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忻东旺老师的作品有怎样的艺术特色？您对他作品有什么样的个人看法？

徐虹：忻东旺的油画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类型，他的作品画面很敦厚，就跟他的人一样，即使不太了解油画史的人看他的画也会觉得有一种亲切感。中国人乐于接受的油画是有立体感、雕塑感的能够触摸得到的，而且要画得很真实，真实对于中国欣赏者而言很重要的。但是忻东旺作品的“真实”，不是西方艺术史上形而上的真实、不是哲学层面上的真实，而是经验层面上感觉到的真实。忻东旺笔下的农民工，实际上描绘出了一种人们心目中农民工的形象，或者说是一种当代的农民工形象。他们不是吃不饱穿不暖、瘦骨伶仃、眼睛暗淡无光、头发零乱、衣服上打着补丁的农民工形象。忻东旺笔下的农民工实际上符合了当代农民工的定义，他们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寻找资源。

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每一个阶段对“农民”这个主题都有不同的定义，画家笔下的农民形象实际上反应了社会对这个阶层的一种期待、一种看法和一种定义，可以将它们分为 30年代，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后等若干群体。如果忻东旺画得特别的衣衫蓝缕，你也许就会无动于衷的走过，因为这种作品以前看得太多了。忻东旺笔下的农民工之所以让人觉得真实，就在于他画出了一种新的农民工形象，这些形象看着憨厚、乐观，并非以外在的衣着褴褛表现苦难，而是让人看到了他们的生活常态。他反映出了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思考，你会觉得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和这样一群人之间是有距离的，而且对这样的一些人我们的关心同情还是不够。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仅仅要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农民工的地位在哪里？他们应该得到的是什么？现在他们得到了没有？我们会从他的作品里会提出这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这也正是忻东旺作为艺术家的敏锐性所触摸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他的作品与早期符号化的农民形象的不同在于，忻东旺确确实实的是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感觉到了这些人目前的处境，而他对这种处境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实现的。刚才说了，他笔下的人物看起来很健康、并不瘦弱，皮肤红红的而且面带笑容，但是依然能够从中感觉到我们对待他们的不公平。

如何解决对待农民工的这种不公正，首先要解决的是消除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消除并不是用一把剪刀就可以剪掉的，我们只有从内心深处确实感觉到这是一种社会问题，只有当我们感到必须改变的时候才有所改变。我觉得艺术家是一种 社会先声，他必须先发出的声音，这也是他价值和意义之所在。艺术家要想超越于这个社会，他就需要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而且要能用他的语言把这些问题讲给别人听，这才是艺术家的真正价值所在。

忻东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些作品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他出生于比较偏僻的地区，从小特别喜欢画画，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只能从连环画中学习，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他作品中的特点实际上跟他的生活有关。他完全是出于内在的真实感来塑造这些形象的，作品轮廓线很清晰，通过颜料的堆积，使人物有一种黏黏的、厚厚的感觉，然后这个人就在纸面上凸显出来了，这些形象很难和美术史上哪一个流派挂钩。

有些人可能会喜欢他的作品，有些人不一定完全认同。但是，他从当下社会的视觉心理来讲述批农民工，画得非常真实。他的农民工形象给我们一种启示，农民工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我们的问题。

记者：忻东旺老师的农民工题材作品引发了您很多思考，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作品或者说技法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徐虹：他在作品中比较强调轮廓线。通过轮廓线把人画实了，当然这里内在的包括对油画用笔、用色的掌握，以及颜料本身粘稠度的掌控。从油画的表现性技巧来说，用笔的色调、色彩、虚实、厚薄对人的塑造作用我们都很了解，很多人曾经实验过用这套绘画理论进行农民工题材创作但并不成功。而忻东旺对于油画有一种特殊的理解，采取了厚涂的方法使画面具有了一种雕塑感。他采用波普艺术的方法，又加入了他对农民的一种理解，这就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具有中国乡土特点的波普风格。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有时候不能说是完全民间的，有点边缘的乡土性，这种趣味不是完全源自上层社会，但是放在农民工身上非常合适。

记者：您对忻东旺本人有怎样的印象？

徐虹：他本人很内敛、很憨厚，好像不太善于交谈。如果想评价一个艺术家，理解他对社会的看法以及他的现状，还是需要看他的作品。所以忻东旺不需要说太多。我和劳森博格一起在国内做展览时，曾有人问劳森伯格对中国艺术和艺术家的看法，他说艺术家想要表达的全在作品里不需别人来评价。我想忻东旺就是这样。

记者：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