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VI年10月15日 我的爱人： 我得陪保罗，就不能来陪你吃晚饭了，之后我还要见这里的“卡塔卢尼亚老乡”。明天我才能够过来吃晚饭，尽快地见到你，去见你是我现在的幸福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 每一刻都爱你更多一点。 你的， 毕加索 毕加索“幸福生活”的中央是朵拉。这封信是写给特蕾丝的。特蕾丝暮年时回忆道：“当时有些事情弄不懂… …努什，朵拉。”她可能也已经注意到，自己在毕加索近期的作品中变得又老又丑了，而那个黑头发的女人在1937年初的作品中显得美丽祥和至极。3月2日的一张画作里，朵拉画成了睡美人的形象。朵拉僭越了特蕾丝在毕加索心中的地位之后，把她在艺术作品中的位置也侵吞了。[图060] 毕加索曾经说过：“一个姑娘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绘画中退出来，心中一定非常痛苦。”越是和朵拉缠绵悱恻，他给特蕾丝写的情书就越是情意绵绵。而特蕾丝居然相信这一套。倒不是因为特蕾丝傻，也不是因为她不知道毕加索有了“别的女人”——朵拉已经成了毕加索公开的情人，算不得是什么秘密了。特蕾丝相信这些只因为毕加索给她制造了一个能够赖以生存的假象。毕加索和她自己亲手断绝了别的生存之路，现在她已经无路可退了。与此同时，毕加索对朵拉也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朵拉不得不痛苦地勉强接受这个事实——虽然自己已是毕加索的正式情人，却不是、也许永远都不是他惟一的情人。 就在毕加索忙着在与朵拉的新恋情中树立自己的威严地位时，西班牙那些参与暴动的将军们正忙得团团转。正如莫拉将军（General Mola）所说的，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起“威严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莫拉认为“有必要扩散恐怖气氛。”此时共和政府还控制着首都马德里以及北部、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暴动军队蓄意制造的恐怖气氛蔓延开来，变得越来越邪恶。1937年初，毕加索写了一首诗来讥讽佛朗哥，诗中充满了暴力形象。佛朗哥在诗中被描述成一个讨厌的秃头男子。这首《佛朗哥的梦和谎言》（ Dream and Lie of Franco）用西班牙语写成，还是那种不拘句法语法规则的无意识写作风格。正如她曾经对萨巴特说的那样：“与其让我去遵从一套不属于我的语法规则，还不如我自己发明一套语法呢。”这首诗还配上了18幅同样暴力、愤怒和恐怖的铜版画。佛朗哥这个攻打西班牙的野兽，注定了要当毕加索瞄准的靶子上的死对头。 毕加索的生活又开始了新的一页。3月下旬，毕加索搬进了朵拉给他找的一处位于奥古斯丁大帝大街7号（rue des Grands-Augustins）的新画室。朵拉自己则住在隔壁的萨伏瓦大街6号（rue de Savoie）。波耶蒂大街上那个奢华的家被毕加索用来当储藏室，这样处理比任其荒废掉从感情上来说也容易接受一点。相比之下，奥古斯丁大街的这处机巧古怪的新房子更投毕加索脾胃。这处房子混杂了空间感和神秘感，黑漆漆的旋转楼梯一直连着两层巨大空荡的画室，隐秘的悬梯、令人眩晕的台阶、安全的拐角、一连串的小房间。毕加索很快就按照自己的口味改造了房子，卧室完全被铺着奢华皮毛床罩盖住的一张大床占据，印刷间装上了一台巨大的手工印刷机。毕加索的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看来花了不少钱。就连这座17世纪的房子也颇有历史渊源：它曾经是萨瓦尔公爵的世袭宅第（H?tel des Ducs de Savoie），也一度被巴劳尔（Jean-Louis Barrault）用来当排练厅，并且还被巴尔扎克拿到《无名的杰作》中当背景，书中主人公绝望地想要从绘画中寻求绝对的东西。 现在可真是多亏了朵拉，毕加索才得以找到“巴劳尔的阁楼上”这样一个足够宽敞的空间来完成自己最杰出的一幅代表作。毕加索受西班牙政府之托给巴黎世博会的西班牙展厅创作一幅油画。毕加索素来不喜欢完成任务似的进行创作，这次他又是一拖再拖，忙活着别的画作，迟迟不肯投入到这幅油画中去。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巴斯克王朝的古镇格尔尼卡（Guernica）遭到轰炸，这才激起了毕加索狂热的创作欲，宽25尺高11尺的大型油画《格尔尼卡》毕加索总共才花了一个月就创作出来了。事实上，这幅巨作刚刚诞生，就冒出来了许多“先见之明的研究”。 [图049]
这是第一次毕加索允许自己在大众面前作画。朵拉全程陪同，把创作的每个阶段都用照相机拍了下来。艾吕雅常常在一边观看。还有泽尔沃、安德烈·马尔霍、莫里斯·雷诺尔、荷西·贝加敏和让·卡索（Jean-Cassou）他们这些人都先后看见过捋着袖管、手中拿着画笔的毕加索谈起《格尔尼卡》的进展，要不就是眉飞色舞地谈起戈雅。格尔尼卡镇上的7000居民中有1600人死于德军43架飞机的轰炸，70%的格尔尼卡古城毁于一旦。这恐怖袭击带来的震撼要远远大于轰炸给古城和居民带来的伤亡损失。巴斯克王朝第一任议会就在格尔尼卡的一棵古老橡树下聚会，格尔尼卡这个古城已经成了罪恶得逞、丧失理智的象征，这很大程度上让西方舆论倾向于同情西班牙共和政府这一方。 《格尔尼卡》在西班牙展厅公展之前，尽管毕加索的立场倾向共和政府，尽管他写有《佛朗哥的梦和谎言》这首诗，这是谣言四起，有人说毕加索其实暗地里挺佛朗哥这一派。艾吕雅催促毕加索站出来避谣，并且公开摆明自己的立场。受艾吕雅的影响，毕加索开始登上了生命中的政治舞台。其实，仅仅一幅《格尔尼卡》就能说明一切了，可是毕加索除了把这幅作品高挂在墙上，还义正词严地发表了一个声明，这次的声明倒是完全符合他一贯深恶痛绝的句法语法，显然出自艾吕雅之手：“西班牙战争是对抗反人民、反自由的反动派的战争。我的整个艺术生涯就是与艺术反动派、与艺术死神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大家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会跟那些反动派、跟死神妥协呢？… …我正在画的一幅作品即将取名《格尔尼卡》，这幅作品以及我近期所有文艺作品中，我都清楚表达了自己对陷西班牙于万劫不复深渊的军阀的痛恨。” 毕加索不仅仅给未来之路确立了一个新的政治方向，在艾吕雅的影响下，他还臆造了一种政治情绪。他咒骂的军阀其实并不是光指佛朗哥身边的那些将军首领，而是指内战双方都存在的一种思想情绪。他所憎恨的黑暗的独裁主义，其实早已深入他自己的个性中去，不断地给他身边的亲信带来痛苦的羞辱。 象征物的影响远远大于本来的实物，《格尔尼卡》的能量是巨大的。毕加索40年的艺术生涯是个充斥着女人、公牛和惨烈的马的黑白色梦魇世界，现在都凝缩在《格尔尼卡》这一幅画中来了。小说家克劳德·罗伊 （Claude Roy）当时还只是个法律系的学生，他在巴黎世博会上见了《格尔尼卡》，并形容成“来自外星球的信息。这画中的暴力让我瞠目结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烦躁。” 米歇尔·雷里斯把《格尔尼卡》带来的绝望感归结为：“就在那些弥漫着古老悲剧的黑白格子块里，毕加索将我们的悼词写了出来：我们所爱的一切都会死去。”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说得更进一步，他觉得毕加索的意思是，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已经死了：“艺术界很长时间都没有里程碑了。像米开朗基罗或是鲁本斯那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一个时代必须有一种荣耀感。艺术家必须对他的族人有信念，必须对他出身的文化有信心。这种心态在现代社会中已经绝迹了… …即使有所谓的纪念碑，也只会是那些消极意义的纪念碑，也就是幻灭、绝望和毁灭的纪念碑。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也不可能脱离这个窠臼。毕加索的壁画巨作就是一幅毁灭的纪念碑，是他极高天赋创作出来的愤怒和恐惧的呐喊。” 毕加索在公开创作这幅“毁灭纪念碑”的同时，他在私生活里也一刻不停地玩着毁灭游戏。毕加索投身于创作《格尔尼卡》时，特蕾丝被远远地抛诸脑后，他身边只陪着“悲情女主角”朵拉。特蕾丝找上门来了。当她找到奥古斯丁大街的住处时，正在绘画的毕加索对她说：“《格尔尼卡》是为你画的呀。”这话真是只能用来哄鬼，可毕加索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毕加索故意花言巧语地把特蕾丝哄骗得信以为真。可事实上呢，《格尔尼卡》既是毕加索才华横溢的产物，也是他与朵拉爱情的结晶。朵拉可比毕加索更有政治觉悟，是她让毕加索关注到西班牙故乡发生的惨烈事件，是她点燃了毕加索的政治热情，是她与毕加索讨论着《格尔尼卡》中采用的意象，朵拉甚至亲自参与了绘画。正如皮埃尔·戴克斯所言：“永远也说不清朵拉·玛尔为《格尔尼卡》付出了多少。”
毕加索如果不用花言巧语或是冷酷无情来打发特蕾丝的时候，他便要装成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来拉拢她。有一天，毕加索正在创作《格尔尼卡》，朵拉在一边进行拍照，这时特蕾丝突然找上门来。特蕾丝想仗着毕加索对她的信誓旦旦来争口气。特蕾丝满腔怒火没有发作在毕加索身上，而是全部冲着情敌朵拉来的：“他和我生过孩子。他身边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你马上给我走。” 朵拉冷冷地回敬：“我和你一样有理由守在这里。我没给他生孩子，可是这有什么关系。” 两个女人的交锋中，毕加索装聋作哑，充耳不闻，继续埋头作他的画。最后特蕾丝让他表个态：“拿个主意吧。我俩你要哪个？” 完全主宰着这场面的毕加索情意绵绵地做了个总结：“真是难以抉择啊。你们俩我都喜欢，可完全不同：我喜欢特蕾丝的甜美温顺，百依百顺。而朵拉呢，我喜欢她的聪明伶俐。我决定袖手不管，完全让这事顺其自然。我让她俩自己去一决高下。于是她俩互相争斗起来。这是我最珍贵的回忆。”毕加索说着，一想到两个女人为他争风吃醋就忍不住要发笑。毕加索没能躲得过詹姆斯·罗德的一针见血：他的两个情人“在画室里大打出手，而毕加索本人静静地创作着巨幅油画来谴责人类斗争之恐怖。” 毕加索在艺术中像鹰隼一般翱翔之际，他在生活中却像土狼一般欺凌弱小。他对特蕾丝说自己不在乎朵拉，对朵拉说不在乎特蕾丝。他很清楚不论自己撒多少次谎、不论谎言多少次被拆穿，特蕾丝和朵拉都不会因而退出。他喜欢这种摆布的感觉：让女人屈服于人类天性，看着她们一点一点屈服于人性，而他自己自始至终都没有错，女人们并不是向他屈服，而是向人性屈服。 所以毕加索继续和两个女人都保持来往，继续把两个女人都画进作品中。有些作品中很好辨识：一个是金色鬈发，一个是黑色直发。有些作品中是象征符号，有时分开，有时混杂，有次是两只挤在狭小鸽笼中的鸽子，一只黑鸽、一只白鸽。有时毕加索甚至和朵拉去度假时，让特蕾丝秘密随行。两个女人还不够麻烦，他还常常向不懂事的儿子保罗透露行踪。于是奥尔嘉也掌握了他的行踪，常常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捉奸，逮着哪个女人就要以“毕加索太太”自居来发作一番。这样正好满足了毕加索的控制欲。[图048] 然而1937年夏天毕加索却只带了朵拉一人前往穆更度假。可是毕加索生活中不可能不出乱子，哪怕那些看上去不会出乱子的时候。这次去度假，艾吕雅夫妇已经在新地平线饭店先等着了。艾吕雅不停地撺掇，朵拉不情不愿地默许，毕加索和努什又开始打得火热了。一幅肖像画中可以看出朵拉的沮丧：朵拉在画中是一个街头卖花姑娘，一个买主也没有。朵拉的沮丧也大大刺激了毕加索和努什的床上激情。这个时期，毕加索画了一系列改编自梵高的《阿尔姑娘》（L’Arlésienne）的组画。最后一张画上面，艾吕雅被画成一个皮条客的模样。即使尝到了甜头，毕加索还是瞧不起艾吕雅那副孬样儿，这幅画把艾吕雅画成孬种的样子，显然表明了毕加索瞧不起这种“巴结奉承”。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可是他对我巴结奉承，我不想惹他不快。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不喜欢他妻子。” 努什也并不是毕加索在穆更惟一的地下情人。还有一个胸部丰满的萝丝玛丽（Rosemarie），她曾经开车把大家带到了裸体海滩。1906年，毕加索画了《妻妾成群》（The Harem），画中四个婢妾被奴隶诱惑勾引。呆在穆更的这个夏天里，毕加索快活似神仙。他后来说：“有人对我说，‘你有一个苏丹式的灵魂，因此你可以妻妾成群。’他说得真对，我愿意像阿拉伯人或东方人那样生活。我对东方的一切都很着迷。西方世界以及西方文明比起东方文明的大面包来，不过是一点面包渣而已。” 在这剖陈式的哲学表面之下，在女人之间的明争暗斗（甚至女人与宠物的争风吃醋）之中，毕加索发现玩两性游戏是如此刺激。毕加索从戛纳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只猴子，这猴子是从店里买来的，毕加索十分宠着它。朵拉对这只猴子吃起醋来，这让毕加索正中下怀，他继续宠溺着这只猴子，直到朵拉以出走来要挟。毕加索发现这样可以操纵朵拉的情绪，快活得不得了，他把这猴子当成旧情人般对待。毕加索知道无论怎么玩得过火，朵拉都不会真的出走。
最后倒不是朵拉受不了了，而是这猴子实在受不了这般宠爱，它朝着毕加索的手指头咬了一口。毕加索顿时火冒三丈，特别是艾吕雅火上浇油地饶舌说某个希腊王就是被猴子咬了一口死掉的。这桩争风吃醋的喜剧终于落幕了，猴子马上被退给原来那家戛纳店铺，毕加索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担心自己会像那个希腊王那样死于非命。而朵拉眼看着去除了眼中钉，不动声色地暗自庆幸。 现在毕加索的宠物中只剩下一只新买的狗了。艾尔福特早被遣送到德兰布雷去陪伴特蕾丝和小玛丽亚了，现在取而代之的是阿富汗猎犬卡兹贝克（Kazbek）。毕加索的一幅画中，这狗把朵拉压在身下——按照毕加索的说法是想要强调“女人的兽性”。新的女人，新的房子和新的狗。毕加索养着各种各样的狗，就像他养着各种各样的女人。极度的亲昵之后接着就是完全的冷漠。维系的时间长短不过是看毕加索自己的喜好罢了。 毕加索和朵拉在穆更时曾经度过了欢乐时光，他们在乡下游玩时，路途中所见的花朵和船只也被画成了美好的图画。多数时候，他们让马赛尔开着小汽车载着他俩出去兜风。现在马塞尔某种程度上已经取代了萨巴特的地位，成了毕加索的贴身仆人。毕加索一甩开奥尔嘉以及她的那套上流做派，就命令马塞尔把那套制服脱了，再也不许穿。可是马塞尔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乐意。毕加索后来说：“我以为他会喜欢，可事实上像是剥夺了他的什么东西。干涉别人的生活总是粗心大意。我小时候有次看见一只蜘蛛想要捕食撞在蛛网上的蜂子，我心想：这可恶的蜘蛛要伤害这可怜的蜂子了。于是我拿了块大石头… …然后我恐惧地发现我把它俩都杀死了。”不管情不情愿，马塞尔还是脱了那套制服，跟他主人一起过起了奢华的穷酸日子。 毕加索坐着汽车兜风，最爱的路线是去尼斯拜访马蒂斯。马蒂斯1916年开始就定居在尼斯了。毕加索无休止地贬损马蒂斯，同时心里时刻在意着他。他刻薄马蒂斯：“比起我来，马蒂斯就像是个少妇”。可是他离不开尼斯。就好像毕加索心里清楚，马蒂斯已经穿越了那扇神秘的大门，而自己却还被关在门外边。 马蒂斯有次给历史学家乔治·贝松（George Besson）写信说：“有很多东西我都想要去了解，其中大多数是关于我自己的——半个世纪的辛勤绘画和思考之后，那堵墙还在那儿。自然，也就是我的天性，还是神秘而不可言的。同时我也相信那微弱的光芒还在忽闪忽闪，这让我的混乱状态还有点儿头绪，我时不时发出的呼救也有了点儿回应。”马蒂斯的这种状态可能对毕加索而言是完全陌生的：毕加索从来没对自己的天性感过兴趣，他也从来没想这让自己的混乱状态变得井然有序。于是他亲近马蒂斯，与此同时也讥笑马蒂斯，就像是个中学生喜欢讥笑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毕加索的苦痛艺术到马蒂斯梦寐以求的“平衡、纯净与宁静的艺术”，中间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这也是毕加索孜孜以求的目标。 9月中旬回到巴黎，毕加索开始有了扭曲朵拉的脸孔的热望。10月26日，毕加索56岁生日的当天，他完成了《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一画。[图940][图941]罗兰·彭罗斯仍然生动地记得他和艾吕雅走进画室，第一眼看见那幅《哭泣的女人》的情景。那幅画还晾画架上，颜料还没干。“虽然只是一女子侧影，可是却有着朵拉·玛尔的一双多情的黑眼睛，她穿着节日盛装，忽然面对致命的打击。这幅光芒四溢的小幅油画一下子让我和艾吕雅说不出话来了。我们热烈地赞颂了一番之后，我听见自己对毕加索说：‘啊！这幅画能卖给我吗？’接着我晕晕乎乎地听见毕加索的回答‘怎么不能？’接着我们签了张250英镑的支票，买下了这幅旷世杰作。” 毕加索简单地解释了朵拉痛苦的脸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让她以痛苦的面目出现，这不是出于色情，也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愉悦，而是出于我自己所感受到的形象。”可事实上呢，他所谓的感受到的形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出自朵拉自己。尽管朵拉是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痛哭，焦灼，可毕加索却单单只关注她个性中最痛苦的一面。毕加索给朵拉画的狂乱的肖像，都是剖析的镜子，预言着朵拉很快就要变成这样的命运——把美丽的天鹅画成一只丑小鸭的形象。就像有些人一眼能看出别人身上最积极健康的地方，毕加索能够一眼看出熟人身上最神经质、最病态的东西。[图050]
毕加索后来说：“我没有爱上朵拉·玛尔。我喜欢她的地方并不是男欢女爱。我常常对她说：‘你别勾引我，我并不爱你。’你就去想象接下来那充满泪水和歇斯底里的场景吧！”毕加索折磨着朵拉的同时又欣赏着她的聪明才智和本事。毕加索提起卡兹贝克时说：“朵拉觉得他像只大龙虾。”提到某一部稿子：“我看过了，朵拉也看过了。”提起一些照片：“朵拉和我一起，我们从头看到尾。”他总是提到“朵拉说过这个”，“朵拉读过那个”，“朵拉注意到这个”，“朵拉做过那个”，同时他又操纵着朵拉，想要把朵拉身上他欣赏的那些才华抹除掉。 毕加索操纵起自己的生意事务来，一点也不比感情生活逊色。毕加索的生活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无时无刻不在算计着。他在金钱方面极其隐秘，不论是把钱塞在床单下面，还是到瑞士银行去取款，毕加索都小心谨慎，尽量不被那些“邪恶的眼睛”捕捉到。1937年11月27日，毕加索出发前往瑞士。这次去处理经济事务被他以别的借口轻松掩饰了过去。这次瑞士之旅名义上是他所宣称的度假之旅，其实却是“一桩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毕加索不得不去一趟瑞士。”他16岁的儿子保罗·毕加索抢劫了一家珠宝行，惟一拯救儿子免于坐牢的办法就是申诉保罗是精神病患者。因此毕加索带着他“患病的儿子”（某篇报道中的说法）来到了伯尔尼（Bern），保罗被送进了普朗金医院（Prangins），这时只有拿得出大把大把瑞士法郎的人才能呆的地方。米西亚·塞尔特去瑞士去做眼部开刀时，去探望了她的教子保罗。她告诉保罗与其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抢劫珠宝店和贩卖毒品（保罗很自豪地供认不讳），还不如“去偷他父亲的油画出来卖，这可挣钱多得多。” 毕加索进了身为人父的责任，处理完经济事务，他就到伯尔尼乡下的一个小酒馆和赫尔曼·鲁夫（Hermann Rupf）一起吃午饭，赫尔曼是毕加索作品的瑞士籍收藏家，他从1908年“洗衣船”时代就购买了毕加索的一幅素描。卡恩威勒介绍毕加索去见保罗·克里 （Paul Klee）。克里从希特勒德国的魔爪下死里逃生，现在穷困潦倒地生活在近郊。毕加索喝了点儿朵勒酒（D?le），吃了碟糖炒栗子，才姗姗来迟。这次见面真是奇怪，一位是前途迷惘、老病交加的德国大师，一位是前途光明、糜烂堕落的西班牙大师。这次会面奇怪而局促，克里太太最后弹起了钢琴，用巴赫的曲子来解围。克里死后，毕加索用两个词来形容他：“帕斯卡-拿破仑”。尽管这两位大师的艺术世界并没有沟通的桥梁，可是毕加索显然很欣赏克里那充满灵性和充满意志的混揉体。 1937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毕加索寄给纽约市的美国艺术家协会的文章。“我想要在此时此刻告诉大家，我历来就相信，一切生活中或作品种充满灵性的艺术家是不能够对这场战争无动于衷的，这场战争关系到人类和文明的生死存亡。”这又是一篇艾吕雅炮制出来的政治声明，声明下面签着毕加索的大名。这样双方获益：艾吕雅的想法借着毕加索的盛名远扬，而毕加索的名声也远远超出了艺术圈子的范畴。 1938年初，毕加索越来越多地呆在德兰布雷了。这倒不是特蕾丝的魅力，而是女儿小玛丽亚的功劳。玛丽亚现在已经2岁多了，长得十分像她父亲，方额头宽下巴，眼神犀利。玛丽亚成了毕加索作品中的新形象。他没有像当初画保罗那样美化女儿，玛丽亚的脸是焦急的，害怕地把皱巴巴的布娃娃紧紧抱在怀里。玛丽亚后来回忆起50年前：“有人来的时候我还是一样的固执。我只喜欢吃甜食，于是他们就把每样东西都加上甜酱，爸爸给我喂饭。就像妈妈常常说的那样，在我的胃里最后会混成一团。就是现在我吃饭之前也还是喜欢先吃点儿巧克力甜点，而不喜欢喝香甜美味的开胃汤。我最喜欢过生日的时候晚餐是各种口味的巧克力甜点，我和保罗的成长过程完全不一样——保罗生来就被人监护得密不透风，一举一动都引起大家注意，他总是举止优雅得体，拥有一大堆昂贵的玩具。我的玩具都是‘土生土产’的玩具，我在想象中把它们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没人管束着我洗澡，没有保姆之类的人管束我。我们根本就不是个正常的家，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 …”
在玛丽亚的洗礼上，毕加索担当了她的教父，而她出生证的父亲一栏却写着“未详”。当她的小朋友们问起她叫什么名字，毕加索就会回答是“康契塔”，小朋友们会故意追着问：“康什么来着？”在法文里面，“康”的意思是傻瓜、笨蛋。于是毕加索和特蕾丝就称呼她“玛丽亚”，这个名字从小姑娘嘴里发音出来像是“玛雅”（Maya）。毕加索说：“玛雅！真是好极了。真是天底下最美好的形象。”于是从此之后大家叫她玛雅——玛雅·沃尔特（Maya Walter）。 特兰布雷的名字混乱还不光是“玛雅”这个名字。有一天毕加索突发奇想，让大家称呼他带来的两个管家女仆为“玛丽·特蕾丝”。玛雅回忆起这件事把它当作笑话讲：“于是一喊起玛丽·特蕾丝，她们三个就全都赶过来了。”毕加索的取乐方式一贯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他通过给女仆取名的方式来羞辱贬损特蕾丝，来明确她的谦卑低下的地位。 毕加索打着取笑和游戏的幌子，似乎乐于把身边亲密的人当小丑来戏弄。他最喜欢的游戏之一就是让大家在饭店里一个接一个地唱歌，不管他们的嗓子有多难听。这就是他们给毕加索的权威和专制。他们越是左右为难，毕加索就越是为自己的小把戏洋洋自得。 希特勒忙着侵吞奥地利，以及佛朗哥忙着让西班牙共和政府屈膝投降的同一年，毕加索在艺术作品中把公鸡变成了残暴和酿造悲剧的化身。毕加索曾经断言：“公鸡！到处都可以看见的公鸡！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一样，我们得重新发现公鸡，就好像柯罗重新发现清晨、雷诺阿重新发现少女一样。”毕加索不仅重新发现了公鸡，而且还把它的传统意义统统改变了。艺术研究者维拉·米斯菲尔德（Willard Misfeldt）写道：“在这里，公鸡打鸣不再意味着黎明的到来，而是一个拉响恐怖和恶兆警报的守夜人。” 正是在这种焦急的恶兆情绪当中，4月的一个下午，毕加索牵着卡兹贝克正在圣日耳曼大街上散步，他迎面撞见了萨巴特。他们已经阔别一年多了。这次是个胆怯的会面。他们的话题说来说去都围绕着这只宠物狗，毕加索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好像他从来没有辜负和抛弃过萨巴特一样。毕加索邀请萨巴特上他家去。“这段时间你好久没来了。你跟我来——去吗？——我带你去看看我在奥古斯丁大街的画室。不远，就在隔壁。”可是萨巴特心中的伤口被他伤得太深了，现在还在滴血。这一年来他的日子惨不忍睹。被毕加索拒之门外也就意味着被全世界拒之门外。他又回到了从前在南美洲一些庸俗小说为生的时代，完全脱离了昔日毕加索轨道下的兴奋与目标。毕加索邀请他去奥古斯丁大街家中，简直就是对着他大唱妖女之歌。萨巴特得像尤利乌斯那样掩着耳朵，竭力不掉进他的诱惑之网。萨巴特极力推辞，推说下一次再去。 可是这推托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到了6月份，穿着彩色制服的邮差来到萨巴特家门口：“萨巴特我的朋友你答应我要来看我我知道你不想被人撞见要是你想来看我我们可以秘密相会只要你想来波耶蒂大街就一大早写信给我你的朋友毕加索还有件事帕克·杜里奥想要见你我已经约好下周星期二三点半到四点我们等着你今天是6月30日星期四MCMXXXVII。 ” 这一回女妖之歌让萨巴特难以抗拒了。毕加索的一团热情，信中用红色、橙色、紫色、绿色和蓝色写就的文字，既答应重修旧好，又邀上了年轻时代的老友从中说和。于是7月5日，“在约好的时间里”，萨巴特来到了奥古斯丁大街。毕加索让萨巴特忆苦思甜了好一会儿之后，接着就动身去了穆更。毕加索再次从萨巴特的生活中消失了，把他撇在那里等待下次传唤。 这次去穆更走得很突然。那天艾吕雅夫妇、朵拉和毕加索像往常一样，晚饭过后一起到圣日耳曼大街的咖啡馆聚会，忽然间就心血来潮要离开巴黎。他们跑回家取了行李，然后在暮色里坐着小汽车前往穆更。没过几天，特蕾丝也带着玛雅也随之来到了穆更。接着而来的是奥尔嘉。特蕾丝是奉毕加索的口令而来，奥尔嘉是不请自来。毕加索故意把行踪透露给她们，再次造成女人们之间争风吃醋的局面，这样才能平衡他那同样矛盾重重、紧张挣扎的内心。[图045]
希特勒着手完全侵吞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佛朗哥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加强了迫降的压力，这正是历史的关键时期。政局的紧张只有影响到毕加索感情私生活的骚乱时，毕加索才能感受到时局的震撼力。这个夏天便是如此。8月18日毕加索在饭店里画的那幅风景画，便与穆更那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毫无干连。这是一幅黑暗、毁灭和纷乱的风景。这比8月21日画的那幅《基督受难》（Crucifixion）更能反映出他的情绪状态。在《基督受难》这幅画中，圣母玛利亚咽下儿子身上的鲜血，而玛丽·玛格达琳则淫亵地握住基督的生殖器。毕加索这幅最新的《基督受难》中大肆铺陈对女性的厌恶，这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女人的态度——假她们之手，让她们互相之间攻击、折磨。毕加索把她们诱了进来，让她们之间产生敌意，加强她们对自己的依赖性，然后毕加索就能自哀自怜了。毕加索性格中“色情倾向”的另一面是“受虐倾向”，也就是“得假想出点儿什么东西来折磨自己。” 萨巴特受毕加索影响，同样对女人很厌恶。他的回忆录中描绘出的世界完全站在男人的角度，这让毕加索的自哀自怜有了根据，尤其是他把毕加索描绘成一个沦陷于女人之手的受害者。11月3日，毕加索一回到巴黎就给萨巴特写信：“亲爱的萨巴特。今天下午你能来奥古斯丁大街吗？你一定要来哦，你会看到一些让你想哭又想笑的东西，而且我们会谈些别的事情… …” 萨巴特当天下午就去见了毕加索，从那天之后每天上午他都去一趟，而毕加索往往还没有起床。毕加索最初的借口是想要萨巴特给他打字誊稿子。当萨巴特抗议说稿子已经誊过一遍了时，毕加索就以毋庸置疑的口气说：“那有什么关系。你再誊一遍难道又能损失些什么。”他们又开始了改头不换面的生活。“我们走下去会很有前途。”毕加索说这话时情绪激昂，至少让萨巴特像当初回到巴黎那样对他深信不疑。 1938年底的某一天，毕加索去拜访格特鲁德在克里斯汀大街（rue Christine）的新家。格特鲁德告诉毕加索小狮子狗巴斯卡特走丢了，她心里万分悲痛。很多朋友都劝她再养一只小狮子狗来代替原来的那只，可毕加索劝她说自己曾经这么做过：“太难受了。新的这只老让我想起旧的那只，我越盯着它看，越是心里难受… …比方说要是我死了，你早晚会在街上再看见一个名叫毕加索的，可是那人不是我。这是一样的道理。你千万别再养只一模一样的狗了，养只阿富汗猎犬吧。”格特鲁德没采纳这意见，又养了一只白色小狮子狗，给它取名叫巴斯卡特二世。格特鲁德说：“国王死了，新王万岁。”她说毕加索这种感觉是出于 “不认同相似者和继承者”的西班牙人天性。 12月20日上午，萨巴特到了画室发现毕加索躺在床上，坐骨神经疼得他动弹不得。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疼得不得了。医生要求用按摩和热敷，还得三个月静养在床，可是这一点儿也没能舒缓痛楚。探病的人鱼贯而至，萨巴特鞍前马后地伺候着。只有不停地聊天才能缓解他的痛苦。因此萨巴特就听毕加索聊些“想要做又没做的事情以及没想要做又做了的事情。”他谈到了自己的画作，两人来来回回地说着西班牙谚语。毕加索说：“那句谚语说得真对啊：‘长着胡子肯定是圣安东尼，否则就是不折不扣的康塞普雄。’就是这样，说得对极了。艺术作品中的伪装合作做有什么用呢？重要的是真诚、有力度。这是真实的真理。我们自我标榜的未必是出自我们内心的… …一把吉他！不知你是否知道，我最开始画吉他的时候手头根本就没有把吉他… …大家以为我画的斗牛是活生生的斗牛图，他们都错了。我画那些斗牛图的时候还没有去看斗牛比赛呢，我画这些画不过是想给自己去看斗牛比赛搞张票而已。” 圣诞节那天，忠诚的朋友萨巴特得到了一张肖像画，萨巴特被画成16世纪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Philip II）时期的贵族，戴着褶领，打扮齐整。这就是一幅装扮成古代装束的20世纪的代理人肖像。
这痛苦从未远离他。毕加索向萨巴特抱怨说：“目前还是很疼。别担心，我永远不会觉得孤单。”接下来的痛苦持续了好几个月，毕加索不得不接受画商皮埃尔·罗布的建议，让他叔父克洛兹医生（Dr. Klotz）用炙神经疗法来治疗。可是医生刚把仪器都插上就烧了保险丝，于是手术不得不滞后一天，并且另找一个插座。他们一转身，毕加索就在背后对萨巴特说：“我们又赢得了一天。”——又赢得了幻想疗法能管用的一天。[图107] 第二天医生和马塞尔一起上门了，毕加索忽然变得焦躁起来，他又办起了惯常的角色：毋庸置疑地断定会发生最糟糕的事情，并且已经发生了。他喊起来：“我不要做治疗，今晚我们肯定会四处黑漆漆的。要是房子没烧光倒算是运气了。为什么我要卷进这无聊事中来？”幸运的是，毕加索的预言没有应验到自己身上来，房子没有被烧光，这确实够无聊了。毕加索从床上跳下床，左脚探探右脚探探，简直是个奇迹。他像个马戏团小丑给大家鞠了个躬，然后仰天倒在床上喃喃道：“现在不疼了，你们走吧。” 新年伊始，毕加索接到母亲玛丽亚的死讯，玛丽亚死于1939年1月13日。紧接着不到两周，又传来了巴塞罗那于1月26日沦陷的消息。83岁的老太太玛丽亚的直接死因是肠梗塞，可是显然内战也带来了沉重的一击。她的六个孙儿孙女中只有两个没上前线，一个是孙女，一个是最小的孙子热姆，祖母玛丽亚死的时候他才14岁。他俩和妈妈一起代表整个家族参加了葬礼。 毕加索还呆在巴黎。热姆·维拉脱说：“他本可以来参加葬礼的。可是他那脾气是要躲开这种场合的。他爱的人死了之后，他喜欢从此对那人缄默不言。”毕加索虽然痛苦却不哀悼，因此新的悲痛添加到未愈的旧伤口上，也只不过使得毕加索的心肠变得更硬而已。那一年里，毕加索后来就“无穷惆怅的中心”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被拽下无比黑暗的深渊的心境。诗中的“鹰”象征着毕加索，“呕吐出它的翅膀… …它‘呕吐’出自己的善良”。毕加索也同样离善良、爱情和怜悯心越来越远。母亲无条件的爱和包容是他的避风港，尽管毕加索已经多年没有去看她了，可是只要玛丽亚还活着，这种爱的包容就还有可能存在着。当玛丽亚死了，这种爱的包容也就随之而去了。抛下毕加索永无休止地在妄自尊大和自哀自怨中徘徊。画家安德烈·罗特 （André Lhote）在当年3月份描写毕加索：“就像是尊不安分又不安稳的神，他每天都捣鼓出一个世界末日的象征物。” 3月28日，马德里沦陷。西班牙内战结束。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上写道：“佛朗哥对这场战争毫无感情，当他得知自己胜利了，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士兵、市民，男人、女人和孩子，共计有50万的难民奔向法国边境出逃。法国政府把他们塞进难民营，像动物一样对待。在这些难民中就有毕加索的两个侄子，亚威尔（Javier）和芬恩（Fin）。要是有人肯出来认领难民，法国当局是乐于放人的。于是毕加索派了马塞尔前去法国南部的阿吉莱（Argelès）去认领两个侄子。把他们领出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两个侄子要能听见喇叭里喊他俩的名字。难民营里太纷乱嘈杂了，只有通过广播喇叭才能找到某个难民，根本没有登记在簿，因此有很多人来认领难民却被告知失踪。马塞尔领着亚威尔和芬恩回到巴黎，两个侄子在巴黎住了一年，然后再回到西班牙故乡。 与此同时，西班牙共和青年玛里亚诺·米格尔（Mariano Miguel）走进了毕加索的生活，他的身份是政治秘书，负责协调各方面对毕加索去挽救失败了的共和政府的要求。基督教贵格会从美国寄给毕加索一大笔钱，米格尔的一项职责是确保这笔钱都用于图卢兹（Toulous）的一家医院拯救难民。毕加索担任的荣誉职务是给贵格会这笔基金作委托人、西班牙知识界欢迎会的委员，并参与各种信函的联合署名。然而也是要求毕加索以个人名义回应，他就越是敷衍应付，甚至是铁石心肠，就好像他害怕自己走得太近会卷入别人的苦难中去一样。贾加洛的女儿让毕加索伸出援手去拯救难民营的一位老朋友，得到的回应却如同石沉大海。这个15岁的小姑娘请求毕加索捐助一些早就不穿的旧衣服，毕加索打了个哈哈：“这些衣服太脏了。我都不穿了的衣服没人会愿意穿。”
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毕加索惟一的惯例是去蒙马特的拉古里耶（Lacourière）工作室忙活铜板蚀刻画。他想要出版一本诗歌自选集，插图全部用自己的版画。毕加索和沃拉经常兴冲冲地聚在一起讨论这桩事情。到了7月初，所有的计划都搁浅了下来，毕加索携朵拉一起乘坐蓝色列车前往安提贝，而马塞尔则开小汽车载着所有的行李走公路前去与他们会合。曼雷把阿尔伯特一世王宫的套间让出来给他们住。生活随着度假的节奏而缓慢了下来，毕加索在海边嬉戏，每天中午打个盹，晚上和朵拉在海边散步，同时还给特蕾丝写些肉麻的情书。7月19日那天的情书写道：[图053] 我的爱人， 我刚刚收到你的来信。我已经给你写了好几封信，你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吧。我一天比一天更爱你。你是我的一切。我要为你、为了我们的天长地久而舍弃着所有的一切。我爱你。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我的爱人。要是我有什么不开心的，那就是因为我没有想自己希望的那样子属于你。我的爱人，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可我想让你感觉幸福，只感觉到幸福。为着我可以做任何事。我在瑞士遇到了一些麻烦，可是那也没什么。要是我能让你不流一滴泪，就让他们把所有的眼泪都送给我吧。我爱你。问问我们的女儿玛丽亚，千次万次拥抱你。 你的， 毕加索 7月22日，欢乐的度假情绪突然蒙上了阴云，沃拉死了。沃拉的司机（也叫马塞尔）开着车，在巴黎郊外40公里的地方出了场车祸，挂在车的后部的梅约勒（Maillol）的铜雕掉下来，把正在后座昏昏欲睡的沃拉砸折了脖子，盆椎粉碎性骨折。当晚沃拉就在凡尔赛的一家医院里宣告不治。[图129] 毕加索陷入恐慌之中，不是因为沃拉的死讯，而是因为与车祸相关的种种细节的巧合。巧合之一是沃拉是被一件艺术品砸死的；巧合之二是这艺术品是梅约勒的作品，沃拉很赏识此人，而毕加索打心眼儿里讨厌；巧合之三是他俩的司机名字一模一样，都叫马塞尔。这让毕加索对冥冥中的力量更加恐惧。毕加索自认为这种种巧合都是出自冥冥上天的邪恶之手。这只手没有给他带来奇迹，却给他带来了恐惧。毕加索发誓从此再也不让马塞尔开车载他，他于是自己乘坐火车去参加沃拉的葬礼。 沃拉7月28日下葬，第二天晚上毕加索和萨巴特就离开巴黎去了法国南部，他们连夜出行以免错过在弗雷茹（Fréjus）举行的斗牛比赛。尽管毕加索不久前才发的誓，可他们又坐上了马塞尔开的车。尽管沃拉惨遭不测还历历在目，毕加索出发前把全部责任都暗暗在心中推给了萨巴特，是萨巴特想要乘坐汽车的，是萨巴特决定乘坐汽车的。如果神灵在旅途中要归咎的话，就归咎到萨巴特头上吧。毕加索对萨巴特说：“要是你不想去，没人押着你去。”毕加索竭力想淡化这次去看斗牛比赛是出自自己的想法。“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样那样都没什么，一两场斗牛比赛根本就算不得什么！尤其是我们要去看的这场比赛… …没什么了不起… …我得跟你有言在先。”俯首帖耳的萨巴特总结道：“从那以后，就好像是我多事、是我撺掇着要去看这场斗牛比赛了一般。”然而一切都非常顺利，没发生什么不测。斗牛比赛结束了，他们又开着车回到了安提贝。萨巴特住进了一家旅馆，接下来的几天里被毕加索带领着游览了整个里维拉（Riviera）。这两个大男人一起去尼斯、朱安雷潘和蒙特卡洛旅游观光时，朵拉被远远地抛在了脑后。 战争的气息已经酝酿了很久了。8月23日希特勒与斯拉林（Stalin）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场大战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希特勒私下里把这新的盟约称为“和魔鬼撒旦签个协议好去扫平那帮小鬼”，可表面上还是要公开举杯庆祝一番。就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宴的当晚，就出现了保罗·约翰逊所说的“忽然发现一个目标、方法、手段和道德都一致的团体。这些盖世太保们在房间里团团坐着，彼此热烈拥抱，弹冠相庆，像是两伙匪帮拼在一起，之前还互相火并厮杀（也许很快又会火并厮杀起来），可是现在是上了同一条船了。”
全世界的国家、政党和个人都不得不对这个新的事实作出反应。英国和极不情愿的法国都开始了民兵动员。遍布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开始修改反纳粹的政策，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向德国鼓吹和平。旅游观光者一哄而散，48小时之内安提贝完全变了样：到处都是军队，海滩上空空如也，只有少数几个人还留在咖啡馆留心听着广播。毕加索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撤了。可毕加索还没有下定决心，他在等什么？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在等着什么来维系这平衡。他家的门房此时也应召入伍了，事态严峻，已经迫近家门口了，毕加索必须得拿个主意。第二天，毕加索就带着朵拉、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一起乘坐头班列车回到了巴黎，让马塞尔收拾他的画作随后开车而至。 回到巴黎也并不好受。包括艾吕雅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参军入伍了，剩下的这些人一天到晚谈论着迫在眉睫的战争。毕加索像是被刺痛了，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于是发起脾气来。他一回到巴黎就这么跟萨巴特说：“他们要靠发动战争来惹恼我，那他们也未免太过分了一点，你觉得呢？可是老实说，你不觉得这是命中注定的吗？先是沃拉死于非命，接着是——我才刚刚开始着手干呢。我现在不敢画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认真做事。你看看我现在做的事… …一无是处。当然我自己知道。但这段时期对我来说不过是暖身而已。我刚看是把这些看明白，现在战争又来了。不过你不要觉得这是第一次。同样的事情年年都会上演… …就像去年一样。总是一回事。要是就此打住才真是运气！”通过沃拉的不测，通过迫在眉睫的战争，通过每年都要发生的一些纷扰，毕加索真的相信冥冥中有一股邪恶力量影响着自己的绘画风格。 布拉萨伊回忆起那个时期的毕加索：“他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看起来茫然无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实上毕加索是在心里盘算着想要采取行动，至少要挑衅一下跟他作对的宿命。后来法国同样也沦陷时，毕加索让马尔霍不要试图去支援法国抵抗运动来挑战命运。毕加索买了好几十个木箱，开始把波耶蒂大街和奥古斯丁大街的油画作品装箱。布拉萨伊回忆起那次装箱“简直像是拆卸卢浮宫一样复杂。”这些行李实在是太庞大、太沉重了，9月1日，毕加索抛下这些东西迅速撤离巴黎。他和朵拉、卡兹贝克、萨巴特夫妇一起去了洛扬（Royan），这次他倒是没有让特蕾丝跟着随行，因为他前往的地方正是特蕾丝带着4岁的玛雅正在消夏的地方。毕加索和朵拉在老虎饭店（H?tel du Tigre）订了个房间，他告诉朵拉他的画都放在热比耶别墅（Villa Gerbier de Joncs）的一个房间里。其实呢，根本没必要弄一个热比耶别墅的房间来放画，特蕾丝和玛雅早就已经入驻了。 9月3日，毕加索抵达洛言的第二天，战争爆发了。他除了害怕战争之外，还害怕一件事情：他没有外国人居留特别许可证，这样他相当于是非法逗留。因此毕加索拉着萨巴特跟他一起回巴黎呆了一天。没过几天他又回巴黎去买油画布。他一连呆了两周，大部分时间都去找熟悉的老地方，打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法国发动战争总动员时，毕加索仍然忙于个人成就的种种琐事：多个作品全球巡回展、尤其是11月份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开幕的40年作品回顾展。为了宣传造势，毕加索花了一整天时间在奥古斯丁大街、在丽普啤酒馆、在弗罗尔咖啡馆摆造型，让布拉萨伊给他拍摄照片，照片将刊登在《生活》杂志（Life）上。全世界都还不知道什么叫炒作造势时，毕加索已经把这一套把戏玩得很熟了。事实上，毕加索想尽各种办法来造势。他生活的每一阶段都在想方设法把作品的身价和自己编造的传奇经历捆绑在一起。金钱，对毕加索而言不仅仅是交易媒介，而且还是他名气的惟一衡量标准。 战争一爆发，美国大使馆就邀请马蒂斯和毕加索前往美国。两人都拒绝了。对毕加索来说，要突然脱离他的生活、他的女人、他的家园、他的咖啡馆和他的习惯，这是他难以想象的。要说战争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战争使他害怕与生活中的每个人断了联系，使他的生活完全失去平衡。毕加索甚至都开始定期去探望奥尔嘉了。当然是接着讨论保罗的问题的名义去的，保罗现在还在瑞士。不过毕加索显然是冲着奥尔嘉来的，他亲自给奥尔嘉零零碎碎送一些钱过去，而不是通过双方律师来转交，这样表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藕断丝连。
回到洛扬，毕加索仍然周旋于朵拉和特蕾丝之间，而萨巴特自始至终在旁冷眼相看。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一样，任由毕加索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萨巴特总是和毕加索一起去海港，那里有一家他们常常光临的小杂货铺，萨巴特叫它是“家居纪念的墓地”。毕加索在那里流连忘返，随便一个什么东西都要看上老半天：一盏破煤油灯、厨房用的壁炉、一张兔皮或是一个扭坏了的鹦鹉笼子。毕加索对萨巴特说：“你真难以想象我多么喜欢这里。要是我可以自己主张，我就要把所有的家当都拿来，自己住在这里。” 一般午饭后毕加索都要把自己关起来绘画，直到晚上。有一天，他刚画完一张小姑娘的画像，出门时一眼就看见一个小姑娘像极了画中的小姑娘。毕加索害怕极了。这再次证明了冥冥之中的邪恶力量。毕加索被这无所不能的邪恶力量搞得害怕极了，以至于他想租房子都不敢去敲房东的门。他觉得敲敲门就意味着试探命运。所幸街角有一家房产中介，毕加索不必敲门就可以进去。1940年1月中旬，他去房产中介不久就拿到了瓦利耶别墅（Le Voiliers）三层的钥匙。毕加索在海滩散步时就曾经对这套阳光别墅青睐不已。这里是中立地带，既不靠近老虎饭店的朵拉，也不靠近热比耶别墅的特蕾丝。 房东安德烈·罗兰（Andrée Rolland）和她母亲住在瓦利耶别墅的二层。罗兰小姐自己也画一些画，所以她对住进来的新房客印象很深。于是她密切观察着三楼的人客往来。不过往来的人客很少。罗兰小姐说：“一个人也没见，除了那位形影不离的萨巴特先生，绝对没有人进过毕加索的画室。”这里对朵拉和特蕾丝都是禁区。有一天特蕾丝正好路过此处，发现大门敞开着，于是就进了这幢别墅。罗兰小姐听见有动静就出来看看是谁。她发现一脸痛苦的特蕾丝看着放在门厅的调色板。特蕾丝问道：“你知道是谁把调色板放在这儿的吗？”房东太太说不知道。特蕾丝更是不依不饶了：“你没见人上楼？”罗兰小姐不敢肯定地说：“没人。”特蕾丝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朵拉回来取逛街时买的调色板。她也得乖乖地听毕加索的吩咐，不敢跨过门厅一步。特蕾丝也是如此。她一看见朵拉的调色板，就担心毕加索没有公平对待她俩，就担心毕加索会偏心向着朵拉而把她忽略掉。 毕加索让这两个女人分居不同的地方，可他却不肯撤走那根让两个女人彼此对抗的丝弦。毕加索非得让特蕾丝与安德烈·布雷顿的妻子雅克琳（Jacqueline Breton）交往。雅克琳此刻住在洛扬，而她丈夫此时正在布瓦提耶（Poitiers）效命。雅克琳在这个小镇上的闺中密友就是朵拉。毕加索明知道雅克琳和特蕾丝交往这件事肯定会让朵拉不高兴。这让毕加索看起来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两个女人长得很像，常常有人把她俩搞混。玛雅和雅克琳的女儿奥布（Aube）成了好朋友。朵拉觉得雅克琳辜负了自己，毕加索再次享受到妻妾们争风吃醋的乐趣。 只要毕加索想要逃离自己惹出来的麻烦，他随时都可以躲回瓦利耶的三楼。事实上，他租这个房子的主要用途似乎就是为了女人的平衡。他很少画画，因为还很难适应明媚的阳光以及美丽的风景。毕加索对萨巴特说：“当个画家真好啊。一场美丽的画面让人沦陷其中……我一整个下午都在看眼前的灯塔，以及穿梭往来的渡船。要这样下去，怎么也会走不远。”这静谧的风景只能让他的不安烦躁越来越糟。2月初他又开始奔走于洛扬和巴黎两地。2月份大部分时间在巴黎，然后3月份回到洛扬住了两个礼拜，接着又回到巴黎，接着又在5月中旬回到洛扬。这回朵拉受到特别眷顾，能够陪着毕加索前行，而特蕾丝被抛弃在了洛扬。 德国人的“闪电战”攻占了比利时、入侵了法国、穿越了“无法逾越的”马其诺防线。现在德国军团已经威胁到了巴黎，显然在留在这座城市里实在是太危险了。5月16日，毕加索想要乘坐列车回洛扬，他在街上遇见了马蒂斯。毕加索问道：“你这是要去哪里？”马蒂斯回答说：“我去裁缝那儿。”“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防线已被完全攻破，军队已经乱成一团，完全乱了阵脚，德国人已经逼近斯瓦松（Soissons），可能明天就到巴黎了吗？”马蒂斯冷静地答道：“即使那样，还有我们的将军，我们的将军现在怎样？在做什么呢？”毕加索一句话总结，表达了两位画家对学院派艺术传统的蔑视：“我们的将军呀，他们就是美术学院的教授。”
回到洛扬，毕加索从德兰布雷的花匠口里听说，德兰布雷的宅子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了。毕加索焦急地等待着更多的消息，他十分担心家里那些油画和雕塑的下落。花匠打电话过来说德国兵都出去参加军事演习时，毕加索马上带着特蕾丝赶到了德兰布雷。他们发现大件的家具全被搬到了院子里，整个院子成了德国士兵的食堂。床单、丝绸的衣裙、衬衫和婴儿衣物也都成了他们的抹布。不过，这些统统都无关紧要。毕加索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抢救出油画和雕塑。从那以后，每次德国兵出去军事演习，毕加索他们就会火速赶来从这些德国佬手里“偷”回一些东西。玛雅记得父母曾经在一起谈到当年德国兵那些愚蠢的破坏行为。她的父亲毕加索尤其痛心疾首的是一尊中世纪的基督蜡像，居然被德国人当成普普通通的蜡烛给烧掉了。 战争就在毕加索的画中——并不是这场战争，也不是具体某一场战争，而是通常引发战争的那些阴暗、愤怒和仇恨。6月，德国军队进驻洛扬，毕加索画出了他生平所绘的最野蛮、最有报复心理的女性形象：《长发裹身的裸女》（Nude Dressing Her Hair），画中人的形象是朵拉。毕加索生活中的暴力色彩并不输给画中描绘的残暴。他常常殴打朵拉，好几次把朵拉打得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就这样，高贵的公主被毕加索变成了一只癞蛤蟆，爱的激情变成了一场恐怖。在毕加索的一幅画中，朵拉被画成一个长着狗脸的女人，毕加索完全把女人转变成了一只卑贱的畜生。朵拉就像玛丽·葛多（Mary Gedo）所说的那样，跟卡兹贝克没什么两样，“只要毕加索吹声口哨就跑过来了。”1939年至1940年期间，毕加索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画有扭曲畸形的女人，脸部和身体都愤怒得变了形。毕加索对某一个女人的憎恨，已经发展到了普遍仇视天下所有女人的地步。[图054] 战争继续改变着毕加索的生活。6月12日，卡恩威勒逃离了巴黎，也沦为了一名背井离乡的犹太人。6月22日法国沦陷。双方签署的停战协议把法国一分为二：连同首都巴黎在内的一半疆域由德国占领，另一半是卖国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组建的维希（Vichy）傀儡政府，据说贝当曾宣称“只有食、色这两样东西最要紧。” 8月23日的洛扬，罗兰小姐亲眼看着马塞尔把毕加索的油画捆成一捆，装上了小汽车里，毕加索、萨巴特和卡兹贝克也跟着坐了进去。罗兰小姐回忆道：“毕加索向瓦利耶别墅悲伤地看了最后一眼，之后就再也看不到这座别墅了。在1945年1月5日的那场轰炸中，瓦利耶别墅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朵拉乘坐火车回到巴黎，特蕾丝和玛雅还留在那儿。罗兰小姐去市场排队买东西时常常会碰巧撞见特蕾丝，战时物资匮乏，所以买东西的队伍都排得很长。特蕾丝总是想要解释一下：“还不是为了家里的小孩子我才上这儿来。”，接着又要询问一下毕加索是否记得按时交付了房租：“他总是记不得这些事！要是他忘记了，你就告诉我。”特蕾丝想要显得自己很重要，并且正如罗兰小姐所说的，显然“她向让大家都明白，她和孩子的父亲仍然过从甚密，这可不仅仅是友情而已。” 回到了德军占领的巴黎，毕加索仍然两边住宅都住着，直到黑市煤球的供应变得难以为继了，他才决定整个儿搬到奥古斯丁大街这边的宅子中来。毕加索安装了一个庞大的佛兰德煤炉（Flemish stove），因为他喜欢这个烤炉的造型和线条。可是这个炉子实在是太费煤了，而且并不怎么暖和，还制造噪音。毕加索最终不得不弃之不用，换上了一个厨房煤炉。毕加索多数时候都在卡塔卢尼亚餐馆（Le Catalan）下馆子，这是奥古斯丁大街上的一家黑市餐馆，胖老板虽是马赛人，却讲得一口流利的卡塔卢尼亚语。朵拉则在拐角处的萨伏瓦大街的住宅里恭候毕加索的传唤。她随时做好去毕加索画室或是上卡塔卢尼亚餐馆陪毕加索进餐的准备。只要毕加索拿起话筒给朵拉打电话，卡兹贝克就会跳起来跑向门口。毕加索有次惊讶地说道：“它知道我是在给朵拉打电话。天晓得它怎么知道的。不过很容易想见它此时肚子饿了，这会儿正是午餐时间。不过我常常在这个时候给别人打电话，它可没有这么上窜下跳。谁知道它怎么能通过电话线嗅出朵拉的气味的？”晚上的惯例是，毕加索、朵拉和卡兹贝克一起上弗罗尔咖啡馆去见艾吕雅。艾吕雅已经从军队里被遣散回来，现在回到了巴黎。
这年秋天，德国占领军决定详细清点所有的银行保险柜。毕加索被请进了位于豪斯曼大街（boulevard Haussman）的国家工商银行，毕加索在那家银行有两个保险箱，里面装满了塞尚、雷诺阿、马蒂斯以及大量他自己的作品。毕加索的保险箱紧挨着马蒂斯的保险箱。为首的那个纳粹官员一手拿着毕加索的画，一边转身问毕加索：“这些画是你画的吧？你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毕加索回答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画画纯粹是自娱自乐。忽然这个纳粹军官恍然大悟似地说：“啊！这是幻想画！”他很高兴自己终于弄明白了，一口气填完了所有的单子，然后把那些“幻想画”塞回原来的地方，锁上了保险箱。 后来有德国军官到毕加索的住处来做调查，他们一眼就看见了桌子上放着《格尔尼卡》的照片。一个军官问道：“这是你弄出来的吗？”毕加索答道：“不，是你们弄出来的。”那天下午，毕加索坐在弗罗尔咖啡馆得意地跟一群人重述昨天的经历。这些不买账的听众中就有西蒙娜·西格诺雷（Simone Signoret）。西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从这个‘牛皮哄哄的家伙’嘴里讲出来他头天的经历，一听就觉得匪夷所思… …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是，他自己跟我们讲的故事，跟我们后来读到的某本写‘沦陷时期’的书中那桩正儿八经的故事完全不是一回事。”毕加索是原封不动地叙述了当时的对话，还是编造了这么一番对话呢？不管怎么样，这个以讹传讹的故事越传越神，到了最后，给毕加索充当滑稽角色的不再是那个纳粹军官，而变成了德国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本人。 这一年年底，特蕾丝带着玛雅回到了巴黎。由于德军征用了德兰布雷的宅子，特蕾丝整天忙着另外再找一处住所。她找到了一处房子离奥古斯丁大街仅一箭之地，另一处房子在亨利四世大街（boulevard Henri-IV）上。毕加索直截了当地说：“住亨利四世大街的那所。”既然毕加索发话，特蕾丝只有俯首听从。毕加索又在试探特蕾丝服从的底线了，他甚至故意去做一些特蕾丝可能会突破底线的事情。特蕾丝回到巴黎时，毕加索给了她一个装满钱的手提箱，却不许她打开来看。特蕾丝原原本本地跟艺术研究者莉迪亚·贾斯曼讲述“发现她没有听从吩咐，毕加索是如何扮演起蓝胡子角色，指责她大逆不道的。”即使是一件很小的事端，只要发生在毕加索亲近的人身上，毕加索都会夸大其实地拿来大做文章。这样做无非是想要让他人痛苦不堪，并且换来盲目的遵从。 为了维持这个局面，毕加索专门为特蕾丝制定了一个类似于惯例的日程表。他常常在周四和周日这两天去看望特蕾丝母女。特蕾丝生活的全部就是毕加索过来看她，在她的心里，这就是全部生活了。在一周中剩下的五天里，特蕾丝锁上家里的一间空房间，并且告诉玛雅父亲在里面工作，教她不要去打扰他。特蕾丝多年以后说道：“那时我们很幸福，没什么比这更幸福了。我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了，至少在我们周围跟别人比起来，至少还有我们俩。我们俩在一起，并且只有我们俩在一起。甚至没有小孩，甚至没有玛雅。”特蕾丝凭空想象出一个生命寄托，那里只有她和爱人，连亲生女儿都没有份。她绝望地想要抹掉现实生活，可要不是有了玛雅，毕加索可能连这点恩宠都不会施舍给她。事实上，毕加索每周过来，多数时候都没有陪着特蕾丝，而是给玛雅画像，要不就是给玛雅画一些马戏团小丑来逗她开心。 偶尔毕加索允许的时候，特蕾丝也会上奥古斯丁大街去找他。有一次特蕾丝上他那儿去，毕加索给她看了储藏间的大堆的金条，其中还混着几块马赛香皂。毕加索说：“万一我有什么不测，这些都是你的。”特蕾丝自从法国沦陷后，就一直在用着人造肥皂，她只买得到这种肥皂。特蕾丝向毕加索请求道：“我现在只想要这些香皂。”毕加索锁上了储藏间的门，对这请求表现得无动于衷。特蕾丝必须对毕加索的吩咐表现得感激涕零，感恩戴谢。毕加索一再对特蕾丝说过：“你救了我的命。”毕加索要求特蕾丝每天都给他写信，“你不给我写信我就会生病的。”毕加索给她的回信中满是鲜花、白鸽和甜言蜜语，就是“你是最好的女人”、“我只爱你一个”之类的话。
这种甜言蜜语不是出自肺腑，不是出自热恋的情人之口，而是出自一个世故的老人，而且越老越世故。再过几个月，到1941年1月14日毕加索就满60岁了。他画了一幅自画像——一个秃顶的老人戴着老花镜，似乎在写着什么。那天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前言，那个剧本显然是要归于“荒诞剧” （Theater of the Absurd）一类的，或是归为所谓的残酷剧（Theater of Cruelty）。 毕加索把这个剧本命名为《抓住欲望的尾巴》（Desire Caught by the Tail），整个剧本在三天之内一挥而就。剧中人物要数“大脚丫”（Big-Foot）最像毕加索本人，因为很多剧中很多人物都爱上了“大脚丫”。“刻薄”（Tart）爱上了“大脚丫”，“忧心瘦子”（Thin-Anxiety）爱上了“大脚丫”，就连“忧心胖子”（Fat-Anxiety）也爱上了大脚丫。所有的人物，包括那些没有爱上“大脚丫”的人物，都借“刻薄”之口表达了作者自己的辛辣和愤世嫉俗：“你知道，我爱上了一个人。他两腿打颤，挨家挨户乞讨。他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现在想要找一份郊区公交车司机的工作。真是悲惨，可是你去帮他一把… …他会转过身来叮你一口。”这部戏每一幕都以惨剧结尾，最后一幕更是达到顶点，一人高的金球撞到了窗户上，让所有的人物都变成了瞎子。“大脚丫”最后说：“点亮所有的灯笼。我们尽力把鸽子抛出去飞翔来避开流弹，然后把炸弹炸毁的房子安全地锁起来。” 整部剧中没有怜悯，也没有希望。毕加索这一时期的画作也是如此。毕加索的生活遭受到谴责，这不仅仅是因为当时他周围的大环境，也远远要深刻于战争以及德国占领期间第一个寒冬。德国人给毕加索额外供煤时，毕加索本该说：“西班牙人绝不怕冷。”可事实上，毕加索的表现从头凉到脚。毕加索曾经说“腹中有着万道光芒的太阳”就是一切，如今太阳陨灭了，万道光芒成了冰棱柱。而毕加索创造天赋中最寒冷的恶毒莫过于那些没完没了地扭曲变形的朵拉形象、灰黯的静物中，尤其是在《死神头像》（Head of Death）一作中。这尊雕塑不是“死亡警告”，也不是反对战争破坏性的愤怒的呼声，也不是反对世间名利的虚荣。这个神奇的图腾是用来战胜死亡的，不是超越死亡，而是否定死亡，藐视死神的言行意志。而毕加索一贯的作风是自己的性命最要紧。有一次厨房里的锅炸了，毕加索以为是炸弹来了，赶紧“躲在桌子底下，全然忘了惊惶失措的特蕾丝，全然忘了同处一室的特蕾丝和玛雅还需要毕加索的庇护。” 整个1942年，法国抵抗力量得到了增加。1941年夏天希特勒入侵俄国，很快给了法国共产党可乘之机，法共很快在抵抗力量中迅速壮大起来。艾吕雅把他早年因艺术创作和个人自由而与共产党产生的龃龉抛掷一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共产党武装和抵抗运动的艰苦辛劳中去。就好像毕加索圈子中的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艾吕雅也毫不犹豫地以国家解放的名义，站在了斯大林冷血统治的这一边。 毕加索越来越多地把时间花在家里，而不是咖啡馆里。纳粹巡逻、宵禁令、大卫的黄色星旗、飘扬在公众建筑物上的纳粹卐字旗、失踪的朋友——这些占领期的灰黯事件让毕加索渐渐地不再去圣日耳曼大街大街泡咖啡馆，渐渐地退出了往昔的欢乐生活。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让他留在家里。多亏伊内丝回来，使得毕加索前所未有地在家里呆着。伊内丝在战争早期一直留在穆更，在那里嫁了人，年轻的丈夫名叫高斯塔夫·萨希尔（Gustave Sassier）。此刻他们两口子一起来投奔毕加索，在奥古斯丁大街上安了家。从这时起，伊内丝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毕加索。伊内丝年轻貌美，聪明伶俐，而且对毕加索的关爱无微不至。她能忍受他的暴躁、他的女人们、他的谎言、他的邋遢、他奇怪的作息时间。并且伊内丝还喜欢忍不住对他的作品和言论评头品足，不过好在她说的都是些奉承话，倒还没有引起毕加索的不快。伊内丝还做做饭、扫扫屋子，不过绝对不会去碰毕加索的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她知道毕加索喜欢灰尘。
毕加索的穿着打扮变得越来越波希米亚风格了——灯笼裤，破口袋还用别针别起来，一直怀表用鞋带系在上衣翻领上，一顶巴斯克式的帽子罩住整个秃头。这差不多是他的行头了，就好像之前出席上流社会时戴着的高礼帽和红腰带一样，不过现在他不再是一幅玩世不恭的形象，而是表现出人民大众的一员。 毕加索几乎从不在中午之前起床。他一起床就开始接见他的“朝臣们”。“臣子们”换了一拨又一拨，可这套规矩一直没变。大家都等在前厅，可能会要等上好几个小时，然后萨巴特过来宣布毕加索接不接见他们。萨巴特控制毕加索的惟一手段，就是控制毕加索和他人之间的联系。尽管大多数时间萨巴特都只是充当毕加索的听差这样一个角色。萨巴特就像是宫廷中的权臣一样忠于职守，他向毕加索汇报哪些人对主上不忠——有时是捏造。他尤其会注意到那些没有奉承到毕加索作品的评论。 毕加索自己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毕加索画作”都是杰作。他很瞧不起那些一看见毕加索作品就吹捧上天的人。画商皮埃尔·贝莱（Pierre Berès）回忆道：“他唾弃人们对他盲目地崇拜。哪怕他在地板上大便，人们也会赞赏不已。有时他看着一些不好的画作会哈哈大笑：‘哈哈！我把这些画拿给他们看了，他们就会啧啧赞赏，他们真是快活啊！’” 毕加索可能会鄙视那些只会拍马屁的崇拜者，可是他也需要这帮人。要时长长一溜的宾客中没有这些马屁虫，恐怕是毕加索最不开心的事。尤其是当他发现这些马屁虫非但不来吹捧他，反而跑去吹捧布拉克。萨巴特总是跟毕加索说自己发现了这个那个。他很喜欢为毕加索这个偏执狂火上浇油。萨巴特喜欢无事生非，还喜欢让毕加索内心深处始终绷紧一根提心吊胆的弦。萨巴特这些坏毛病毕加索都知道，可他明明知道还相信这一套。毕加索责备萨巴特说：“你这人见风就是雨。” 1942年3月27日，无事生非终于见效了。引导毕加索迈向雕塑关键一步的朱利欧·贡扎雷去世了。毕加索充满了负疚感和征兆感，一如当年卡萨吉马斯自杀身亡后的情形。贡扎雷的葬礼之后，没过几天毕加索对卡塔卢尼亚雕塑家费诺萨（Fenosa）说：“是我害了他。”毕加索是如何加害贡扎雷的呢？是因为毕加索好友的性命都是受毕加索庇护的，而毕加索没有把贡扎雷列入自己的好友名单中？还是他心里暗藏着想要贡扎雷死的念头？或是毕加索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12年前，费诺萨曾无意中听见毕加索喃喃自语：“我是上帝，我是上帝… …”）或者可能只不过是毕加索曾经利用过贡扎雷，而让贡扎雷耗费了太多的心血？且不说让他心怀内疚的原因是什么，毕加索祛除负疚感的方法是画了七幅关于贡扎雷之死的组图。毕加索自认为是自己的某种原始巫术导致了贡扎雷之死，现在又希冀通过在绘画艺术中施展着种原始巫术来救赎自己的罪恶。 毕加索曾经说过：“我不去描绘战争，因为我不是那种只会找些摄影题材的画家。可是毫无疑问，在我的绘画作品里有战争。”可是，这是他内心的战争，这是他内心里天人交战的一场恶战，即使战争结束之后，这场恶战也还没结束。1942年5月，毕加索把这场恶战画到了一幅大型油画上，这幅油画高英尺，宽9英尺。一个无助的裸体女人躺在刑台上，双臂枕在脖子后面，一副非常恭顺的样子。她的面容扭曲变形，双腿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另一个女人坐在她对面，抱着一把曼陀林却没有弹奏。这幅作品就是举世闻名的《晨歌》（L'Aubade），又名《裸女和乐师》（The Nude with a Musician），这幅画有时被人称为“安格雷《宫女和奴隶》（Odalisque with a Slave）的眩晕演绎版”，或是毕加索发现“暴力表达新符号”的力证。玛丽·葛多写道：“看画的人，就像是在黑桃皇后的宫廷里的爱丽丝，不经意成了残酷、迷茫世界的参与者。”[图064]
为了更好地理解毕加索的世界，抑或是为了更好地学会如何在毕加索世界中生存，5月21日艾吕雅邀请了笔迹鉴定专家雷蒙·特里拉（Raymond Trillat）让自己家里来。特里拉在耐克尔医院从事智障儿童教育工作。艾吕雅拿了一封毕加索的信给特里拉看，当然，他没有说写这信的人是谁。特里拉说：“他画的树…没有树杈。他被人一眼看穿，所以用跟人冲突的方式来防卫自己。 他不想自己毁于他人之手…他爱得很深，他总是要毁灭掉自己心爱的…他很悲哀。通过创造纯粹来摆脱这种悲哀…他的脾气血腥暴躁。大发雷霆之后就是冷漠无情。”艾吕雅本来面无表情地记录着这位笔迹鉴定专家的话语，写着写着却吓了一跳：“对认识毕加索的人来说，这分析真是说到人心里去了。” 3年后毕加索本人对马尔霍说：“不管怎么样，你只能跟某些事情对着干，哪怕是跟自己对着干。这很重要… …只要我和卡兹贝克在一起，我就会画一些咬人的画。暴力、喧嚣… …爆炸。… …任何一幅好的油画都得像刀锋一般犀利。”这次聊天中，毕加索还谈到一个画家“必须依据生活经历来创作。” 毕加索在生活中的刀锋一如艺术作品中般犀利。毕加索每周上特蕾丝那儿去的时候，常常会让朵拉往那儿打电话找他——他明知道特蕾丝把两人厮守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特蕾丝毫无例外每次都会不高兴。她每次都会要明知故问一下：“这是谁？”然后痛苦地等着毕加索说出她早已猜到的那个名字。毕加索会十分快活地回答：“阿根廷大使。”毕加索还喜欢把朵拉订制的衣裙送到特蕾丝那里去。那次毕加索把朵拉订好的衣裙送到特蕾丝那里，特蕾丝终于忍无可忍发火了。她先是给毕加索的宅子里打了个电话，伊内丝告诉她说主人不在，然后特蕾丝就径直冲到萨伏瓦大街的朵拉家中大闹一场。朵拉自然不甘示弱，反唇相讥。毕加索就躲在隔壁的房间里，把这场闹剧从头看到尾。正如毕加索回忆所说的是“作茧自缚”。 特蕾丝接着又闯进了毕加索在奥古斯丁大街的宅子。这次她不请自来，气焰一下子就低了下去。当毕加索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时，特蕾丝的回答显然想要更可靠、更长久地跟毕加索拴在一起。特蕾丝说：“很久以前你就答应要娶我。你得认真想想怎么离婚吧。”这真是个意料之外的回答，给那一天增添了一点儿喜剧色彩。这个老于世故的男人本可以当面把她大大地嘲笑一番，可是他偏要故作一本正经地跟她说：“你知道，我现在这把年纪谈离婚有点滑稽。尤其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什么都不好说。” 过了一会儿，就像是策划好的情节一样，朵拉推门进来了。特蕾丝故意对情敌视而不见，他转身向毕加索，像个受了伤而不知所措的孩子一样：“不管怎么说，你爱我，你就是爱我！” 毕加索一颗恶作剧的心苏醒了。他一眼就洞悉了朵拉的软肋，于是走到特蕾丝的身边温柔地揽住她的脖子，对朵拉认真地说道：“朵拉·玛尔，你很清楚我心中只爱玛丽·特蕾丝·瓦尔特一个人。她就在这儿。这就是她。”毕加索三言两语就把朵拉这个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知识先驱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的破门垫。[图061] 特蕾丝没想到毕加索会说出这番话来给自己撑腰，一下子就挺起了腰板命令朵拉赶紧离开。朵拉不愿意尊严扫地、脸面无存，于是拒绝了这个要求。毕加索看着特蕾丝，特雷斯再次命令朵拉滚出去，朵拉再次拒绝。特蕾丝上前抓住朵拉的肩膀推揉她，朵拉扇了她一个耳光。这下子可把特蕾丝彻底惹火了，她使出全身力气把朵拉推出门外。 这次胜利的代价无疑是惨重的。朵拉一出门，毕加索就把特蕾丝所有的幻想打了个粉碎，他冷冷地说：“你很清楚我爱情的限度。”特蕾丝满怀悲怆地回忆道：“后来，他给了我5公斤煤打发我回家去了。这事就这么完了。”特蕾丝就扛着这些煤，像个乞丐一样乘地铁回家。她每天都像个乞丐一样到奥古斯丁大街来乞求施舍。毕加索后来给朵拉打了个电话。然后毕加索的恶作剧算是消停下来了。直到下一次。
在合乎自己的情绪和心意的情况下，毕加索还是颇具“坏坏的”魅力的。1942年，毕加索给洛扬的罗兰小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罗兰小姐： 我想请您好心给我帮个忙。我的那些褥子、垫子、架子和枕头（要是毯子还在的话，还有毯子）都不要了，但是烦请您找个人把我其他的东西送到我画室来，地址是巴黎6区奥古斯丁大街7号。那些垫子褥子什么的是扔了还是留着，您随意处置好了。您别为这些小事儿烦心，您帮我看管这些东西已经够麻烦您了。要是什么地方要花钱的话，请您告诉我。我已经给您先寄去一些钱了，我对您真是千恩万谢。 我想念洛扬的画室，很久没见我也想念你。要是有一天你到巴黎来，我们可以在一起吃午饭，最好那天是星期天。 借此写信之机，随信附上鲜花一束，以纪念我对您的美好回忆。 毕加索 他画了一幅五彩的花束附在信封里。 这个夏天，他一直沉醉于《男人与绵羊》这件雕塑作品中。为了这幅宗教题材的青铜雕塑，他画了一百来幅牧羊人和羊羔的素描草稿。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也不断出现可怕的女人形象。10月初，他把朵拉画成个身陷囹圄的女囚，只有一点儿面包和一罐水。这是朵拉的母亲去世了，于是毕加索给朵拉本来就哀戚的面容更是赋予了丧母之痛。毕加索笔下的朵拉穿着红绿条条的上衣，配着个白领子。毕加索提到那件上衣：“这完全是我杜撰的。朵拉压根儿没穿过这样一件衣服。不管别人怎么说或怎么想我的‘移花接木’，我确实为这件上衣花费了一番心血… …我为这件上衣可没少费过力气… …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拿它画了又画… …”最后毕加索创作完这幅作品时，铁栏杆、面包和水都不见了。可是朵拉仍然是个囚犯。 毕加索后来对马尔霍说：“朵拉在我心里，就是个哭泣的女人。永远。有一天我终于能把她画成一个哭泣的女人了… …就这样了。这很重要，因为女人就是个忍气吞声的机器。我抓住了主体… …你不能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搞得太明白了。当我画一个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的时候，扶手椅就意味着衰老和死亡，对吧？因此，对她来说扶手椅简直是太糟糕了。要不然扶手椅就是用来保护她的了… …就像是黑人雕塑那样。”[图051] 1942年10月的一幅肖像中，朵拉没有再被画成哭泣的样子。她就连哭泣这个最终释放的权利也享受不到了。朵拉注视着前方，看起来非尽全力想要压抑住自己不要哭泣。朵拉这副坚忍、自我压抑的面容，要比哭泣的表情更加悲怆、更加可怕。朵拉仿佛压抑住自己痛苦的同时也压抑了自己的生命。[图063] 毕加索曾经说道：“肖像画不是要求抓住形似、神似，它应该抓住心理的相似。”朵拉在小巷中心理相似之处就在于“生不如死”。毕加索曾对马尔霍说：“我绝对要找到那张面具。”现在他找到了。这不是一张“面容如神祇般祥和……神圣庄严”的罗马式面具，也不是“令黑人雕匠又惧又爱、并且不了解他们刻画的魂灵”的黑人面具。毕加索的面具是行尸走肉。马尔霍回忆起当年与毕加索的聊天：“罗马雕匠想要表达出一线泄漏的天机，而毕加索表达的却是天机不可泄漏。他用全部感情来表达自己所知的一切，他感觉到的是没有祈祷、没有交流、不可理喻的‘行尸走肉’… …这就是我们现代文明的艺术，毕加索嘲笑地表达了现代文明的心灵空虚，就好像罗马艺术表达了心灵充实。” 时而嘲讽，时而暴力，毕加索表达起来得心应手，因为这一切他都已经亲身经历过了。格特鲁德曾经说过：“毕加索曾一度说我其实和他一样不幸福。”很少有人敢于像他这样生活在荒芜生疏的境界里，面对着心灵的空虚。在这片心灵空虚中，只剩下无情、邪恶的创作作品。偶尔他也会“陷入情网”，也会身为人父、也会建立友情，这些都会暂时让他在生活中缓和一下，可是他的心灵空虚最终只有在作品和日常小事的邪恶中才能释放出来。因此，愤怒、迷离、毁灭的怒火才能让他保持充分的创作力，才能成就他无所不在的暴劣脾气。格特鲁德说得对，她才不会像他一样惨呢。
当然毕加索的精神并没有沦丧，因为他生活和创作中只是装成精神已经沦丧的样子。毕加索的心灵常常引导着他去关注那些以精神为生活支柱的人，这些人的精神之路往往走得坎坷、痛苦而前途未卜。麦克斯·雅各布就是其中的一个。1943年初，毕加索决定上圣贝诺伊去看麦克斯。就在几个月前，麦克斯还跟朋友米歇尔·贝阿鲁（Michel Béalu）说到很少收到安德鲁·萨勒蒙的来信，而毕加索则更是音讯全无，他感觉自己已经被人遗忘了。麦克斯现在已经67岁了，现在清贫地住在教堂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每天去望两次弥撒，写作、绘画，心中明白盖世太保随时可能会前来把他抓走，就好像之前他弟弟、妹妹和妹夫的噩运一样。麦克斯带毕加索去参观了教堂，给毕加索看了他画的水彩画，他们沿着卢瓦尔河散步，谈论着他们的青春和年轻时的日子。毕加索走了之后，麦克斯到了教堂拿出签名簿，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及他去世的那个年份：麦克斯·雅各布，1944年。[图102] 黑暗笼罩着毕加索，可是黑暗没有浇灭毕加索对生活的热情，也没有浇灭对爱的希望。1943年5月，毕加索和朵拉、玛丽·诺德（Marie-Laure de Noailles）一起在卡塔卢尼亚餐馆就餐时，演员阿兰·库尼（Alain Cuny）也带着两个年轻女人在那儿用餐。毕加索一看见那两个女人，生活的热情以及爱的希望又被重新点燃了。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黑发、黑眸，长着希腊人的面容，穿着一条长长的百褶裙。另一个女人，身材苗条，腰肢纤细，大眼睛绿眸子，绿色的头巾下是一张清新机敏的面容。前者名叫热内维耶芙·阿里格（Geneviève Aliquot），后者名叫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oise Gilo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