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项研究，从起步到英文版中译本的出版，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
　　我是1988年下半年在伦敦大学巴特列建筑规划学院开始研究北京的，博士论文于1993年底完成。研读的过程主要是吸收和实验性地运用西利尔的“空间句法”和以福柯为代表的关于空间和权力的社会学理论。历史资料的运用以1750年的《乾隆京城全图》和宫廷政治史及政治制度研究为主。当时比尔·西利尔（Bill Hillief）、朱丽安·韩森（Julienne Hanson）、艾仑·庞恩（Alan Penn）、约翰·匹坡尼斯（John Peponis）等老师的教学和辅导，西利尔带领的整个“高级建筑研究”学术团体的研讨气氛，以及伦敦大学各个学院图书馆的资料（尤其是藏有《全图》兴亚院复制本的亚非学院图书馆），都对我从分析和社会空间角度研究明清北京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94年是一个新的开始。在马克·卡申（Mark Cousins）教授的邀请下，我在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做了关于这项研究的报告，报告内容随后以“A Celestial Battlefield”为题发表在AAFiles杂志的第28期。这篇文章随后由邢锡芳女士仔细精准地译成中文，题为“天朝沙场”，发表在1997年的《建筑师》第74期。随后几年我在英国、中国、澳大利亚几个学校做过报告，阐述这项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以“天朝沙场”为代表。它概括介绍了原来的学位论文，陈述了一个微观的、句法的和权力的对紫禁城的分析。“天朝沙场”在国内受到了一些关注，大概说明了用分析、权力、社会的角度考察建筑在中国的缺失和重要性。当然，该项研究是有局限的，它关心的是北京故宫政治权力和宗教仪式一个内部的构架。
　　从1995年到2002年的这几年，是扩展的阶段。我整理了博士论文，添加了新的历史内容，也采用了一些更明确的理论观点。在澳大利亚的这几年，我重新思考了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案例的关系，认为两者不应该是不对等的“运用”关系，而应该是两个具体历史经验互相比照的“对话”关系。我也接触到了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的论述，开始对法家和北京的政治空间，以及它们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全视监狱模型和福柯的权力理论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思考。同时，我也进一步阅读吸收了明清北京的历史资料，包括明初建立北京的宏大地理构图，两个朝廷衰败的历史案例，明清北京民间社会的组织等等。所以，到2002年完成的文稿，是一个关于明清北京空间结构的新的阐述。它兼有朝廷政治的内部结构（“三角结构”）和外部关系（视察和统治的方法），国家权威的运行和地方民间社会的组织，城市的布局与大尺度地缘政治的规划，社会政治的功能结构与形式美学的视觉构图。其中一个部分的简要介绍，刊登在《时代建筑》2003年第2期，题为“边沁、福柯、韩非——明清北京：权力空间的跨文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