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浩立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已有三个月余，身处艺术场域，提醒自己应该时刻处于一个反思与持续思考的状态中，从之前写的文章中谈到了“集体历史记忆”和“精神废墟”，而第三篇我试图从形而上的思想下沉到当下的艺术状况，重启一次生命时间，让艺术成为一种可以持续思考的力量，提供一个方向，寻找一条可以让生命平衡的路途。

在充斥着一切的饱满情绪到来的时候，不论是抵抗、宣泄还是告诫、共情，这是情感面貌在经历一种特殊状况后的表达。但我们依旧需要回归冷静，在恰当的时刻留有一个空间让自己反思。但有时候反思只是对情绪的暂时休眠，因此能够培养一种持续思考的能力对于今天所发生一切的事实情状来说尤为重要。

“疫情都市：既远又近”，2019年，大馆图片来源：艺术新闻中文网

回溯到2018年，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就已经发布了一个跟传染性疾病有关的艺术文化项目，这个艺术项目的创意总监肯·阿诺德（Ken Arnold）将之命名为“疫情都市”。这个举动事实上早于今年发生新冠疫情之前，这个艺术项目旨在探讨了“疾病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城市如何受其影响而演变的历史”。当今天人们在消费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来临的高峰时刻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所袭，所有的资本、股市和娱乐变得不堪一击。

爆炸理论（Blast Theory），《A Cluster of 17 Cases》，2018年，图片来源：艺术家组合爆炸理论（Blast Theory）

这一系列问题的发生以及如何解决，最终会被寄托时间，而时间作为一种历史的雕刻者，不可能掩盖和缓解伤痛。因此重启时间，意味着将历史记忆作为可以反思的深刻对照，同时让其打开一个通道，进行自我救赎。

对生命政治的重新审视

对于生命政治这一概念的提出最有影响力的人应该是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他在生命政治概念的分析中谈到了“现代生命政治”，它和古代生命政治恰恰相反，表面上看上去它是一种颠倒，其实并不是颠倒这么简单，它暗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现代性中，形成了对生命的控制和管理，例如要让人活得更好，更安全，更健康，更丰富，就是要让生命成为统治的治理对象。由这一点出发，英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认为，“18、19世纪生命政治是一种健康政治，是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政治，关于疾病和传染病的政治，关于管制水、污物、食物、墓地的政治。”这两位学者其实从生命政治发展的裂变过程中有耦合之处，基本上由对生命的控制发展到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疾病、健康、医疗和食物问题上。

在前不久《艺术新闻Art News》刊登了魏颖的一篇文章《病毒、艺术与未来的生命政治》，其中她谈到生命政治在经过时代的不断冲刷之后，有了转向。她写到“未来生命政治是朝向技术创新和生物经济学开放，并伴随着生命伦理、生物安全性等更多的挑战出现，艺术在这个时期也可以作为一剂良药介入社会之中。”我对此产生共鸣，毕竟生命政治不应该只聚焦在政治的层面来谈新自由主义问题，而应该将其回归到现实语境中来审视当下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将生命政治介入到艺术创作和对社会现实的一个反思过程，这种表达在一定形态和方式上肯定能够成为我们在生命伦理、生物安全和生命健康问题之外的一个可用路径。

打开替代性艺术空间的大门

最近，艺术批评家姜俊提到了“替代性艺术空间（Alternative art Space）”这一概念，它是一种由艺术家和文化生产者自发管理和经营的空间。这样一种自发性其实本就回到了和艺术主体相似的状态中了，因为在艺术家和文化生产者的关系中始终存在一个商业利益的关系，但自发性的开启它脱离了商业艺术画廊的模式，营造出了一种新的艺术生态模式，能够以这种方式激发艺术家进行自己的创作，特别是在疫情形势下催生出了艺术环境的生态模式和存活样态。

商业画廊一直在所属的商业圈层和既定的主流艺术欣赏价值的范围里循环往复，当很多绘画被资本关系及其阶级所笼罩后，画廊的呈现以及艺术品的收藏则会失去自我话语，形式的单一化、场地的商业化，艺术自身的主体性和生态环境也会逐渐失去活力与个性。比较著名的“替代性艺术空间”是由霍莉·所罗门夫妇在美国纽约苏荷区经营的非商业展览空间98 Greene Street，当时这个空间里除了艺术家作品的收藏展示之外，还有戏剧演出，诗歌沙龙活动以及艺术家进行实验艺术的空间。

霍莉·所罗门画廊（Holly Solomon Gallery）

替代性空间其实为今天受到疫情影响的所有艺术机构也打通了新的道路，特别是在遭到经济重压下面临生存问题的时候，替代性空间无疑是一块可以让艺术家、文化生产者一同参与进行耕作的艺术试验田。依托收藏和展览进行销售的同时，可以补给艺术家自由创作的实验空间，带动其他文化艺术形态和类型艺术在这个空间中一同生长，既打造了艺术空间作为社区的生产自治，也实现了艺术的多元和自由化发展。这种方式可能会缩减画廊自身的营业成本，同时还会有更多艺术家和文化生产者的共同参与，在疫情过后的时期，这样的艺术生态应该成为更多城市和地区营造替代性艺术空间缺位问题的借鉴范式。

艺术成为一种持续思考的力量，它会针对一切直指生命的问题，并以清醒的认知和方式来解释。除了艺术以及自身的市场问题之外，还有关于艺术最终如何形成对生命的解答。如果说生命政治让我们看到科技和医学发展面临的更多问题，并让我们找到了艺术介入社会的方式，那么艺术则能成为我们重新审视的认知方式。同样，面对今天整体的艺术环境，提出对“替代性空间”的建构意图，是在试图改良僵化的艺术市场和被商业资本关系暗敷下的艺术生态。

今天谈生命政治不单单是从生命医学、生命伦理在今后对人的肉身的关注，精神意识、思想引导以及生命的救赎则要回归到精神层面上去。我们如何面对未来，如何承担过去，这需要在当下重启时间，在持续思考中不断尝试“缝合”。

（本文作者为青年艺术批评家、四川传媒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