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看到陈寅恪致龙榆生的珍贵诗函，遂问我史学家陈寅恪为何会和词学家龙榆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我想，家世、旧学背景、1949年后的边缘心态等，都是他们能频繁交往的原因，其中家世的原因可能尤为重要。陈家和龙家是过去文化世家极为看重的所谓“世交”。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和龙榆生之父龙赓言均为光绪年间的江西籍进士，虽不是同年，但相互之间无疑有很高的认同感。龙榆生与陈三立、陈寅恪之弟方恪也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散原老人”陈三立更对龙榆生有提携之恩。与陈寅恪书函一起，我们同时整理出了陈三立写给龙榆生的十封信函以及若干书法，这批信函的通信时间在1932年到1937年之间。陈三立在函中谈诗论艺之外，主要与龙榆生商讨为朱祖谋(彊村)撰写墓志铭、刊刻《彊村遗书》或应龙榆生之请题字等，弥足珍贵。藉此可知陈、龙两家世交之谊，也可见出前辈对后辈的提携。 
（陈三立） 
（龙榆生） 诗学上鼓励龙榆生 龙榆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读书人，除了自己的天资和勤奋外，他在学术界的立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长辈的提携。寻觅教职等得力于陈衍、黄侃两位老师的推荐，诗词造诣上的突飞猛进则完全得力于陈三立和朱祖谋两位大师的指点提拔。梁启超曾盛赞陈三立(伯严)和朱祖谋(古微)是晚清以来诗、词两大领域的宗师： 古微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词；伯严举天下之美，不以易诗。古微、伯严无所往而不得诗词，故常有以自乐，诗词可以致伯严、古微不朽，故常有以自信，而其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则亦在此矣。(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9页) 龙榆生能同时得到陈三立、朱祖谋的指点，又是何其幸运！ 龙榆生第一次见到陈三立，应该是在1928年。当时陈三立寓居上海租界，已是70岁的老人，而龙榆生才是27岁的后生。龙榆生后来在自传《苜蓿生涯过廿年》中多次回忆起陈三立对他的提携，他提到自己1928年在庐山“作了十几首纪游诗，和一卷游记，颇为义宁陈散原先生所激赏。”又说：“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我最初送诗给散原、苏戡两位老先生去批评，散老总是加着密圈，批上一大篇叫人兴奋的句子。”这里所谓的“激赏”和“一大篇叫人兴奋的句子”，如今还保留了一部分，除已收入《风雨龙吟室丛稿》(1931年)、《忍寒诗词歌词集》(2012年)的若干评语之外，这次又清理出一些。如评龙榆生《雨中读匡庐山居诗即寄散原丈牯岭》诸诗说： 神清气逸，泠泠合拍。三立读。 最长的一段题词似乎也未曾刊布过： 榆生逸才绮抱，工为诗词，累稿填篋。既客岭表，就所携挟董理刊布，督署卷首。由是美制盛业，传诵万口，焜燿南纪。亦私幸颓龄孤寄，结契幽仄，蔚起而为眼中之人也。丙子伏日，散原老人陈三立附记，时年八十有四。 丙子为1936年，第二年陈三立就去世了。 在这批信函中，陈三立随时都在评论龙榆生的诗作，如说： 贱辰辱贶词笺，新隽脱弃凡境，足征诣力之孟晋矣。(1932年阴历10月25日函) 寄怀一什，新隽邈绵，造境益深远矣。(1933年阴历2月18日函) 大诗风格遒上，弟七句仍以不易为佳。(1934年阴历3月25日函) 近什二章，逸气健格，翛然尘外，钦挹何已。(1935年阴历8月3日函) 大诗幽秀而绵邈，风度佳绝，不必有所串易矣。(某年闰月26日) 1936年阴历7月29日函中说： 大什各篇，气格愈苍，神味愈隽，钦挹何极。既无懈可击，当留置讽诵，不复寄还。 “留置讽诵，不复寄还”，大概是陈三立对诗篇的最高的赞赏了。正式的题词以及随时随地的指点、点评，这些龙榆生所说的“叫人兴奋的句子”，鼓励催促着他在诗学上不断精进。 陈三立为朱彊村撰写墓志铭 这次发现的书信中，陈三立的第一封信写于1932年4月，函曰： 榆生世仁兄侍右： 前承惠书，藉悉近状，并谂尊公于战祸中福体胜常，无任颂慰。仆蒿目世难，忧愤郁积，时缠杂病，万事皆废，久稽裁答。亦以此，彊邨同年题签写上，恐不可用。其铭幽之文，他日当勉为之。词序则门外汉，无从着笔。不如阁下自撰或倩剑丞、伯夔、公渚诸君能知此中甘苦者，庶形诸笔墨，不致贻笑也。尊意以为何如？石遗同年能久留沪否？合议不成，则苏杭恐亦成危地矣。仓卒布复，即颂 侍安不一一！ 三立 顿首 三月望 此函邮戳清晰，4月21日自庐山牯岭寄出，4月25日寄至上海。朱祖谋(彊村)卒于1931年12月30日(阴历11月22日)，去世之前将生平校词双砚赠送龙榆生，并委托其整理遗稿。这即是当时有名的“彊村授砚”。此函提到为朱彊村撰写铭文，可推知应写于1932年。 既能推知其写信的时间，则陈三立在信中一开始所说的“战祸”，当即1932年1月28日的“一·二八”事变。当时龙赓言寄居在上海真如暨南大学龙榆生寓所之中，恰逢暨南大学校舍在事变中遭毁，幸亏全家安然无恙。(《龙榆生先生年谱》，第39页)陈三立信中所说的“尊公于战祸中福体胜常”，应指此事。陈三立在信中随后谈及自己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众所周知，陈三立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绝食而亡。此处所谓“蒿目世难，忧愤郁积”正是其夫子自道。 底下谈为朱彊村撰写题签、墓志铭、撰序等事。检刻本《彊村遗书》，陈三立题签共四个，即“彊邨遗书”、“彊邨弃稿”、“彊邨词剩稿二卷”、“词莂”。龙氏遗物中今尚存陈三立“彊邨集外词”题签一条，惟《彊村遗书》本另请邵章所题，不知何故。至于陈三立不欲动笔撰写词序，转而建议龙榆生自己撰写或考虑请夏敬观(剑丞)、袁思亮(伯夔)、黄孝纾(公渚)等人撰写一事，检刻本《彊村遗书》，并无新撰词序，则龙榆生后来似乎并没有请人重新撰写词序。至于信中提到的墓志铭，陈三立则拖延了差不多一年，才最终得以完成，这就是后来收入《彊村遗书》的《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一文。差不多半年后，陈三立依然没有完成此文，在1932年阴历10月25日的信中说： 彊邨同年铭幽之文，义无可谢。当求年内草就，但未卜精力能否如愿耳？ 到1933年阴历2月14日，始将《墓志铭》钞寄龙榆生： 榆生世仁兄侍右： 前承惠书，督撰彊邨同年铭墓之文，以笃老精力衰竭，兼感寒疾累月，日内始勉凑就，荒劣恐不可用。聊缮呈，请取决于夏先生诸公。或指摘所不合，再图改窜修饰，何如？夏先生所为《行状》甚详赡，但金石之体，不能不从简从略，多所捐漏，亦其势然也。馀不一一。即颂 堂上万福！ 三立 顿首 二月十四日 此函顺便论及夏孙桐所撰的《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夏孙桐与朱祖谋是儿女亲家，曾花费了很多心血为朱祖谋撰写《行状》，但龙榆生发现他记载朱祖谋的生平仍不免有错误之处。(参《龙榆生先生年谱》第42页引夏孙桐1932年冬致龙榆生函)想必龙榆生曾将此情况告知陈三立，陈三立则秉持恕道，为夏氏开脱一二。 至1934年5月8日(阴历3月25日)，陈三立又有一函给龙榆生： 榆生世仁兄侍右： 金陵快晤，甚慰积怀。昨承惠书，诵悉一切。鄙人所撰彊老墓志即系定稿，后并未变更一字。《遗书》中所列是也。此稿夏润庵言已托邓孝先书丹矣。旁人欲乞删去校刊人，不识是何肺肠，极可怪可笑。北来时发旧疾，寐叟诗尚难作跋，奈何。率颂 侍安不一一。 三立 顿首 三月廿五日 这里谈到所撰《墓志铭》未曾变更一字，以及删去《彊村遗书》“校刊人”等事，详细的情况似已不可知。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2年1月14日记载：“榆生发起募三千金刻印其全部遗著。闻彊老门弟子反有反对者，殊不可解。”可见，在龙榆生刊刻《彊村遗书》的过程中，曾受到不小的阻力。所谓“校刊人”，应该是指《彊村遗书》最后附录的“助赀人姓氏”。当时有叶恭绰、林葆恒、赵尊岳、刘承幹、周庆云、陈洵、李宣龚、汪精卫、杜之杕、罗原觉、许伯勤、杨铁夫、刘钟经、梁鸿志、洪汝闿等十五人先后给龙榆生捐银币1880元以助刊刻，其中尤以汪精卫捐款400元为最多。究竟是哪些人在背后一直不希望《彊村遗书》的刊刻，并不时有流言蜚语传出以至于让陈三立如此动怒，直接斥为“不识是何肺肠，极可怪可笑”，已很难确知。 
（拼起来的效果图） （文、图：张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