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志超，澳大利亚籍华人，生于辽宁，成长于北京。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留学前苏联，学习地质勘探，毕业后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指令失去回北京居住的资格，因而流落新疆地区的深山老林，在那里东躲西藏、猎耕樵读，并且亲手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接生到人世，亲手为孩子赖以生存的一头奶牛做剖腹产取下两子。“文革”结束后，宁志超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并取得当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图20） 如今，宁志超在中国文物界已成名人，这并非由于他个人的传奇经历所至，而是源于他长达近二十年的一起捐宝事件。 初见宁志超，是在北京平安大道北面的一个被分割的四合院里。院子很小但很干净，屋内陈设简朴，除开放置在长案短几上的几件古瓷外，几乎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主人个子不高，一头银发，虽说已经年逾古稀，鬓发斑白，却依然精神矍铄、非常健谈。我们的话题当然是曾经在文物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宁志超捐献元青花事件”。 “我的母系家族早年曾居住在辽宁省郑家屯，几代人酷爱古书画、古陶瓷，积累了一些藏品，在当地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外祖父乐善好施，是当地几座寺庙较大的施主。 “1928年冬的一个大雪天，千山一座寺庙的主持为逃避内乱外患造成的兵荒马乱，打算离寺返乡，念及我外祖父多年来对他们的大量接济，便要以藏于寺庙多年的两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相送。那时候中国还根本没有‘元青花’这个称谓，加上那两只瓶子是青白颜色，很多人都忌讳，怕不吉利。但对于僧人们的盛情，外祖父无法拒绝，便又捐了和尚们一笔返乡的路费，将瓶子留下，但没把它们放在家里，而是搁置在家族的祠堂里。尽管如此，那两只青花大瓶独特的造型与纹饰，还是受到家母的格外喜爱。我母亲出嫁时，因为她的喜好，这对大瓶便被作为嫁妆陪她一起进了我父亲的家门。 “后来，母亲移居澳大利亚前，曾将大瓶送到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报关，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清代青花瓷器看待，很顺利地给办好了出境手续。 “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拍卖市场上元青花的拍价不断攀升，元青花的名声空前高涨。我母亲在报刊上看到了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带铭文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照片，这才知道自家藏了70多年的那两只青花瓶非常珍贵，便跟我商量：既然是国宝，能不能把它们捐献给故宫，也证明咱们老宁家都是爱国的。全家人都赞成老太太的意见。 “未曾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老太太当初的生愿变成了遗愿，这对象耳瓶从澳大利亚回归了中国，但至今仍旧搁置在我家里，送给故宫，人家不要！” “为什么？像这样的元青花大器国内并不多见！”记者觉着奇怪。 宁先生是性情中人，说起这件事声调高亢，甚至有些义愤填膺。他告诉记者：“人家不给理由，只有一位不愿公开自己姓名的专家私下透露，说这两只象耳瓶造型走样，青花成色不好……” 说到底这宁志超毕竟是个大风大浪里闯过来的明白人，他琢磨着：这东西是真是假，也不能只由你一两个人说了算！于是，他三天两头来回折腾，更大范围地把文物鉴定方面的名家请到家里，让他们接近实物，各抒己见。在宁家，记者亲眼看到一份50位中国文物考古和文物鉴定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亲笔签名（图21），一致对这两只元青花象耳瓶给予了认定。在签名的专家中，不乏我国文物鉴定方面的泰斗和顶尖级人物，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李知宴、李辉柄等。 有人说宁志超姓坏了一个“拧”，做事认死理。这话得两头说，一头真搁着他那股遇事较真儿的性格，一头赶上这时候、这地方，只要是认真办件事，特别是办好事，还真难。为什么？不为什么，人家都按规矩办、奔程序走，你想批块地打高尔夫球，哪怕违规，行啊，明日就批，特事特办呗！你要批地盖幼儿园、敬老院，恐怕得让上幼儿园的孩子等到该上敬老院的岁数！当然，这是瞎比喻，跟宁志超这档子事没关系。咱们还是看看这位姓“拧”的还有什么高招、还能咋样儿折腾。 为了在传统眼学鉴定之外寻找更为可靠的坚实证据，宁志超又携带他的两只青花象耳瓶开始了他的科技鉴定之旅。他先后到了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李政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核分析室、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单位，配合他们对两只青花象耳瓶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对瓷瓶做了测年试验，结论是：确定其中一只是800年前所造，另一只因所含材料不适合做热释光测试而无结果。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测试报告均为客观数据，大意为：青花云龙象耳瓶的透明釉中元素钙的含量明显高于元素钾的含量，化学组成与元代青花透明釉相符；青花料中有微量元素砷存在，这和元代青花瓷器通常采用进口钴料，其中含有微量元素砷相一致；青花云龙象耳瓶的青花料中，元素锰的含量稍低于元素铁的含量，青花料中可能使用了进口和国产两种钴料的混合物（元晚期青花瓷的确使用过一种译名“苏勃尼青”的进口青料）。 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两次对青花瓶做了常量元素胎的分析试验，第一次结论比较模糊，事隔十个月以后，他们本着对科学负责任的态度，经过一系列细致的试验，再次为宁志超的那两只瓶子写下了结论性意见：“在1998年1月对宁志超收藏的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测试中，发现胎中AI2O3的含量分别为23.5%和26.8%，这比元代通常的青花瓷要高，但考虑到文献报道的试验数据太少，需要更进一步对元青花做更深入的测试研究。为此，我们和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刘新圆等人合作，对景德镇出土的元青花进行较系统的测试，所用实验方法和条件与以前相同，全部样品共32个，均为官窑瓷器碎片，其中5件为明洪武青花，以观察元代和明代初期的制瓷工艺的连续性。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样品，其AI2O3含量与上述数据相近。”如果说这家研究所的第一份检测报告不很明确，甚至是还有某些疑点，那么第二份检测报告则对这两只象耳瓶的年代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补充。简而言之：宁志超的那两只青花云龙象耳瓶确是元代瓷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采用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无损分析技术（SRXRF）对宁志超收藏的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进行了测试，并与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进行化学成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青花和白釉的化学成分，与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的青花和白釉的化学成分都有很低的锌铁比。” 至此，几家检测单位的实验报告基本相符：宁志超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象耳瓶不是仿品， 宁志超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接着，他将实验结果通知故宫，并在《文物》等专业杂志上刊登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早点遵循已故母亲的遗愿，将这两件国宝送进“宫”去。但是，人家还是不要，也不说为什么。宁志超只在背地里听人告诉他：“宫里”传出话来，“用科技手段来鉴定该元青花瓷瓶毕竟只是一种化验方法，对瓷瓶的化验有化验员的不同，有化验程序的不同，有选取仪器的不同，这就可能导致很多的误差，结果也不能令人信服。”
这一下真把这位“拧”姓男人给逼上绝路了。你说眼学可靠，我请了几十位专家会诊，结果人家几十双眼睛敌不过你一两双眼睛。用科学手段测试，假若没通过，你一定会说要尊重科学，这通过了，你还是不承认。这不是没道理可讲了吗？得，豁出去了，宁志超干脆辞去在澳大利亚的所有工作，在北京买了一处房子住下，摆出一副不把他那两只元青花象耳瓶送进宫誓不罢休的架势。 现在有人听了这事儿私下里纳闷：那姓宁的是不是有毛病？元青花的市场价格明摆在那儿，一个元青花大罐就拍出两个亿，这两只大瓶子得卖出多少钱来呀？就算卖掉一只怎么也得撑死你几代人！人家国内的元青花瓷器想拿到国外去卖找不着门、出不去，你宁志超倒好，从国外打了火印拿回来，人家“宫里”不要，你还死乞白赖地纠缠不休，这唱的是哪门子戏？别说“宫里”不认，就我们这些“宫外”人，单从道理上就不认了，你这不是假的也是假的！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们这位“拧”老先生下了死决心要破釜沉舟，打破国内文物鉴定的僵死局面。一“拧”就是近20年，头上的黑发变成白发，他几乎由富人变成了穷人。他先后到英国、土耳其等几个收藏元青花较多的国家博物馆进行实物考察，遍访了国内所有对元青花研究确有心得的专家学者，并利用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不断进行各种数据测试与研究，最后写下了洋洋洒洒、长达数百万字、重达几十公斤的元青花研究著作并出版，成为国内民间收藏、研究元青花方面颇有名气的大家。近期出版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一书，更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20年了，您完全可以过着另一种富裕、安逸的日子，这样做，究竟为什么？”采访结束时我问宁志超。 “很简单，完成母亲遗愿，将这两只瓶子捐献给国家。”喝了一口闷酒，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就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家，近百年的元代历史，真的就像故宫专家所说的那样，只留下300件瓷器，还都在国外。”说到这，老人有些哽咽，自斟自饮又喝了两口酒。 “也许您说的不无道理，可这文物鉴定似乎是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假如您跳出现有的角色，作为旁观者想想，是选择相信故宫的专家还是相信您呢？” “当然是相信‘宫里’的专家……可他们并不是神，他们也出错！故宫买错文物、接受捐赠赝品的笑话还少吗？再说，我现在跟他们的分歧已经超出这件事的本身意义了，而是事关一个民族如何负责任地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的大是大非！我们祖先创造的元青花，凭什么就死说只有外国博物馆有，我们自己的民族反倒没有真品、没有精品了呢？难道元代的老百姓是用宋代的碗盛饭盛菜、使宋代的茶盏酒杯饮茶喝酒？难道元代的瓷窑都只为外国人烧造瓷器？” “如果说在您捐献之初，元青花的市场天价尚未形成，而现在您为什么还如此执著地非得要一条道儿走到黑？凭着50位专家的联合签名，还有几家仪器测试结论，您这一对瓶子怎么也能卖上几千万、甚至上亿吧？” “……来，还是喝酒吧！”老人显然对回答这个被人问过无数次的问题不感兴趣。 宁志超捐献元青花的故事似乎讲完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没讲完，因为他人还活着，因为他母亲的遗愿还没实现，更重要的是他已然向中国文物鉴定界某种权威、某种格式、某种潜规则发起了挑战。而这一场虽然难见硝烟，却充满了悬念、充满了刺激的“战争”，才刚刚开始拉开序幕。 在此，记者有必要声明：本人仅对史树青、宁志超二位先生，以及其他有着同类行为者的爱国热情表示敬慕，但对于他们欲捐赠之物的真伪，实在没有能力说三道四。同时，我也敬重那些尊重科学、信奉真理、持操守德的中国文物把关人，感谢他们为丰富和纯洁祖国的传统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不过就事论事，我的确心存疑虑：为什么没有一个机构有能力对二位捐献之物作出令人信服的权威结论？万一这两位老者所捐献之物确实是块“和氏璧”呢？文物鉴定究竟由谁说了算？“眼学”是不是“人学”的双胞胎？尤其是对资深鉴定大家史树青老人的“捐献风波”而言，无论那把“越王剑”孰真孰伪，最终都是一场悲剧——是“真”，则对我国文物的鉴认制度是一次大嘲讽（这种嘲讽在史老以往的捐献中已经不只一次地出现过），是“假”，则对中国文物鉴定家的所谓“眼学”是一次大嘲弄，因为史老的身份摆在那儿。由此可及：深藏故宫和各级博物馆的那些既非国家考古队直接发现、直接出土，又非传承有序的藏品，又如何让世人放心呢？ 《红楼梦》中有诗句云：“假作真时真亦假”。百年前曹老夫子一句不经意的调侃，在今天的文物界竟不幸成为超现实主义的醒世恒言。随着中国文物专家的眼镜不断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工艺品砸碎，一个阉割了权威、失去了价值本源的文物市场，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许多有悖常理、荒诞不经的事件隔三差五地在文物圈内上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