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北方草原、东北、西北、川藏云贵、东海沿海和台湾地区，都出土了许多青铜工具、兵器、饰物和部分青铜容器。它们表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氏族的文化面貌，既有各自的独特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其与华夏青铜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第一节 冀、辽、吉及内蒙古 东部地区的青铜器 这些地区中出土的青铜器以青铜短剑和各种动物纹饰牌为特色，包括兵器、工具、农具、生活用具、车马器和装饰品六类，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从年代上来看，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到春秋早期。出土的地点主要有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的宁城南山根、赤峰红山后，河北省的平泉东南沟，辽宁省的朝阳十二台营子等。 兵器中以短剑居多，其他则为刀、矛、戈、剑鞘、镦、镞、盔、盾等。工具主要是斧和凿。农具有镐和锄。车马器有衔、銮、泡、环、络饰等。装饰品有方扣、圆扣、耳坠、联珠形饰、铃形饰、人面铜牌、兽面铜牌，以及各种动物纹饰牌。生活用具有匕、匙、镜、针筒等。 青铜容器主要出土于宁城南山根101号墓，有鼎、簋、簠、鬲、双系壶、豆、觚、双联罐、勺等器形。其中的长锥足鼎独具特色，敛口浅腹，口部有环形耳，圜底下有三个很长的实锥足。鬲为敛口短颈，口沿上有两个鼠形小耳，裆部较平，下有尖锥足。双系壶为小口短颈，鼓腹圈足，肩上有小环耳。豆的盘中接连一浅腹罐，双联在罐，顶上各有一个马形钮。勺的柄呈“丫”字形。 这些青铜器主要表现了这些地区自身的特点，同时不乏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南山根出土的柱足鼎、蹄足鼎、双耳簋、篮及其花纹，镜、柳叶形矛，夏家店12号墓出土的二穿戈，平泉东南沟出土的等腰三角形锋的戈，都是在中原地区常见的式样。 南山根出土的双系壶、觚、勺、斧、凹腰柳叶式矛、凹腰柳叶式剑，弧背凹刃刀、盔以及车马器等，都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铸造的变体器物；长锥足鼎、鬲、双系壶的形制，也见于赤峰红山后的陶器中。双联罐、豆、盾、各式剑及其花纹、剑鞘、三刃镞、镐、锄、大部分车马器和各种饰牌，都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 第二节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 出土的青铜器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地区和宁夏、陕北、晋北等地，也发掘出了青铜器群，它们皆以各种各样的动物纹样饰牌和圆雕动物装饰品为特征。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人认为这属于匈奴族文化系统。
匈奴族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主要包括兵器、工具、车马器具和装饰品四类，还未发现农具和礼器。其中，青铜短剑、鹤咀镐、小铜锤，各种各样的动物纹样和圆雕动物装饰品以及马具最多，也最精。 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匈奴族文化系统的青铜器，出土的工具和兵器主要是鹤咀镐、小锤、刀和短剑。鹤咀镐又称为鹤咀斧，一端是扁刃，另一端呈鹤咀形，中部厚实，有椭圆形銎，以便安柲；圆銎斧，呈狭的长条形，弧刃，銎一端有一短柱状突起；刀为弧背凹刃，柄扁平，后端有孔；短剑颇富特征，直刃有背，剑格突起，扁茎，首一般呈两兽头或鸟头相对形，也有作双环形的。另外还有锛、锥、凿、斧、戈、镞等。戈、斧、镞多为中原式。马具有马衔、马镳、络饰、鞍饰、扁环等。装饰品种类繁多，尤其以带扣、环饰、联珠形饰、鸟兽头形饰，以及动物纹饰牌最为典型。 出土的战国后期匈奴族文化系统的铜器鹤咀镐、弧背曲刃刀仍然具有早期风格。短剑略有变化，剑首的双兽或双鸟头相向形，变成了双兽或双鸟头连成双环或单环形。装饰品中的饰牌较前期发达，有几何纹饰牌、鸟纹饰牌、马纹饰牌、涡纹扣形饰牌，种类繁多、式样各异。其中最为讲究的是动物纹长方形饰牌，有浮雕、有透雕。动物纹的种类有马、鹿、虎、盘羊、狼、驴、鹰等，以鹿为最多。它与同期的金银动物纹饰牌的风格完全一样，富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属精品的有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盘羊饰牌、屈足鹿饰牌，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双虎夺鹿纹饰牌、鹰袭鹿纹饰牌，以及固原杨郎出土的虎背驴纹饰牌等。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艺术品还有圆雕动物饰件。这些饰件大都是套接在杖首、辕头或装饰车軎，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圆銎前端作成圆雕动物头像，有羊头、鹰头、鸭头、狼头等；另一种是在方銎座上作成圆雕完整动物形象。如玉隆太的盘角羊辕饰、羚羊饰件、鹿形饰件、立兽饰件、立马饰件，西沟畔的鹤头饰、速机沟的羊头饰件、狻猊饰件、狼头饰件、屈足鹿饰件、神木纳林高兔的刺猬饰件、中沟的立犬饰件等。此外，还有单独的圆雕动物造型，如玉隆太的五件雌雄卧鹿、速机沟的四件雌雄立鹿、瓦尔吐沟的卧状绵羊、神木李家畔的四件伏兔等。 第三节成、渝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成、渝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区域。商周青铜器的主要出土地点有彭县、新繁、成都、郫县、峨眉、峨边、广元、绵竹、广汉、双流、芦山、犍为、重庆、巴县、涪陵、奉节等县市。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两座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多达900余件，其中立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形面具、兽面具、瑗戈、神树、神坛等都具有地方文化特征。另外，还出土了中原文化较为常见的尊、罍、瓿以及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常见的尊。
巴蜀文化中，一部分青铜器的器形保留了西周早期或更早一些的青铜器的特征，其中有一类是依照原形仿铸的，还有一类是仿造且经过变形的；部分器形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上述两类器物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形式，可能与巴人参与武王伐商获得殷周型兵器并将其长期流传有关，是小邦国为增大其荣誉而对周文化仰慕的一种表现。 巴蜀式兵器中戈、剑形状之类的青铜器，带有强烈的追慕西周早、中期或更早时期兵器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巴族文化青铜器，尤其是其兵器上常有的笋形、心形、鸟形、虎形等各种铭记，这些铭记的属性还不太清楚，有的说它是一种符号，有的说它是文字。但是巴蜀很可能有自己的文字，有一件郫县出土的巴蜀式戈上有一行铭文约12个字，与上述兵器上的铭记不一样，但没有一个可以翻译出来。 巴蜀出土的青铜容器有鍪、釜、甑等炊器，这些器的耳是用绳索成范后翻铸在器上的。鍪似圜底束颈敞口壶，肩上有一耳或两环耳。釜如敛口的大圆钵，也有两环耳。 巴蜀的乐器有两类：一类是外地传入的，主要是从楚地，如涪陵小田溪出土的一套错金编钟，铸作极精，纹饰特征为楚国器；另一种是形体很扁的甬钟，枚的地位缩得很高，甬上没有旋和干，衡空中设一横梁可悬。这类钟属于巴蜀文化的产物，是变了形的西周甬钟的仿制品。 第四节滇、黔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地处我国西南高原地带的云南、贵州，早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就是西南夷各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商晚期·钺出土了数量极多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独特艺术风格的青铜器。 云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主要分布范围在滇池和洱海两个区域。滇池地区青铜器 的出土地点有昆明、呈贡、晋宁、澄江、江川、新平、陆良、曲靖、富民、安宁、禄丰、路南12个县市的39个地点。洱海地区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有剑川、祥云、大理、德钦、楚雄、元谋、姚安、永胜、宁蒗、巍山、昌宁等县市。这两个区域的青铜器在器形和纹饰上都存在一定差别。以滇池为中心地区的青铜器，一般种类较为复杂、铸造精致；而洱海地区的青铜器则制作粗糙简朴，种类也较为单纯，且大多数器物上没有纹饰。 云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十分繁杂，按用途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乐器。兵器有剑、矛、戈、斧、钺、戚、啄、叉、矢镞、箭箙、弩机、盔甲等。生产工具有锄、、镰、锯、凿、削、鱼钩、针、锥和纺织工具。生活用具有壶、洗、釜、甑、樽、斗、耳杯、案、盆、贮贝器、伞盖、枕、镜、带钩、印章、干栏式房屋模型、动物透雕饰牌等。乐器有鼓、编钟、芦笙等。 在生活用器中，如盒、枕、贮贝器以及干栏式房屋模型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也是其他各地青铜器中所见不到的。 贵州毗邻云南之处，根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曾是西南夷夜郎国的地域。青铜器主要出土地点是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另外在贵阳、盘县、兴义、普安、清远等地，也发现有少量的青铜器。
就这一地区目前所发现的青铜器的断代来说，上限为战国时期，下限为汉代。在这一时期，青铜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器和装饰品等各个方面。出土青铜器的造型、花纹风格，很明显地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如镜、鼎、弩机、鍪、镞、铜钱、印章等，完全是由中原汉文化地区输入的产品；第二类是与云南滇文化中出土的青铜器造型、花纹风格相同或一致，如贵阳、盘县、兴义、赫章出土的锄，威宁、清镇、普安出土的剑，清镇出土的钺，以及戈、矛、釜和鼓改装的釜、镂花铜饰牌等；第三类如威宁出土的戈、剑、矛等，都与四川地区出土的巴蜀文化的同类器物的风格一致。第二、三类器形都具有地方色彩，属于滇文化系统，并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 第五节湘、桂、粤地区 出土的青铜器 湖南、广西、广东三省是中国古代百濮、百越族的聚居之地，这一地区发现和出土了一大批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湖南的资兴、衡阳、长沙、宁乡、益阳、常德、石门等地，陆续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多达四五百件。其中以宁乡一带出土最多。这些青铜器均为窖藏出土，造型奇特、纹饰精美、铸造技术精湛。西周中晚期以后，湖南地区地方土著青铜文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如西周的双索耳圈足簋形器、资兴出土的侈口圜底垂腹高足变形夔纹鼎和直腹雷纹鼎，都是春秋时代仿铸西周早期的越式鼎之器。稍晚出现了立耳盘口鼎，也是越式鼎的一种。此外，还有战国时期的剑、镞、刀等。 广西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分布很广，包括桂北、桂中、桂东、桂南、桂西南等地区，其地域占广西大半境，器形有卣、钟、罍、尊、鼓、鼎、剑、戈、矛、匕首、镞、钺、斧、弩机、匜、筩、镜、羊角钮钟、人首柱形器等。从上述青铜器的造型、铭文、纹饰特征来分析，广西青铜器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个类型是器形、纹饰、铭文与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风格一致或相近，如武鸣全苏、灌阳钟山、忻城大塘、横县镇尤、恭城会加等地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卣、甬钟、鼎、罍、编钟、剑、戈、矛、匕首、镞、斧、削，贵县、合浦出土的汉代鼎、镜、灯、印章、弩机等，恭城的蛇噬蛙纹尊和菱形几何纹尊，都是春秋晚期时仿铸西周形式之器，而纹样全是土著风格。越式盘口鼎在贵州也有发现。第二个类型是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器物，如贺县、象州、德保、恭城、平乐出土的各式铜钺，贵县出土的很有特色的羊角钮钟，以及提梁筩（一种桶形容器）。同时，广西出土的各式铜鼓也是非常可观的。 广东出土青铜器的地点有信宜、饶平、清远、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岗、龙川、罗定、惠来、博罗、连平、海丰、惠阳、龙门、揭阳、佛山、广州，以及香港地区，其中主要出土地为西江地区，少部分在北江、东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在出土的青铜器中，包括炊器、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器形有鼎、罍、鉴、盉、壶、盘、缶、编钟、钲、于、甬钟、剑、戈、矛、钺、镞、斧、凿、刮刀、匕首、锥、削、人首柱形器等。在上述地点发现的青铜器中，信宜县松香厂出土的盉时代最早，约为西周时期。但是早期青铜器的数量很少。春秋战国时期是广东地区青铜器的发达时期，出土的数量比较多。
第六节苏、皖、浙、赣地区 出土的青铜器 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和太湖、钱塘江、鄱阳湖流域，系吴越文化的分布地区之一。 在江西的清江流域，发现了一批相当于商朝早期和中期之际的青铜器，有兽面纹斝、虎耳扁足鼎、兽面纹卣工具和兵器等，并发现了铸造工具和不知名容器的石范。如：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了475件青铜器，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这些器物既有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也有商器经后人加工或改造过的，这种器的形制、纹饰既具有本地域特色，也带有南方土著民族独特的创造性，如瓿形鼎、折肩鬲、假腹盘、三足卣、双面神人像、伏鸟双尾虎。其中兵器的形式与陕、晋等地相同。 商代·鼎 吴越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区，主要在长江以南。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乐器等青铜器出土的数量也不少。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代的宜侯矢簋，便是一著名的青铜器。丹徒大港母子墩的一批青铜器中铭为“伯作宝尊彝”的方座簋，更是西周中期偏早之器。此外，还有武进淹城内城河出土的三轮盘、斝及七件钩、大港磨盘墩等。在安徽屯溪的墓葬中，出土了铸铭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尊。这些吴越文化特色浓厚的青铜器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模仿西周器，但是形制或多或少变了形的，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当时的新设计式样，是少数。这第一类的有鼎、簋、尊、卣、双耳扁壶、盘、匜等，器形模仿一般很少能严格地保持西周的式样，如：鼎为浅腹斜支足；簋为多敛口有肩浅腹双耳式，且双耳有的成为两道镂雕的棱脊；筒形尊腹部鼓出而圆或扁圆；大口垂腹尊器体极阔；卣的肩部特别丰满而使整个造型显得偏高而且臃肿；盘多直口紧附耳和直圈足等，都是不甚精确或很不精确的模仿件。另外，这些器物除个别以外，器壁都比较薄或很薄，这和中原地区西周器乃至春秋早期器是全然不同的。此类仿铸的器，其纹饰没有什么规定的格式，如屯溪卣的纹饰为不太相似的仿西周凤纹卣的式样，鼎类亦是如此，其余大多数的器上纹饰，都是吴越文化分布地区所特有的式样。这些纹饰以屯溪和丹阳出土的器最为集中，其主要者有以下一些形式：一、传统窃曲纹的变形，同地所出的鼎即有这类纹饰的前型，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通行式样；二、窃曲纹的复杂变形和交连；三、双勾式的窃曲纹的变形和交连；四、交连和不交连的变形兽纹；五、棘刺纹，密集的方格状的简单线条中有棘刺状突出；六、动物变形的几何纹等。设计式样新颖的青铜器有盂形器、方缶等，纹饰与以上大致相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