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画家群体与笺扇庄 清末民初是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也是艺术大师辈出的年代，上海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上海书画艺术品市场发端于清咸丰年间。清末文人袁翔甫在《望江南》中说道：“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碑宋帖重千镰。真伪几曾谙？”充分反映了当时上海艺术品市场的风貌。 上海自开埠以后，工商业发展迅速，一跃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其书画市场也随之兴盛，远远超过了昔日的扬州。张鸣河《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记载：“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 可见，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特殊的政治环境，使上海具有了中西交融的优势，同时也赋予了它开放前沿的书画市场环境，吸引了周边地区大量的文人画家来沪发展，卖画为生。  至同治光绪年间，时局动荡，画家为了生计，甚至不惜迎合世风：“（文人画士）多蛰居上海，卖画自给，以生计所迫，不得不稍投时好，以博润资”。当时有确切记载来上海求生存的画家，共计六百余人。黄式权在1883年的《淞南梦影录》中指出：“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余人”，其中“书家如吴鞠潭、汤埙伯，画家如张子祥（熊）、胡公寿（远）、任伯年（颐）、杨伯润（璐）、朱梦庐（偁）诸君，润笔皆有仿帖。以视雍、乾时之津门、袁浦、建业、维扬，局面虽微有不同，风气所趋，莫能相挽，要不失风雅本色云。”这些画家大多不是上海本地人，以江苏人最多，浙江人次之。成员来源的复杂性也使得海派艺术呈现出杂糅和包容的艺术特点。来自各省不同类型的书画家聚集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书画家群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市场，以专业技能换取金钱来维持生计。由于来沪的文人画家众多，竞争激烈，故大多都制订了润例：“上海为商贾之区，畸人墨客往往萃集于此。书画家来游求教者，每苦户限欲折，不得不收润笔”。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宣传书画和润例，期望能在上海滩谋得一席之地。 然而，随着上海艺术品市场的极度兴旺，大众对书画需求不断扩大，一些知名书画家疲于应付,以致出现“代笔”的现象。通过吴昌硕与沈石友的往来信札，我们可以看到吴晚年就经常请沈石友代笔：“再奉去曹氏寿启，请公一读。元忠名，君直其号也，博学孝廉，官为内阁中书。缶素不相识。不能不有诗，另纸录上，乞为改至典雅或略带恭维，或再充畅最佳。四月二十二日要寄苏，能早日掷下尤感。”这是请沈石友改诗写联的。此外，繁盛的艺术市场也吸引了大批宫廷遗老画家前来上海。晚清遗老李瑞清“辛亥革命”后就来到上海，售卖字画谋生。他的卖字润例写有：“自欧美互市，航轨东合，顷岁以来，商战益烈；运筹用策，不出市廛；灭国争城，无烦弓矢。是以大贾贵于王侯，卿相贱同厕役。尊富卑贫，五洲通例。若夫贫困不厌糟糠而高语仁义，诚是羞也。……不得已，仍鬻书作业。然不能追时好以取世资，又不欲贱贾以趋利。世有真爱瑞清书者，将不爱其金，请如其直以偿。”可见李瑞清已经意识到商业社会书画商品化为大势所趋，迫于生计，也只好顺应潮流了。 那么，这些画家又是如何卖画的呢？ 其时书画家大都集中在老城厢一带卖画，当时“福州路西头三山会馆墙上每到夜里，常有卖书画者挂满了堂幅轴对，有书有画，其中以笺扇庄为最”。这里提到的笺扇庄，在上海书画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外地的画家初到上海，除了靠同乡关系或名流推荐外，主要就是借助笺扇庄展示作品，吸引买家，可以说它是画家作品成功打入市场的一个重要平台。 像“笺扇庄”一样的书画字号在上海还有很多。据清人葛元煦《沪游杂记》记载，至宣统元年（1909 年），上海笺扇店字号达到了109 家。其主要业务之一就是“代乞时人字画”，即直接雇佣画家绘制书画作品：“笺扇铺制备五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样纨折扇、颜料、耿绢、雕翎，代乞时人书画。”此外，这些笺扇店还担负着帮助画家谋生和建立声誉的功能，甚至要为贫穷的新人提供食宿，并为他们的书画作品寻找固定的买主。比如蒲华，刚从嘉兴来到上海时就借宿于戏鸿堂笺扇庄，白天在店内作画，晚上则借宿该店阁楼。又如任伯年1868 年初来上海时并无名气，画件也没有销路。他最初选择的落脚点即是当时社会上有较高声誉的古香室笺扇店，并“由胡公寿介绍在古香室笺扇店画扇为生计”。 除古香室之外，民国前期上海地区的笺扇庄还有锦润堂、戏鸿堂、得月楼、九华堂、朵云轩、怡春堂、文华堂、两宜堂及锦仁堂等。这些笺扇庄分布于上海市不同区域，且各负盛名：“洋场以古香室、缦云阁、锦润堂为最。城内以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椿为佳。”笺扇庄的老板大都具有一定的书画修养，有的也擅长书画。为了获利，他们在画家身上尝试了各种办法，如笺扇店经常招揽来沪的大小书画家，将其作品悬挂于店铺进行售卖，售后按十分之一收利：“接览书画，为便客起见，所点之人必求亲笔，向无贻误，所有书画家明让一成”。书画笺扇庄主人平时还经常盛情邀请这些书画家前来做客，喝茶饮酒，切磋技艺，甚至以诗画酬赠，意在延誉。 此外，笺扇庄还承担制订润格的业务。书画家一般制订好润例，送到笺扇庄制成价目表，顾客到笺扇庄求画时就会根据此表向笺扇庄订购，然后再由笺扇庄联系指定的书画家，画好后笺扇庄取来卖给顾客。有的画家为了提高销量，不惜以润例打折来促销：“各界纷求画扇，同人坚请减润，以广流传，原润花鸟扇面二元，今减收一元，限于夏历四月初十止。其余如例。” 随着市场对书画需求的增加，笺扇庄还会主动联系一些著名书画家作为自己固定的客户，有了他们的推荐，对画家打开销路无疑是很大的帮助。由于笺扇庄经营各种文房用品，又承办一些与文事相关的业务，故而往来客人频繁，书画家于此作画又十分方便。双方各取所需，满足了各自的需求。二、交易方式与流通渠道 作为开放的港口，上海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带动了当地艺术品市场高度繁荣，书画流通随之愈加广泛，交易方式也变得多样，除前文提到的笺扇庄外，还可以通过古玩店铺、报纸、画展、社团等方式进行交易。 据记载，清末上海正式注册的书画古董及裱画店商铺就达109家之多。1860年前后，古玩商们由于资金有限，通常是在老城隍庙以及西侧的侯家浜一带设地摊营业。地摊的货源大多是走街串巷收购来的。民国七年（1918），徐道壶在宝善街棋盘街口怡珍茶楼上开设了一古玩书画流通处，“海内外藏家、好古之士纷至，生意日盛” ，开启了以“茶会”形式进行交易的先河。到1921年，随着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当时最大规模的怡园茶楼也已不敷使用，于是由李文庆和马长生等人牵头，在怡园茶社两旁路边设摊交易，最繁盛时曾一度出现过100多个古玩摊位。尤其是五马路（广东路）一带的古玩街，在当时全国古玩业界享有盛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里的古玩店铺还曾达到过210多家。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书画作品则是这些古玩店铺中最重要的货品。 除古玩店铺外，一些画家还借助传媒这种新颖的手段，大力宣传个人的画作。十九世纪末，现代传媒的出现为画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销售渠道。报纸的覆盖面广，出版周期短，流通速度快，宣传效果非常可观，很快得到了画家们的青睐。特别是《申报》创刊不久，就成为画家自我宣传的最佳选择。画家通过新兴传媒刊登广告的方式印售自己的作品，不仅可以让买主买到原稿，还能得到书画印刷品，满足了顾客对绘画作品的更多需求。同时，举办书画展览也是民国前期书画交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吴昌硕在沪举办的画展，就引发了购买的热潮，尤其是“日本人来定购的，几及画件的大半数，有若干幅定购了，再复定，三复四复甚至十复。”求购者太多，以致吴昌硕应接不暇。据统计，上海举行的艺术展览由1919年的12个飙升至1933年的105个。增幅如此之快，当是受到了市场需求的强烈刺激。此时的艺术展览集中在繁华的商业中心南京路举行，热门的展览场地包括宁波同乡会、大新百货公司和新世界酒店等。每次展览都往往展出数以百计的展品，而且均用作交易。通过画展形式卖画，对于画家来讲可谓名利双收。因其选择性大，又更为便捷，故也大受买家欢迎。因此画展也是风靡一时，“其时日人既素嗜中国画，而伪方新贵又附庸风雅，每有展览会,莫不争购一空”。当时的画展有“个展”、“会员展”、“同门展”和“师生展”等多种形式，卖画之盛前所未有。 书画社团是艺术品流通的又一种方式。随着上海艺术品市场的逐步繁荣，寓居上海鬻画为生的画家越来越多，具有商业性质的书画会开始出现。这些艺术社团为画家聚会、书画研讨提供场所，同时也代定润格销售画作。借用书画社团的名义售卖作品，书画家不能获得全部利润，因为运营书画社团需要基本经费，所以会员缴纳的茶水费外，润例所得也是社团经费的主要来源。 民国初年比较著名的书画社团有海上书画公会、文明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青漪馆书画会等十余家，涉及画家几百人。其中豫园书画善会是1909年由上海的一些书画家如姚鸿、黄俊、汪混、高邑、杨逸等基于慈善互助的动机发起组织的。成立时有会员百人，主要书画家有高邕之、钱吉生、吴昌硕、王廷信、马瑞西和杨佩父等。他们租赁豫园得月楼为会所，订立章程，将各家合作书画陈列出售。 这些书画社团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画坛规范的逐步完善，为书画家提供了稳固的交流平台，还体现着“捐赈之举”、“承接收发”的主要功能。 上海高度繁荣的书画市场还催生出了艺术品经纪人，即所谓的掮客——指的是掮着别人的货物去兜售的方式。他们事先与画家约定好价格，然后找买家出手，自己赚取中间的差价。在晚清民国的书画市场上，掮客的活动异常活跃。据《海上墨林》记载，海上题襟馆中就常有掮客活动，“书画掮客几乎每晚拿金石书画、古玩到题襟馆兜售。”民国时期，上海艺术品市场的掮客队伍已有相当规模。他们承担接受订件、转交作品和收受润金等事务，成为书画家进入市场的另一条渠道。他们不仅为书画家介绍订户接收订件，还代为收转润笔，为画家推广销路。三、 消费主体与海外贸易 掮客在市场上之所以如此活跃，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庞大的购藏群体。上海经济十分发达，素有“十里洋场”之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大批财阀、政要、驻华使节和文人聚集于此。众多外来的普通市民和外国人也都纷纷涌至上海，最终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消费市场。在民国初期，这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就是主要由豪绅买办、富商大贾、官僚政要、普通市民和外国人构成。 商品经济催生的大买办和资产阶级俨然已经成为艺术品的主要消费阶层，而且是书画交易市场中的引领者。这些富商大贾、工商巨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商人附庸风雅的传统，客观上推动了书画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例如民国时期上海房产大亨周湘云就曾收藏了大量的字画，有唐代名迹怀素的《苦笋帖》、宋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元赵孟頫手卷等。 还有清末民初上海三大洋行买办之一的王一亭，也收藏了丰富的书画藏品，还拿钱创办了不少社团，例如“上海书画研究会”（1910)、“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1922)等。王与日本商界联系紧密，曾利用担任日本商务代理之便，为吴昌硕在日本多次刊印《昌硕画存》、《吴昌硕画谱》提供帮助，并赞助其在长崎、大阪等地开办了多次画展。可以说，吴昌硕之所以能成功开拓了日本的书画市场，并在更大程度上带动起日本的“吴昌硕热”，跟王一亭的帮助和推荐是分不开的。 此外，有着“中国商父”之称的近代著名实业家盛宣怀，也十分热衷于书画收藏，并对艺术社团有着浓厚的兴趣，是清末民初对艺术品市场赞助最突出的人物之一。早1900年左右，由他投资创办的上海著名书画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就已远近闻名。 除这些大买办、大资本家外，还有大批普通商人进入上海书画市场，对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时的上海，商人都以手中持一把画扇为荣。为了附庸风雅，他们不惜高价求购书画。方若在《海上画语》中就记录了一则粤商乞求海派艺术家任伯年画作的趣闻：“粤商索画者累候不遇，值其自外归，尾之入。伯年即登楼，返顾曰：‘内房止步！内房止步！’相传为笑柄。”当时的上海，粤商是个很大的群体，“中外贸易惟凭通言一事，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这些赚钱容易的粤商们自然也是上海书画市场的重要主顾。 1927年，政府南迁，一大批官僚政要随之纷纷涌入上海，不仅为艺术品市场带来庞大的消费人群，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大批货源。很多政要原本就是书画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如冯玉祥和张学良就都非常热衷于书画古玩的收藏，并且经常把个人所藏书画古董拿来出售，不仅提升了市场货品的档次，更促进了市场的进一步繁荣。 上海的经济、商业、交通在开埠后迅速发展，吸引了外省大量移民，他们后来都成了普通市民。受到上海文化风气的熏陶，这些市民渐渐有了更多的艺术需求，逐渐进入书画市场，成为书画消费的另一股主力军。这些市民渴求适合他们文化水准和欣赏口味的绘画作品，用作居室、客厅、办公室的装饰，还要用作馈赠亲友的书画礼品。因此，市场上到处活跃着普通市民购买书画的身影。不仅国人热衷于购买书画艺术品，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更是早已成为了上海书画市场的消费群体。冯天瑜的《千岁丸上海行》中对日本人购买书画古董进行了较为具体地记述。 民国时期 “外人蓄意收集中国古物，国人营之者亦多销行外国，可得厚礼”。书画古玩成为了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作为远东第一大贸易港，上海成为当时国内古董出口的第一大港，上海书画古玩市场也迅速成为全国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一。古玩艺术品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大量古玩商转向洋庄生意。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卢芹斋和张静江创办的上海“卢吴公司”。同时卢芹斋在巴黎还设立了运通贸易公司以及一家名为“来远“的古董公司。通过这几家公司，卢、张二人把中国大批的书画名迹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国外买家手中，其中不乏像宋代名画《睢阳五老图》之类的珍品。 卢芹斋1918年开始经营“美国庄”，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改为专进书画、铜器、陶器和钧窑瓷器。经过积极的市场推广，卢吴公司在几十年时间里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向海外贩运珍贵文物数量最多、经营时间最长及在海外影响最大的私人公司。许多流传海外的书画名迹都与卢芹斋有着密切关系，包括宋人摹本《八公像图》、宋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和《列仙图》、南宋米友仁的《云山图》、元初钱舜举的《王羲之观鹅图》、元赵雍临李公麟《五马图》、赵孟頫《人马图》等等。 当前，上海书画市场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中国近现代书画已步入亿元时代，书画拍卖的最高纪录屡屡被刷新。当地的民间博物馆与艺术品市场也越加繁荣，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收藏队伍，收藏爱好者号称已近百万，使上海享有“收藏半壁江山”的美誉。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一些拍卖会上存在暗箱操作，作伪猖獗，造成赝品横流，扰乱了市场秩序。加之一些书画家不再专心创作，试图靠包装炒作、沽名钓誉等手段出名，蒙骗消费者的情况广泛存在。因此对清末民国上海书画市场的探析与总结，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书画买卖的市场机制如何运作，书画家又是如何介入市场等问题，以期对当前市场的发展提供可能的启示。总之，清末民初上海那种开放自由的艺术环境及多渠道的书画流通方式，都是值得我们对比、借鉴和学习的。 （文/ 吕友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