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载于2010.12.17北京商报《中国当代艺术周刊》

无论是风景、静物以及人物肖像，还是油彩、丙烯与水墨，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在学院中的代表之一，包林始终在绘画的多种门类与媒材之中探索艺术的当代性。尤其近几年来，包林的绘画创作更追求描述主体的意象性，运用“大笔触”的东方绘画语言表达方式，他所表现的人物、风景或特定场景在都与宏大观看保持相当的距离，作品具有某种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呈现一种游离状态。在艺术家看来，生命如此渺小和变化无常，只有纪录这种生命的脆弱才能表达其存在的价值，由此当代艺术介入社会，正如他所一直谈及的：“当代艺术既是我们表述自身观念的工具，也是艺术家个体在社会场域中的一种生存方式”。

 中国当代艺术周刊（以下简称周刊）：在不久前刚结束的“暧暧依依”——北京•巴黎当代艺术提名展上，您的“秋葵”系列选取凋零枯败的葵花为创作主题，但仍能感受到其背后的生命张力。

包林：我的工作室在农村，三年前从清华搬过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种上一大排向日葵，随着它一天天长大，我发现向日葵的生长状况与我们以往所接受的教育不同，“葵花向太阳”是一种传统的宏大叙事，我们对此深信不疑，而我看到的只是向日葵在出苗初期随着太阳转，一旦结出葵籽，其大部分的生命周期都不再追随阳光，只是懒洋洋地耷拉着头，直至枯败，这让我触摸到真实的向日葵，远离惯性思维中的向日葵。我很喜欢画有阳光的风景，但阳光下的向日葵不再有任何故事，只是短暂的存在而已，“秋葵”系列只是纪录这种感受。事物自有其内在的生存法则，重要的是艺术得有自身的观看立场和评价尺度，这也是我寻找绘画、感受存在的方式。

周刊：您的绘画作品大都呈现一种灰沉色调，这是您内心某种情感的始终流露吗？

包林：面对日益发达的技术世界，上个世纪的哲学家们大都有些悲观，他们都在幻想后面看到了另一种真实，这就是事物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这是思想者的诚实。实际上，我们所观看到的生存环境只是一种现象，思想者们会穷尽生命去甄别这些现象，哪些是假象，哪些是真相，哪些是幻象，但我以为这不是艺术的任务，我只知道产生这些现象的因素太多太复杂，我只注重此时此刻的观看给我的感受并表达这种感受足矣，你用“模糊”来形容我的作品，但我一直认为我的画都是非常具象的，也是很阳光的。

周刊：您对人物肖像的刻画，似乎也有着这种“模糊性”，除了对面部进行“朦胧”处理，人物目光也没有凝聚点。

包林：在传统的人物肖像画中，眼睛一直被认为是心灵的窗户，是最有灵光的器官，画中人在看着你，让你怦然心动，他或她要与你交流。我并不要求这种交流，只是描绘一种存在即可。

周刊：您这些年几乎都在学院体系内进行着艺术创作，也曾著文对学院越来越缺少活力表示担忧，这是否意味着在学院环境下进行艺术创作，保持一份独立性更难能可贵？

包林：艺术家眼高才能手高，反之则不一定。当下的学院教育大都满足于传授技艺，却难能给予当代社会最生动、最鲜活的人文价值取向。我鼓励学生的自我选择和发展，切忌盲目模仿，如同人个体的成长，其特定生存环境与个人知识和能力决定着人格的形成，不可被复制。所谓独立性只是一种当代意识，反映在画面上就是一种自己的语言方式，现实主义艺术的遗产在于：并非仅仅是画面写实，更重要的是艺术家在表现他所观看到和他所认为的真实，库尔贝不画长着翅膀的天使是因为他从没有见过天使，如果你看到了不确定性、模糊性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你就去表现好了。当代艺术的基本命题不在美丑，而在艺术家的判断和选择，这是艺术介入社会的唯一方式，无论你身处学院还是农庄。

周刊：您的很多绘画作品，尤其是两组水墨人物头像创作——《缺氧群落与平远、高远、深远的视线交错》与《汶川记忆：老师与她的学生们》，都在表现着中国当代社会中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这与您提出的“当代艺术介入社会”观念一致。

包林：既然生活在多元纷繁而又充满着矛盾的当下，社会就会有一个基本的普世价值，人们自然会敏感于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感受他人，亦如感受自己。

周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您在法国游学、深造艺术多年，那里独特的艺术氛围是否对您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包林：此时的法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艺术中心，它的辉煌在二战后开始退去，毕卡索之后已经不再有重量级的艺术家在这个国度产生，但法兰西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群伟大的方法论者，他们解构了传统世界宏大叙事的构成法则，也至今一直是我们理解和评价当代艺术现象的一把钥匙。人们很难对这些先行者进行学科归类，隶属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还是语言学或符号学？都无从界定，其实这种模糊性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介入方式：个体的观看立场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