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东洋、西洋，也不论是哪个时代，人们总是在书籍包装上绞尽脑汁。话虽如此，像日本近代的出版物如此变化多端的装帧方式，仍是很罕见的。细看西洋的古书籍可以发现它们依地域、时代有所不同，但在欧洲这个彼此关系密切的文化圈，书籍包装的发展步调整体来说是一致的。大致而言，欧洲书籍是以皮革作为书封，选用以棉或木浆制成的纸张，印刷字则以罗马字母为主。反观近代日本的书籍，则融合了日、中、西洋三方的形式、技术与材料，不同的运用比例，赋予书籍各式各样的面貌。明治维新之后，将西洋的制书习惯带入日本制书传统中的情形逐渐普遍，那个时代日本举国上下都十分热衷吸收欧美文化。

作为日本近代诗歌的先驱，明治十五年，由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等三人翻译出版的欧美近代诗集《新体诗抄•初篇》可说是当时最具象征意义的作品，它虽用初问世的活版印刷内文，却采用相当于今日封面的附袋纸日式装帧本的形式。这本书虽介绍了西洋的新

思潮，却没有与内容呼应的衣装，完全暴露出了当时装帧方面的窘境。

三年后，也就是明治十八年，坪内雄藏（逍遥）以西洋文学理论为出发点，在《小说神髓》中展开述说了他的近代小说论，然而此书初次问世却只能模仿江户合卷本，采用半纸版假缀、分册杂志的形式。这部作品虽然志在颠覆山东京传、曲亭马琴所延续的剧作传统，确立西洋近

代写实主义，但其出版形式仍旧多多少少延续了近代之前的传统。日式装帧本的传统开始蒙上阴影大约是明治十年之后的事。当时西南战争已结束，日本正要正式展开欧化，也开始有人译介海外小说，首开先河的是丹羽纯一郎于明治十一年翻译印行的《欧洲奇事•花柳春话》。这本书的规格为四六版西式装帧，书本身为穿线平装，环衬与瓦楞纸封面粘合，其制书技术说来实为稚拙，然而这简便的手法在当时的人看来，反倒耳目一新、超群脱俗，结果这种西式装帧本在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之间广为流行了起来。

用进口布料做书脊的西式装帧本俗称“南京装帧”。虽说是西洋文学翻译书，但为其取名的，仍是当时拥有深厚中国文学底子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新颖的装帧，主要是日本国内开始生产厚实的瓦楞纸（也就是马粪纸），加上活版印刷技术普及所致。浮世绘师傅的

木版、铜版、石版画作有的被拿来作为封面，有的则拿来当作书中的插图，给书加分不少。明治十九年自由党员末广铁肠所著的《政治小说•雪中梅》，明治二十年到二十一年之间的《政事小说•花间莺》等政治小说，记者黑岩泪香的翻译小说，都是采用带有浓浓西洋风的“南

京装帧”，在一般读者之间同样获得支持。

明治二○年代是日本文学史上所谓“红露时代”，在这段时间，尾崎红叶与幸田露伴极其活跃。然而倘若只看书的装帧，会让人觉得根本是红叶独擅全场。从他于明治二十二年出版的处女作《两个比丘尼的色情忏悔》揭开序幕，红叶将江户时代的戏剧文学传统套上各种新概念，最终完成了平结装订菊版形式，这也成了之后砚友社文艺书籍的固定样式。明治一○年代使用在瓦楞纸装帧本上的刷墨插画，被武内桂舟、水野年方、镝木清方等明治浮世绘师傅的多色印刷木版插画所取代。明治二○年代风靡一时的裱布软皮装帧本开始不再流行，代之而起的是裱布硬皮装帧本，包覆其外的书衣及书盒则于明治三○年代登场。泉镜花、小栗风叶、川上眉山等砚友社成员的作品，造型美丽了不少，都是受到被他们尊为师者的红叶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