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还在于它的品质。其不但种类繁多、形制瑰丽，而且花纹繁缛、制作精湛。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兵器、农具与工具、车马器、生活用具、货币、玺印等。单从酒器类来说，就有爵、角、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罍、盉、勺等20多个器种，而且每一个器种在每个时代都呈现出不同的风采，甚至同一时代的同一器种的样式也多姿多彩，犹如百花齐放，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认为：我国“形状奇伟、花纹瑰丽”的商朝青铜器，是“上古文明世界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其器以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虎食人卣就是其中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以虎的两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作虎踞坐形；虎的前爪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给人一种威胁的紧迫气势，造型相当逼真生动。其提梁至三个支点间布满了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但这些优点从文物鉴定的角度来说，无疑增加了难度，而鉴定难度大，反过来又使研究、赏析更富情趣，进而使得青铜器更具吸引力了。 青铜器的艺术魅力除了表现在构思巧妙的形态、富丽精致的纹饰上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风格多样的铭文书体。中国古代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金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青铜器一个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在青铜器形制与纹饰仍无法完全表达自己想法以及期盼时，便想到了将其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为数众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的，从最初开始的一两个字，即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族徽”的文字，至商代晚期逐渐增多，但最长也超不过50字。西周时期是铭文大发展时期，不仅数量多，还有不少长篇巨制，如著名的毛公鼎铭文达499字，是我国青铜铭文中最长的。春秋以后的铭文慢慢呈现衰弱的趋势。到了战国时期，铭文往往是“物勒工名”，长篇铭文极为罕见。总之，青铜器上的这些铭文书体或粗犷或瘦劲，或工细或秀美，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 归根到底，这些精美的青铜器还是与高超的铸造技术分不开的。外国铸造青铜器多用失蜡法，特别是印度用此法做出很多细巧的东西。失蜡法的范可以用几次，由此可生产出一批形状花纹完全一样的青铜制品来。中国青铜器在铸造工艺方面有着自己的特殊传统，除铜镜常用失蜡法外，其余大都用合范法。合范法的特点是一范只做一件，所以在青铜礼器中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铜礼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在许多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屡见不鲜。这种铸造技术无疑增加了中国青铜礼器的艺术观赏价值，拓宽了艺术欣赏的视野，使其精品迭出，令人叹为观止。 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就是中国高超铸造技术的物证。四羊方尊是现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 3厘米，重34 5公斤，全器通体以细雷纹为地，线条光洁刚劲。尊的颈部铸有体部为夔形纹、底部饰有兽面纹的蕉叶；肩部有四条龙蟠缠在四周；腹部分别铸有四只大角羊，卷曲地突出于尊外；羊的背部和胸部饰有鱼鳞花纹，连铸在一起的两只前腿和尊的底部上也都铸满夔形花纹。为了遮蔽合范时可能产生对合不正的纹饰，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中间合范的地方都铸有棱脊，使得造型在气势上增强了不少，整体形象在宁静中透出威严感。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合范技术，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是很难达到的。 由于青铜铸造技术的不断成熟，青铜器在我国分布的地域广泛，从东北到广东，从西藏到东海渔岛上都发现了青铜器或青铜遗址。其中，中原地区是中国青铜器的集中地，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华夏族的居住地区，比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有些地区的青铜器体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艺术风格，如分布在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属于“鄂尔多斯文化”的青铜器就是其中一种。除了以羊首、马首、鹿首之类的动物头像作为装饰器物外，还有别具一格带有异域风格的短剑、短刀和饰牌等，体现了中国青铜文化的多样性。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中国的青铜文化，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经典文化，我们特别编撰了这套经典文化丛书，以飨读者。本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考古发掘资料以及大量有关中国青铜器的研究资料，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做了全景式介绍，展现了我国古代青铜文化的优良品质。全书以古代青铜器的艺术风格为线索，将青铜器置身于它们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从青铜的文化历史、器型纹饰、鉴赏收藏三个大方面介绍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青铜文化的发展、艺术魅力、种类和艺术价值，收集了从夏、商、周时期至清代晚期的相关青铜器精品图，以求读者更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接受我国的青铜文化。 由于本书编写时间仓促，加上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朋友和专家批评指正。 编者 2008年9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