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过上海，多半是匆匆三五天，只有很少几次是超过一星期的，像一个虽常见面但无深交的熟人，不很了解，而其音容笑貌却是难忘的。 上海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在宜兴农村的童年时代，每见到上海人回乡，也总爱挤在人丛中听他们讲讲花花世界的见闻。夏天，他们穿着黑色的香云纱，我以为香云纱就是上海人的标志。在上海做事的人显然比乡下人高贵多了，他们似乎很有钱，带回来的整筒饼干和美女月份牌就够令人羡慕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当女工、小工和保姆的，挣钱并不那么容易。和百分之九十九的乡亲们一样，我的父母也从未见过上海，虽然相距并不算远，但上海对他们永远是一个遥远的天国。近几年我每到北站候车，总听到地道的乡音，年迈的乡亲们常来上海观光了，他们的子女在工厂、大学及科研单位工作，他们有福气了。 外滩是大上海的面貌特征吧，南京路一带的高楼大厦曾是上海人向乡下佬描述的骄傲。后来当我在伦敦过了一个暑假，发现那文艺复兴时代式样的古代楼房、那狭窄的街道，与南京路一带何其相似！不是伦敦像南京路，而是按照伦敦的某些模式捏塑了南京路，让人们去回忆上海滩形成的史迹吧！然而南京路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人多。这可与北京的王府井争冠军，争世界冠军去！ 有人说上海人滑头，有人说上海人聪明灵活，我同意后一种看法。从饮食烹调到糖果点心，从轻工产品到服装样式，都体现了聪明灵活。最近我看到上海一家毛纺厂生产的虎皮腈纶毯，很美，虎虎有生气，是一件艺术品，在众多老式呆板花色的毛毯中，它应被评为毯中之王，我希望接着出现乱真的豹皮毛毯！我也见过滑头的上海人，白相人。我也曾以为上海人吃不了苦，然而我在井冈山中，在西双版纳的橡胶林中，在新疆阿尔泰的边境，遇到过不少刻苦耐劳的青年人，只当他们暴露了“阿拉，阿拉”之后，才知原来是上海人。 30年代的上海高楼大厦，与香港差不多，此后高楼没有再生高楼，如今比不上香港了，也比不上北京了，在上海的我的老师和同学仍大都住在拥挤不堪的里弄里，仍可体验产生30年代文学的环境。我去年10月下旬经上海，出站时遇大雨，提着行李包，撑着雨伞排进等出租汽车的长队，没希望，转入排三轮的长队，也没希望，暂找个避雨的立足之地，没有，前后左右能容人的只是马路，大雨在横扫所有的马路。“鬼上海”！旅客们骂了。“鬼上海”！我也跟着骂。 我未曾碰到过上海的大阔佬，只在《子夜》、《陈毅市长》等文艺作品中见到资本家的豪华排场，见到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的神情风致。最近一次到上海，见到许多大饭店的门口排开成群西装革履、烫头发擦口红的青年男女，有的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他们在等待频频到来的小汽车里的贵客。满是一番灯红酒绿夜都市的气氛，这不真有点像少爷小姐们的阔绰气派了吗！我好奇了，人们告诉我这个北京来的乡下佬，说这是结婚。那迎宾的队伍从大门口一直引至宴会厅，而且几家大饭店的喜宴日程已登记到1983年很晚的月份了。 任伯年和吴昌硕鬻画于上海。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化雏形的美术学校。今天许多重要省市都有了较完整的美术学院，而上海没有，但上海拥有众多的画家，人才济济。凡是重要的美展，国内和国外的，北京展完便到上海，上海的展厅与上海之不相衬，一如那个火车站。没有吸引我的美术活动，这大概是我每过上海多半只是匆匆三五天的原由吧！ 载《解放日报》1983年2月2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