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官窑 “官窑”一词，在中国古代的陶瓷历史上应该有着两种解释：一为历朝历代专门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器，此为泛指。一为北宋和南宋时期的“两宋官窑”，是为特指。 宋代官窑为宋“五大名窑”之一，又分“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其“北宋官窑”也叫“汴梁官窑”，据说是创烧于北宋的宣和至政和年间（公元1111——1125年），史书《负暄杂录》中所云：“宣、政间，京师自制烧造，名曰官窑。”这是对北宋官窑的最早记载。算来这窑口也就是有个十几年的烧造，但其产品十分的美观，做工细腻，胎和釉都“纤薄似纸”，因此存世之珍品实在是凤毛麟角。且北宋官窑的窑址时至今日还尚未被发现，大部分的专家学者认为是由于历史上黄河数次的泛滥、改道，该窑址与古老的汴梁城一起，或已沉睡于“大河之底”了。 然而人们特别是宋代的上层社会，长期以来对“青瓷”似乎有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迷恋和追求，即便到了“偏安一隅”的境地，也要透过这陶瓷发出的幽光，去延续昔日浮华的梦境。于是我们没有在这个时期看到“国破山河在”的悲壮，却领略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自我陶醉。毫无疑问，这与青瓷在“南迁”后能够继续烧造有着直接关系，于是就有了“南宋官窑”。 所谓“南宋官窑”是由高宗赵构为避战乱南迁临安（今杭州）继烧的“官窑”，当时任命了旧臣邵成章为“总督造官”，此人也甚是精明能干，且深谙帝王心思。于是在他的“勤奋工作”以及后来者的“敬业”下，南宋长达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竟基本没有断烧。其又分为“修内司”与“郊坛（南宋祭祀天地之坛庙）下”两种。据叶寊所撰写的《坦斋笔衡》一书中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那么，南宋官窑到底是怎么恢复烧造的？于何时开窑又于何时废止？史书上似无“记载”。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的“推断”一下：您瞧啊，当年那个“身无分文”的“丐帮帮主”宋高宗皇帝仓皇的从旧都汴梁逃往江南，于江南父老兄弟们的“关照”下不久在临安建立宫殿是为皇城之所在，大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英雄气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尤其是与女真金国达成了“和平友好条约”后，赢得了暂时的消停。于是，高宗皇帝于绍兴十三年的时候，就又开始“牛X”上了，是年他以天子之身份在皇城南面嘉会门外约四公里的地方设立郊坛“祀天拜地”，进行大规模的郊祭活动，据记载，此时所用的九千二百零五件祭器，皆为青瓷产品，可见在高宗绍兴十三年之前，南宋的官窑青瓷就已经“开练”了，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郊坛下”一词的由来吧。 至于南宋官窑是什么时候废止的？似乎就更说不出“具体时间”。反正在蒙古人灭掉金国以后，大举驱兵南下，在南宋恭帝的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攻陷南宋国都临安，恭帝及太子被元军俘获，历史上把这一年划作是南宋灭忙的“界线”，但好象不是最后的“句号”。恭帝被俘后，仍有皇室人员“继承大统”，继续向南逃亡且苟延残喘，最后是在元军的逼迫下，七岁的幼帝在他的那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年号——“祥兴二年”与皇族们一起投海自尽，是为南宋之彻底灭亡。那么，南宋官窑瓷器的废止，应该在恭帝的德祐二年以前。试想，遗老遗少们于逃亡之路上是没心思烧瓷器的。然而，南宋官窑从高宗的“渡江中兴”到恭帝的被俘国灭，前后一百四十多年矣，比仅有十几年烧造历史的北宋官窑，应该说已经有了很强的生命力。 另外，《坦斋笔蘅》的作者叶寊是南宋人士，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的指出：俟所谓“渡江中兴”之时，这种青白色的陶瓷美器就已经是“为世所珍”了，而此“世”非是“后世”乃为“当世”也。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们，在官窑的烧造历史上，是先有“修内司”，再有“郊坛下”，南宋时期的确有这个并存着的“姐妹窑”。如今这两个南宋官窑的窑址分别在浙江杭州的凤凰岭（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和乌龟山（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被发现。 南宋之官窑与北宋不同者在于胎薄釉厚，更加的晶莹润泽，色如美玉。在一层被称作是“聚沫攒珠”般的气泡中，美伦美奂地将陶瓷晶莹的釉色之美与人类的灵性之光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敢说，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好古者”还是“国宝大师”，都无法用现有的知识真正地解读出其中的“奥妙”。所以我们才不无惆怅地称之为“千古绝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