱受憎恨的煎熬。至于他的艺术，他曾对安德烈·马尔霍说过：“他不需要任何风格，因为他的愤怒将会成为我们时代风格的主导因素。”的确，他的愤怒主宰着我们的时代风格，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现在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愤怒之外的某些东西。梅耶·沙皮罗（Meyer Schapiro）写道：“现代艺术家们，发掘出来的资源比现代性所包含的更为丰富——这些丰富的资源，往往连艺术家本人都不知晓。如果现代艺术家们的艺术能面向所有他们能感觉到的或热爱的一切事物，”那么，他们就会在艺术的召唤下开始探索，将那些未知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 米歇·雷里斯在回顾毕加索之死时写道：“两三天后，报上刊登了一位艺术研究者献给已故的毕加索的一篇文章，我读了此文的结尾……他让人想起了一段传奇，在这段传奇中，有个声音大声地宣布了异教时代的结束，基督教时代由此开始：‘潘，伟大的潘死了！’这究竟是一个世界的结束，还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呢？” 当我们迈向另一个世界，步入新世纪的时候，毕加索——那个与已逝去的旧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毕加索，会对这个即将诞生的新时代说些什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