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 代

人物画发展到元代，因为受到社会政治和审美潮流的影响，已退居到次要的地位。由于异族统治者采取高压政策，绘画上出现了“疏于人事”的状况，画家多用一种反映社会现实和自身心理状况的笔墨形式， 表达了 “逸” 的思想，故而表现出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风貌。理论上，元代人物画因为王绎《写像秘诀》的出现，使这一题材的绘画技法第一次得到了系统总结。创作上，赵孟頫对元代人物画有特殊的贡献，他的人物画得力于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从唐宋古法中脱颖而出，同时又糅合了山水画画法和书法的功力，所以其画被认为开时代风气之先。 元代的人物画成就还可以从石窟、寺观壁画中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 元代肖像画因为需要者众，而酬谢亦丰，故画者众多，其中不独画工，也有学士。

在蒙古元朝的统治下，由于尖锐、复杂的民族、阶级、社会矛盾，绘画艺术受到了重大打击，连曾经聚集了很多画家的南宋画院瓦解了。由于元代复杂的民族关系，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一方面，采取安抚的政策，对汉族的士人许以高官，其中的有些汉人走上了仕途的道路，他们从仕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其实并没有从心理上屈从于蒙古人的统治，许多人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另一方面， 统治者又采取高压政策对付那些反抗者，于是一些无心仕途的文人隐于山林，放迹于山水间。元代也有像宋朝那样设有专门的画院。应该说是在元代的人物画中，主要是在民间得到一定的发展和流传，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对于这一点，宗教壁画就是最好的体现。

元代的人物绘画，远不如山水、花鸟画那般兴盛，与前代相比，有衰弱的趋势。元统治者重武轻文， 导致更多的文人从事绘画。元朝并未像宋朝一样，设有专门的画院，只有少数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由于尖锐、复杂的民族、阶级、社会矛盾，使得大多数画家消极避世，漠视人生，因此，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物画极少。人物画往往涉及社会政治，文人画家不愿被卷进是非之中，所以，元代人物画发展不大。

元统治者为了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采取保护宗教的政策， 喇嘛教受到高度尊崇，道教亦有显赫地位，寺观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充分利用佛教和道教，在全国各地下令兴修佛寺、道观，之后佛寺、道观壁画也随之而生，并且多数邀请的是民间高手绘制。这给一大批民间画工提供了施展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得到继承和发扬，使得人物画向道释画人物方向转变，而且，正当文人画与民间画工的分工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由民间画工创作的宗教壁画成为这一时期人物发展的主流。其中，以永乐宫壁画最为突出。规模宏大，描绘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技艺高超，为现存世古代道教壁画之最佳作品。

永乐宫，原名“大纯阳万寿宫” 。元代初年，因元太祖推崇道教，这里成了当时道教的中心。永乐宫现存五座建筑内部都有壁画，总面积达 960 平方米。其中主殿三清殿和纯阳殿的壁画最为精美。三清殿因是永乐宫的主殿，殿内布满壁画，几乎占了永乐宫壁画的一半。壁画题目为《朝元图》即道教诸神朝拜其始祖元始天尊的图象。它以八个帝、八个后的打扮主像为中心，配以各种神祗近三百个。分三至四层安排，构成了气势磅礴的人物行列。人物排列的井然有序，形象生动细致，很少有雷同。人物形象表现得生动细致，面部表情和动作浑然一体，表现得比较成功。画面严谨，线条流畅、简练，傅彩壮丽，富有装饰性。而人物作重彩勾填，细部作重点加工， 有些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唐、宋壁画的传统方法。永乐宫的壁画，在表现技巧上有着惊人的成就，无论是豪放洒脱的线描，还是金碧辉煌的重彩贴金、描金、勾填，都极为熟练，形象的刻画气韵生动，至少可以说是保持了宋代绘画风格，在壁画中有类似范宽似的山峦， 类似赵伯驹似的楼阁，类似李嵩似的人物。当然，总的趋势还是吴道子的风格。由此可以看出民间绘画与其他画派之间有相辅相承的关系。在此后的壁画发展中，应该说是都没有超越于永乐宫壁画的趋势，《朝元图》因此，则被定位于中国工笔画最后的辉煌。

在元代的道教画中，特别是神仙像，显著地流行。道教题材的艺术在各个领域中普遍出现， 是因为北方沦陷于金人的统治之下，因此新兴的道教成为某些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出路。在元代的道教神仙画家中， 颜辉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敦煌莫高窟的元代壁画是现存元代喇嘛教壁画的重要作品。其中第三窟所画千手千眼观音及吉祥天、婆罗天等人物，运用了流畅而富有顿挫节奏感的线描，赋色简淡，在技巧画风上不同于其他元窟。第 465 窟壁画曼荼罗，形象怪异，色彩浓厚，是典型的密宗绘画。敦煌元窟虽技巧熟炼，画工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已是石窟艺术的落日余辉了。

此外，人物画的发展在潜流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就卷轴画而言，元代的人物画虽不如山水、花鸟发达，但也形成了鲜明的时代风格。第一，数量渐减的佛道人物画更世俗化，更富于民间气息。第二，属意温雅的水墨白描风格也成了人物画的主流，甚至影响到了肖像画。第三，不少白描人物名家同时也是白描界画的画家。人物画实际上就是表现对象在最自然的状态下，所流露出来的自在。也就是说，不是刻意地摆造型。元初人物绘画高手刘贯道继承了宋代勾勒设色的体格，集古人之长，笔法凝重坚实。刘贯道的人物肖像画都采用在绢本上勾勒设色的画法。如：《元世祖出猎图》。刘贯道的人物画名作《消夏图》卷，描绘了一位闲卧榻上的文士，榻后以屏风为背景，屏风中又画屏风以及人物活动，构思显然是来自于五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人物形神兼备，布景刻画精工，衣纹笔法是流畅而有起有落变化的铁线描，很接近金代张禹的《文姬归汉图》与宋代的院体画风格。

年纪比刘贯道略大的何澄却擅长纸本上的白描人物。何澄是一位在元初享有盛誉的宫廷画家，曾任元秘书监丞、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既画道释题材的《水官图》，也画一些隐逸传名的历史人物像陶渊明这类的人物，《归庄图》卷即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为题材。画面的描写以山水为背景，运用主体人物重复出现的手法，描写了陶渊明在还家后闲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用老农操锄铲地来烘托不谙于农事的陶渊明以手拔草，使人物的身份情态跃然纸上。在画法上，他继承了李公麟的白描画法，类似南宋梵隆的绘画体格。衣纹简劲，方笔较多，布景多用干笔、枯墨与斧劈皴，尚未形成后来元人绘画的温雅含蓄的格调。

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是元代画风的重要开启者。他在绘画上提出的一套“复古”主张，在当时的元代画坛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他在绘画上的另一重要主张，是以书法入画，他认为“书画等同”。赵孟頫不仅在山水画上开一代新风，在人物画方面也有一定的突破。可以说是在元代的人物画家中，此人为一代大家，善长于画人物、鞍马，师法主要是晋唐和北宋的李公麟，笔法比较劲健，设色也比较清雅。 传世作品主要有 《陶渊明故实图》 、 《红衣罗汉图》 、 《浴马图》、《秋郊饮马图》等。赵孟頫官至翰林学士，艺术上成为元代文人画的领袖人物。

淮南画家张渥，是元末在野的著名白描人物画家。他的白描人物画师承李公麟，用笔流畅飘逸，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有“妙绝当世”之誉。他的作品中有以战国屈原诗歌为题材的《九歌图》卷多本传世。他的另一单幅《湘君湘夫人图》借两名年轻妇女的优美形象表达出女主人公寂寞的心情，在细致地表现诗歌的情感上获得了成功。与张渥同时，著名的白描人物兼界画家的还有卫九鼎，他的《洛神图》轴的人物风格与张渥相似。远山以柔秀的干笔、淡墨画成，既与人物形成了黑白对比，又在柔静恰适的风调上达到了和谐，也很像张渥《九歌图》中“国殇”一般的人物与布景的关系。

元代的肖像画在人物画中水平较为突出。人物画成就可以从石窟、寺观壁画中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永乐宫壁画中的《钟离权度吕洞宾图》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元代的肖像画以王绎为代表，他的笔法比较细劲，造型又准确，神态又生动。现存的《杨竹西小像图》( 倪瓒补景 )、《倪云林像》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此外，王绎还著有《写像秘诀》，这对整个人物画的发展都有重要的价值。在其中提出了肖像画的要求是追求人的“真性情”，主张画肖像要选择对象性格气质自然外露的时刻，反对让描绘对象正襟危坐如同一尊雕塑一般。他在《彩绘法》一书中还举出了观察和落笔应从大处开始的正确顺序和四十五种配色的方法。这部书是研究肖像画创作和色彩学的重要资料。受赵孟頫影响的仕宦画家，也有一些走上了取法唐人的道路，水利专家任仁发最具有代表性。

任仁发，他早年的《出圉图》即勾勒细劲，赋色古雅，造型准确，大有唐人风味。《张果老见明皇图》就是他的人物画代表作，描绘“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在唐明皇座前表演法术，画法尤得唐人精意，与传为阎立本和宋摹张萱的作品一脉相承，而且造型准确，神气生动。《张果老见明皇图》生动地描写了张果老以法术吸引人们的兴趣的情景。

可以看出元代的人物画还是有一定发展的。人物画的优秀传统被一些在野或不在野画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且以民间画工的成绩最为突出。他们的手迹多留存在墓室、寺院、道观等墙壁上，与古代的建筑相依为命。从元代整个绘画史来看，虽然人物画在画坛上没有占主导，但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元以后的人物画史来看，元代的人物画起到了一个启下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元代的人物画虽未向文人画那样成为元代绘画的主流，但也在潜流之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时代的原因，当时的艺术作品不得不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出现。其实，这只是艺术借以表现自身的一种形式。在宣传宗教的同时，也同样宣传了多元的艺术表现形式。从元代南北各地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元代人物画的材料不够丰富，但可以看出有一部分画家仍在努力工作着，并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朝元图》就是最好的体现。

明 代

到了明朝时期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岛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在艺术流派方面，涌现出众多以地区为中心、或以风格相区别的绘画派系。在师承方面，主要有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的宫廷绘画和浙派，以及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画派。在画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勃兴，成就显著，人物画也出现了变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独特的新面貌。

明代人物画的发展首先经历了明代前期院体浙派的写实风格和纪实主题，有宋代院体的艺术风貌。至中期，吴门（今江苏苏州）一带的文人画家文征明、唐寅等把对人物画的兴趣集中到仕女画上。唐寅和仇英的工笔人物可称得上吴门写实人物画的绝响。明末人物画流派纷呈，徐渭的大写意人物和造型奇异的 “南陈北崔” 及注重写真的 “波臣派” ，是明末最具个性的人物画风。明代人物画创作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文人画家群、稳定的宮廷画家群和无处不在的民间艺匠画家群，从各个方面展示了他们不同又相通的审美意识和绘画主题。明代人物画家较前人更注重反映社会现实，其创作与明代关注社会的民间文学合为一流，并成为清代人物画艺术的直接渊源。

明代中期，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逸格”的元人绘画传统，其间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负盛名，画史称为吴门四家。他们开创的画派，被称为吴门派或吴派，吴派中擅画人物者辈出，仇英、张宏是主要代表人物。

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 ～ 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还有张宏的写意人物画，神态各异，笔法疏朗，生动传神，所作民间生活习俗图像，画作多为反映晚明市井黎民的生活风貌，具有鲜明的明代特征。他的《游戏杂技图》（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串乡走巷的三教九流和市井俚民生活，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下层的社会现实，是一幅十分难得的风俗画卷。另一幅张宏所作的《击缶图》，将乡间民众娱乐生活的瞬间刻画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为缶的唯一历史图像资料，是故宫重要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道释人物画，至明代逐渐衰落，但仍有少数精妙工丽的佛寺壁画传世。如现在还可看到的北京法海寺、山西汾阳圣母庙、四川蓬溪宝梵寺的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