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2020年5月21日至27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艺术的需求越来越高。“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等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在备受关注的2020年全国两会上，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文化艺术界的代表们提案将关注哪些议题呢？
美育立德树人，提升全民素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主席、北京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关于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的提案
“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重要回信精神，在美术界、教育界和理论界等都引发强烈反响。人们充分认识到，美育在培养高端艺术人才、提升全民审美素养、塑造青年一代美好心灵、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须着力加强的重要工作。
但是，目前我们的美育工作距离社会需求和人们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学校美育工作中，还存在着以艺术教育代替美育、以知识性和技能性的指标考核代替以美育人的陶冶过程等功利化、简单化倾向。其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美育专业人才培养尚处空白，美育专业教师极度缺乏。在现有美育工作队伍中，除了“艺术学”专业人员外，主要是“美学”专业和“文艺学”专业人员。这几个专业所涉及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方法，应该说还不足以适应做好新时代美育工作的要求。所以，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加强“美育学”学科建设，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战略任务。
1、充分认识“美育学”作为一门综合交叉学科的专业特点。除了美育的基本理论范畴、中西方美育实践及美育思想史等知识体系外，“美育学”还涉及美学、文艺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推动美育的发展，需要建立科学完整的美育所需知识结构，只有通过学科建设来整合相关专业知识体系，形成学科的定位，才能培养出专业型、复合型的美育人才，使新时代美育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
2、建议在“艺术学”门类中设立“美育学”学科，下设艺术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美育学理论四个专业方向。“艺术美育”主要培养面向专业艺术人员开展美育实践的师资；“学校美育”主要培养面向综合性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开展美育实践与管理的师资；“社会美育”主要培养面向社会各界的美术馆博物馆公共美育、设计与生活美育、美育的交流传播等方面的人才；“美育学理论”主要培养研究中外美育史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美育基本理论与实践方法论等问题的人才。
3、通过“美育学”学科建设，推动美育师资队伍建设和美育理论研究。在加强新时代美育工作的新形势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美育专业教师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而已有的美育教师也急需美育专题培训，才能补齐学科知识短板，提升美育专业素养。学科建设更有助于重大美育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弘扬中华美育精神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面向学校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美的鉴赏力与创造力的提升研究、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在新时代美育中的传承发展等，都是推动中国人民美起来、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课题，尤其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美育学＂学科，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彰显中国教育发展的特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
许江：加强社区美育建设
在充分感受到艺术教育和社会美育的重要意义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认为社区美育作为打通社会美育的“最后一公里”，应当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他建议我们应该结合当前疫情带来的社会、人们交流方式的变革，提议从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来推动社会美育的发展。
普及艺术教育，美术馆、博物馆成为社会中的核心角色，受众可通过参观艺术博物馆的多元化展览，全方位地欣赏展品，从而得到应有的艺术审美熏陶和基本的艺术教育。
冯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冯远：扎实推进和营造全民读书、全民学习气氛
冯远指出，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役取得重大成果，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接近完成和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解决了国民温饱和生活基本保障后，全面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增强人文素质将成为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
针对国民平均阅读量普遍较低的现象，冯远建议教育、文旅等部门联手，将目前提倡的“全民读书”“书香中国”等号召，逐步列入机关公务员、国企干部职工、院校、部队、社区及新农村居民的年度考评项目当中，辅之以各类群众性表彰激励活动，扎实推进和营造全民读书、全民学习的气氛，培育全民
文化扶贫，攻坚决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
卢禹舜：加强美术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
十九大明确了中国扶贫脱贫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2020年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过去的几年，我们在扶贫助贫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同样，越来越多的实践和经验也证明，必须对传统的“灌水式”“输血式”扶贫模式进行更为科学的更新换代，在精准调研的基础上探寻更为精细化、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的扶贫思路与举措。文化扶贫与物质扶贫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文化扶贫也是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落后状态，最终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其中，美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承和表达中国文化精神的最形象、最有审美感染力的载体，作为最广泛地与群众生活交集，与科技、产业互动的艺术形式以及时代精神和审美理想最重要的视觉表达方式，既有条件也理应以更加适应贫困地区实际、更加贴近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更加丰富多样有效的形式，更好地发挥美术在“扶志”“扶智”“种文化”“助审美”“培根铸魂”方面的审美认识和教育功能，更好地强化“文化+”“艺术+”或“+文化”“+艺术”的增殖效果，为贫困地区物质和文化的双重脱贫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或支持。
一、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几年，无论是政策的引导激励还是各美术院校、团体协会以及各艺术馆、美术馆，包括艺术家个人组织的活动；无论是重大美术创作工程或艺术扶贫工程的实施，还是美术教育支教实践或培训的加强，包括与文化旅游企事业单位产学研合作的“非遗扶贫”“旅游扶贫”相应举措等。美术在艺术扶贫、文化扶贫中的社会作用正逐年加强，不仅为贫困地区改善了基础文化艺术设施和环境，而且为贫困地区补充和培训了艺术师资与人才，并对提升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审美素养和生活幸福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部分美术院校、社团机构组织的相关社会实践活动时间较短，缺乏整体设计和计划，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
（二）扶贫脱贫题材美术创作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一些作品存在同质化、人物或情感空洞化，立意或构思平面化、缺乏艺术个性等问题，在创作与时代相匹配的精品力作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三）艺术支教实践或培训活动的数量、质量、内容、形式等距离贫困地区群众实际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四）虽然很多地方做了有益、成功的尝试，但总体上，方式、手段较为单一，在对贫困地区充分调研、精准分类基础上，实施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举措方面还有可改善的空间。
二、造成这些问题的部分因素
（一）对贫困地区缺乏深入调研和细致了解，导致盲目跟风或从众地选择某种扶贫、助贫方式。
（二）缺乏内在主动的热情和自发的动力，导致为完成任务而作为，使得活动流于表面化或形式化。
（三）一些艺术家贴近生活、扎根人民，深入贫困地区写生、创作的时间、情感和心理准备不够充分，对生活最本质的发现和把握、从写生与创作实践中获得的沉淀与思考以及对素材的认真提炼、消化和加工相对不足。
（四）因袭性经验和观念的惯性形成的阻力或惰性，导致在不断学习、拓宽思路和创新形式等方面做得还不够。
三、为加强美术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我建议：
（一）从艺术创作方面，面向全社会艺术家设立专项课题基金和人民艺术家激励奖励制度，设计并实施公正、严格、科学、合理的筛选验收和评选机制与标准，激发和鼓励艺术家深入贫困地区，立足于生活实际，以人民为中心，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创作出反映时代生活与变迁，表达人民心声与精神的能够立得住、传得下的优秀作品。
（二）从艺术教育方面，充分调研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和可培育空间，有意识地因地制宜、分类分层、整合资源、分工协作，鼓励跨学校、跨社团、跨机构地联合开展贫困地区教育或培训项目，科学合理探求和利用最便利、有效，兼顾短长期和阶段性目标的教育或培训项目，并在经验中不断总结和优化，使贫困地区逐渐增强“造血”功能。成功的案例可以作为应用型或实践类课题立项推广。
（三）从艺术设计方面，在全面精准调研的基础上，依托、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当地特色优势或民间文化资源，参考我国城镇化建设及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建设目标，联合相关专家和设计团队，研发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的设计方案。通过点对点的设计，对现有社会资源进行创造性重组，创造新的“品牌+产品”“文化+IP”的创新系统，做到既精细化又差异化、个体化。
（四）如果调研不够充分，设计和实施公共文化扶贫、艺术产业扶贫、文化惠民扶贫以及艺术人才扶贫等项目时，则可制定多套备选方案、在实施方式方法的灵活创新上多下功夫，并在筹备与实施的过程中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补充。
范迪安：用艺术创造的实践参与“决战决胜”的伟大斗争
决战脱贫攻坚和决胜全面小康是新形势下的“中国时间”和“中国主题”，也是中国文艺创作的时代主题。“决战决胜”的目标和任务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排除万难、朝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闪耀着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光彩。生逢这样的时代之中，我深感作为文艺家应该积极投身时代洪流，把握时代提供的机遇，通过艺术实践，参与到“决战决胜”的伟大斗争中。
基于此，我认为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一是要关注现实、深入生活、贴近人民。只有深入生活，才能获得真情实感，找到艺术表现的视角，形成艺术创作的构思。“决战决胜”不仅需要雄厚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要让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凝聚磅礴精神的力量中发挥积极作用。二是要用艺术才智服务社会，从美丽乡村建设到建设美丽中国，都需要艺术的营造装点和提升，我们要瞄准人民所需、现实所需，把艺术创意设计的着力点更多地导向振兴乡村经济、活化文化遗产、改善人居环境等方面，让艺术创意设计在“决战决胜”中起到活力作用。
科技助力艺术，打破有限时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
刘玉珠：服务当下与未来，大力发展博物馆“云展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暨“假期云考古”活动以“线上会议+直播”方式举办。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的首次触网以及“假期云考古”让广大网友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和考古工作的魅力，成为“五一”期间文化活动的新亮点，在央视新闻、新华云直播、腾讯微视、新浪微博等诸多媒体平台支持下，话题阅读量达到2.35亿，直播观看2800万。领队汇报、专家提问、网友互动、媒体关注，呈现了全民参与的文化遗产“云共享”盛况，也揭示了文化遗产“云上”展示传播的发展前景。
刘玉珠认为，博物馆“云展览”依托数字网络和融媒技术，将文物和展览搬上云，多维度展示传播绚丽多姿的文化遗产，是当下和未来创新融合文博线上线下服务，更好满足公众需求，推动文物资源活起来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疫情期间，博物馆“云展览”的便捷安全性凸显，服务不打烊、展览不落幕、精彩不打折，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刘玉珠表示，面对公众的需求，以及数字网络、融媒体传播等技术的不断赋能，博物馆“云展览”将进一步发挥优势禀赋，迎来变革。
对此，刘玉珠认为，一是盘活存量，摆脱时空局限增益展览效能。二是扩大增量，生产传播反馈全链互动。三是聚合海量信息资源，融合创新线上线下服务。四是激发变量，推动文物价值更好转化。
目前，大力发展博物馆“云展览”已具备一定基础。刘玉珠表示，为推动博物馆“云展览”更好发展，还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要加强博物馆“云展览”的总体设计和顶层规划，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规划建设中，将博物馆“云展览”作为重要内容纳入。
二是要加大经费投入，推动博物馆“云展览”建设，支持博物馆传统展览资源数字化、“云展览”知识生产与传播等工作，让优质展览和文物资源的“上云”常态化、机制化，扩大博物馆展览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三是要加大科技支撑，支持“云展览”相关共性、关键技术研究，重点突破博物馆传统展览数字化采集，“云展览”知识生产与呈现、知识获取与按需传播、个性化定制与交互式体验等方面的技术瓶颈。
四是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博物馆与融媒体平台、信息技术企业合作，加强高端、复合人才培养，推动博物馆资源开放共享，共同建设“云展览”体系。
五是要探索“云展览”质量反馈评价机制，通过整合网友、专家、媒体等反馈渠道，建立不同层次和性质的“云展览”评价体系和推广矩阵，对于具有较高艺术性观赏性或线上线下有效融合的优质“云展览”项目，加大推广普及，引导业态良性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影视演员 张凯丽
张凯丽：5G时代应建立“手机艺术”门类
伴随5G时代的来临，“手机艺术”应该同广播艺术、电影艺术一样成为一个艺术门类，甚至可以构建“手机艺术学”，从而促进以手机为平台衍生的艺术形式及传播的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文艺增添新的活力。在5G技术的支撑下，互联网技术如虎添翼，人类早已进入手机时代，手机微电影、手机摄影、手机文学、手机短视频等从手机衍生出的艺术形式已经在很深的程度上介入了大众生活。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手机艺术”这一概念，为大众的精神生活、社会的文化产业发展增添一股清新的空气。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民族画院院长 王林旭
王林旭：大力推进在线教育，促进乡村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在线教育摆脱了地域限制，各种教育资源通过网络跨越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使学校教育成为可以超出校园，向更广泛的地区辐射的开放式教育。学校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教育资源优势，把优秀的教师、教学成果通过网络传播到四面八方，通过对教育资源的共享、共用，从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在线教育不仅开拓了新的教育模式，促进了教育多元化发展，而且为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新方案，创造了新机遇。
当前在农村地区开展大规模在线教育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乡村网络设施建设和运行保障能力不足，适合农村地区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不足，乡村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网络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待破解。为此，我建议：一、汲取宝贵经验，完善政策措施，建立在线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二、满足发展需求，增加资金投入，提高乡村网络基础保障水平。三、整合优质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乡村在线教育均衡发展。四、尊重客观规律，解决后顾之忧，打造一专多能师资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画院院长 孔维克
孔维克：科技发展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发展
充分认识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必要性。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居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丰富文化样式业态、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利于我国掌握文化发展主动权、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文化与科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先进文化理念是科技创新的思想源泉，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杠杆。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实现现代科技人文精神的溯源，中国之治科技精神的研究与凝练，具有国家战略的高度和重要的学术性研究价值。
推动中国文化更好走出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徐里
徐里：增强对外文化交流的有效性和影响力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讲话获得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是我们做好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要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有关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当代中华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与传播力，业已成为当代文化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
当前，国际文化版图已发生深刻变化，各国文化交流的频次、广度与深度不断加强，交流方式、方法更加多元、丰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与影响不断增强，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乃至个人艺术家，每年举办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文化活动不计其数，可谓遍地开花，百花竞放。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热衷于展示而不重视效果、质量，海外镀金、虚假宣传等情况时有出现，开幕热闹一时、展览无人问津，晚会、音乐会多为赠票，海外华人捧场，难以当地走进主流人群等现象并不少见，如何提升当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质量，在相同的国际语境下如何提升文化交流的有效性，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历史转变，值得深思与认真规划。鉴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1、做好顶层设计，加快国家文化战略智库建设。现在国家相关机构、社会团体等，对中国当代文化的整体发展依然缺少一个战略性思考，缺一个顶层设计。各种对外文化活动不可谓不多，但牵头部门多而杂，组织松散，多是短期、应景活动，缺乏长期战略思考和细致规划。建议尽快成立一个由相关的政府机构、文化机构、专家学者组成的国家文化智库，对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走进去，给方案、定措施、出路径、列时间表。为国家文化走出去做一个整体规划，做一个10年、20年、50年的规划。特别是集中力量在国际重大文化活动和重要节展赛事平台上，统筹各方力量，精心组织规划，形成合力，把真正代表当代中华文化发展成就，展示新时代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成果展示出来，传播出去。文化交流项目要考虑国际语境问题，不能迎合，要切实提高文化交流的有效性。
2、走进主流场馆，走近主流群体。建议文化主管部门，对外文化交流机构，抓住组织重大纪念活动、重要国际会议、重要国际论坛等有利时机，利用国际重大赛事、艺术节、国际影视展等相关活动，深化议题设置，开展人文交流。特别是注重交流质量，戏剧表演，音乐晚会，美术摄影展览一定要进入当地主流重要场馆展示、演出，并且不断创新对外交流的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接受心理，以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吸引更多当地主流群体的目光与关注。同时，积极加强与当地主流媒体的沟通合作，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留学生、华人社团、华文媒体、驻外新闻出版影视机构作用，切实增强活动的传播力和辐射范围。
3、加强对外交流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议文化相关主管部门，通过组织海外研修培训，留学人才有效激励引导等方式，建立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对外文化交流人才队伍，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策展与艺术经纪团队。同时，立足全国高校、社科机构，借助民间智库研究力量，建设一批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基地。加强翻译人才特别是中译外人才培养，建设高水平翻译家队伍，加强与外国翻译机构合作，吸引更多优秀外国翻译人才参与中国话语译介，确保中华文化准确、生动、鲜活地传播出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刘万鸣
刘万鸣：扩大国内大博物馆出国办展自主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近年来，我国各级各类博物馆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文物活起来的指示精神，深入挖掘国内文物资源，广泛开展国际合作，陆续引进、输出了大批精品展览，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博物馆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对外引进输出展览结构不平衡。
文物资源已经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金色名片。据报道，2011年至2017年，全国博物馆举办出入境展览近500个，其中出境展览累计333个，入境展览累计145个，出境展较多。但调查2018、2019年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和31家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官网展览情况，2018年33家博物馆出国展览11个、入境展览61个，2019年33家博物馆出国展览12个、入境展览34个，差距悬殊。从出入境展览巡展情况看，入境展览一般会在国内多地巡展，而出境展览巡展较少。如2017年我国出境展览47个，其中巡展展览仅4个，占比8.5%；同年入境展览29个，其中巡展展览7个，占比24.1%。入境展览数量虽少，但巡展率高，出境展中因高质量巡展数及比例较低，未能做到“一展多地”“一地多次”，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较为有限。
二是我国博物馆牵头联合举办的出境展览较少，对外文化传播合力不足。
近几年，境外文化机构积极在华联合办展，但国内博物馆由于审批程序繁琐，联合出境办展较少。在国内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展览中，具有较高策展能力的国家级大馆自主联合策划的展览少之又少。以河南博物院为例，在2008—2017年的10年里，河南博物院参与举办出境展览22个，由河南博物院牵头举办的只有1个，其余的出境展览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和河南省文物局牵头举办。又如陕西省因单独设立了陕西文物交流中心，其出境办展自主权较大，牵头举办出国展览较多，打造了以秦兵马俑为代表的展览名片。可见，由于受各方面审批限制，我国博物馆举办境外展览联合协作活力不够，对外文化传播能力不足。
三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出境展览多，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出境展览少。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出境展览虽然内容日益丰富、设计日趋精良，但展览输出结构仍不平衡。中国古代文物展仍为主流，反映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对外展览则少，缺少对于中国文化整体形象的集中展示。如2016年我国出境展有23项是古代类，近现代类只有3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明确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国内博物馆对外交流办展中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对外交流展览的政策引导，简化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出国办展审批程序。
加强对外展览的顶层设计，引导国内博物馆从国家文化战略大局出发，分主题、有侧重做到系统而全面展示中华文化，避免“千展一面”。适当修订文物出境展览管理规定，简化对国家级大馆联合地方馆办展的审批程序，简化申报材料，实行国家文物局一次审批，给予对外出国办展政策、经费、人才等配套支持。
二是放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联合办展限制。
积极支持国内博物馆密切合作，赋予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几所策展实力较强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联合对外交流办展的权力，使之可以方便组织各级各类文博机构联合举办对外展览。鼓励通过馆际联合，深耕国外文化市场，促成共同引进、共同输出、多国巡展的规模效应，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三是优化展览格局，打造中国博物馆展览品牌。
深入发掘我国历史文化资源，平衡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关系，主动推介国内博物馆精品展览，拓展办展思路，创新展览形式，鼓励博物馆加强境外巡展策划，打造一批中国博物馆展览品牌，讲好中国故事，为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构建更优艺术生态，促进艺术更好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 吴为山
吴为山：制定美术馆藏品定级标准
其中美术馆的藏品作为美术馆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虽然近年来美术馆的藏品数量快速增加，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至今尚无出台统一的美术馆藏品定级标准，这给美术馆藏品的科学保护和规范管理带来诸多困难。
为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建议：尽快研究制定全国统一的美术馆藏品定级标准；在美术馆藏品的级别划分上，可将藏品分为珍贵藏品和一般藏品，定级的标准则应着重考虑“作者”和“作品”两个核心指标项；美术馆藏品定级需要慎重对待，可组织相关专家根据美术馆实际情况，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美术馆藏品特性深入分析，研究，提出美术馆藏品的定级原则和定级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院院长
朱乐耕：呼吁减轻艺术品交易税赋，促进文化产业大力发展
当下，人类社会就正在由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也就是从资本社会转向知识社会，在这样的转型中，文化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艺术品交易也开始作为一项产业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产业将会遇到许多新的发展机会：
第一，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看，人们将会在自己的文化生活中注入更多的艺术成分，也因此，中国的艺术产业将会迎来宝贵的发展机遇。
第二，当前，人类社会正在从资本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2018年中国文创产业的GDP占比是4.48%，但在美国却达到了30%左右，所以这样的数字也一直预示着未来我国在这方面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而艺术是所有文创产业的发动机。
第三，时尚产业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彼岸，时尚产业的内核是艺术，只有通过艺术促进设计才能构建出一个品牌的魅力。
第四，艺术不仅是一项经济的引擎，也是中国与世界人心相通的桥梁，国家需要通过艺术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开放性、生命力和创造性，艺术品的交流是最不容易引起敌意并能达到心心相印、情感交流的效果的，疫情以后艺术交流应成为国家展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
针对以上的思考，为了解疫情期间中国艺术品交易行业的发展，我到798艺术区做过3次调研，通过调研我了解到：798艺术区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共有520家以艺术类为主的机构入驻;组织、举办过国际化的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超过了4000场。截止到现在，已有133位外国元首访问798，去年到访的人数统计数字是955万，已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艺术区之一，是北京市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也是在艺术领域里受到国际广泛认可尊重的世界性品牌。
从疫情以后的798发展来看，当下由于游客的减少、经济的停滞，当然是有困难，但大家相信这是暂时的，对未来的前景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大家非常期待通过798艺术产业的发展，吸引许多高端的产业依附进来，在此基础上推动城市的艺术产业，并以此为引擎，把北京打造成最具文化气质、最富有创造力的时尚之地，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的中心之地。
通过考察发现，现在艺术品交易行业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税收的问题，当前在画廊交易艺术品的税收高达13%，还要加上其他的各种附加税，最后要达到14%，但在香港完成同样的交易只需要3%的税收，所以，中国整个的艺术行业都往香港跑，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上海艺博会开不起来的原因，也是中国的艺术品交易行业难以发展，许多画廊开不下去的最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艺术产业的发展。
另外，在考察中，大家还反映，国外艺术品到中国展览中间还会遇到一个临时进出口的关税问题，也就是在展览期间，要扣一笔税金在海关抵押，展览完后再将这笔钱还回来，因为高级别的展览金额很高，展览方往往由于扣押的钱款太多(动辄几亿人民币)，时间太长(半年左右)，而放弃展览和交流的机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了国与国之间高层次的艺术交流。
根据以上的调查，我提出建议如下：
第一，为了通过艺术品交易行业的发展，拉动疫情以后我国的文化产业、时尚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否可以参考国际或香港的艺术品税收政策，只征收3%的税收，海关的进出口在没有交易前不扣押金。
第二，如果觉得全面减税有困难，是否可以先将798作为一个艺术特区的试点，这里设立一个保税区作为探索性的实验，如果可行，再进行下一步的推广。
第三，希望接到我的建议以后，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可以派专人亲自到798(因为这里的画廊比较集中)听取意见，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文化艺术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未来的世界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也是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如果我们的艺术产业发展上不去，其影响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整个国家软实力以及对外形象的发展。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油画院院长 杨飞云
杨飞云：设立建设国家文化艺术核心圈及文旅中心带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艺术场所的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北京作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以长安街为横轴线，众多文化场馆建筑辐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个向东拓展分部的文化热点区域。”杨飞云表示。
“今天首都文化展馆在建设数量、规模水准、展示手段等方面都已达世界领先水平。”杨飞云指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国家文化职能机构与民间社会文化服务机构共同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场馆重复建设、硬件条件与展品等级质量不匹配、品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
他认为，需要依循从中央对首都的战略规划格局与国际一流文化都市的标准，对已有的文化艺术场所进行整合和提升，并适时注入时代观念和社会责任，以加快把首都‘四个中心 ’的目标规划落到实处。
基于此，杨飞云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北京长安街沿线设立‘国家文化艺术核心圈和文旅中心带’，充分利用、依托现有文化艺术场所打造国家顶级文旅名片；并以此契机进一步提升现有文化艺术场馆的品质及美学内涵，加快完善现有文化场所的社会功能。”
杨飞云强调以上建议的实现，将“促进文化艺术的时代作用和国际影响力，最终为我国迈向世界文化艺术强国做出重大贡献。”
保护抢救传统文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潘鲁生
潘鲁生：因地制宜促进乡村文化振兴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深入田间地头看产业发展、走进社区家庭倾听百姓心声，引领人民增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完善“造血”能力，巩固脱贫成果，确保脱贫质量，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在田野调研过程中我们也深刻感受到，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乡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新时代，国家下大力气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前，深入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我们要进一步培根铸魂，切实发挥文化的影响力、带动力和生长力，为乡村振兴创造主体条件，服务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建议如下：
一、培育建设乡村文化“自我供给”系统。
乡村文化建设并非将城市文化移植到乡村，以新代旧、同质化发展。而是在文化转型变迁过程中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守护优秀的乡土文化之根，持续发挥其文化的凝聚力、发掘其文化的创造力，从而实现文明的振兴与复兴。因此，要进一步从乡村文化的基础和特色出发，适应乡村人口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建设乡村文化“自我供给”系统，提高文化建设与服务的适应性，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
建议：
（一）培养发展乡土文化骨干，重视发挥乡土文化骨干的领头作用，给予相应的激励。
（二）在乡村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乡村集体文化活动，如传统节日、庙会、秧歌等有历史基础的文化活动，通过公共文化活动增强凝聚力和认同感。
（三）加强村史村志编写与修订，追本溯源并关注变迁，在书写过程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和乡村凝聚力。
二、完善贫困地区乡村信息服务与反馈机制。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乡村发展存在差异，有关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能“一刀切”，要利用信息化技术及数字乡村建设的成果建立健全乡村文化服务的民意反馈机制，使政策措施建立在基层需求的基础上，发挥人文化成的长远作用。
建议：
（一）建立“文化民意征集信箱”。完善文化服务措施制定与实施的征求意见环节和民意环节，将老百姓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征集关于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和意见，做到因地制宜，避免水土不服。
（二）设立乡村信息文化普及员岗位。针对乡村进入信息社会的发展现实和趋势，加强有关文化服务，包括开展乡村信息技术培训，普及提高农民移动互联终端使用能力；服务助农网站建设，为直播推介特色农产品、线上咨询“秒回”、网络订单火速发货等提供技术支持。
（三）加强乡村文化服务APP建设。采用“互联网+文化供给”，增强文化供给的倍加效应。在微信及乡村专题APP提供适合农村人口需求的文化信息和服务。
三、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文化赋能计划”。
乡村文化建设不是一个割裂的版块，要发挥资源整合、潜力提升的综合作用。针对目前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创新能力不强、难以形成集群、与农业产业链关联性弱等问题，亟待从源头上加强文化赋能。
建议：
（一）加强乡村文化产业策划服务。针对目前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链不长、增值空间不大及存在“同质化”问题，加强有针对性的策划服务，促进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与农业形成嫁接链条，提高全产业链的产品开发意识，促进产业协同发展。
（二）健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行业组织。加强行业组织管理，应对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碎片化、难以形成规模、难以形成集群、难以形成品牌的问题，提高发展效能。（三）健全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文化创新服务机制。目前“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等措施主要集中在乡村治理领域，乡村特色文化产业亟需人才和文化支持，从而增强创新能力、提升经营理念，具体可加强高校、研究机构、文化公益服务组织与乡村的对接支持与服务，实现文化深度开发，使乡村百姓在特色产业发展中受益，改善资本驱动型投资模式中乡村百姓处于产业链低端、发展能力弱的情况。
四、建立乡村“文化小康”评价系统。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避免富了口袋穷了脑袋，改善物质获得感与文化获得感的不均衡的现象，加强文化建设是关键。建立“文化小康”评价系统，有助于将文化纳入政府工作和考核指标体系，成为党和政府把握基层情况及各部门相互协调的重要工作，使文化建设更易于评价和提升。
建议：
（一）建立乡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文化建设的效果如何评价，乡村百姓是主体，要综合考评乡村群众的幸福指数，包括教育投入、文化消费、人际关系和谐以及就业、收入、保障、居住、安全、医疗等方面的心态状况等，制定科学、合理、可评价、可操作的标准，分析把握成为决策的有效参考。
（二）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价体系。建议将分析把握乡村传统文化资源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对接情况、有关乡村治理的规定和办法与乡村文化传统的适配度等纳入评价系统。比如乡村传统工艺等一方面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另一方面有可能因为风俗习惯的有关规定而进一步丧失发展的空间和载体，完善有关评价机制和内容有助于避免可能存在的不一致及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杨晓阳
杨晓阳：美丽乡村要落到实处，就要倡导“一村一品”
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杨晓阳一直关心美丽乡村的建设。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从大城市、中小城市到城乡结合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千城一面’的现象。好在中国的广大农村还保留着大量的传统建筑和古村落，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然而，中央部署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我们却发现乡村各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刀切’的现象。如不重视保留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必会令最后的这些中国建筑文化的元素消失殆尽。”
对此，杨晓阳表示：“美丽乡村要落到实处，就要倡导‘一村一品’。中国的乡村文化是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而形成的。不同人群、不同环境，根据实用和美观这两个要求，来建造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一股风地把所有农村都修成标准化，我认为历史上的文化精华、理想美感就会被破坏掉。”
“民间艺术是民族艺术的根系和土壤，民族艺术是民间艺术的树冠和花朵。每一个村子的审美特色都是民间艺术与文化传统的体现，民间传统艺术是民族艺术的根基与土壤。典型的国家保护文物，像故宫是民族艺术的树冠和花朵；而民族艺术的根基与土壤就存在于一村一镇当中。”杨晓阳指出，“只有一村一镇的艺术受到重视，大众教育才能贯穿其间。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中国民间的建筑艺术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将丧失最后的阵地。”
“我们是农业国家，村镇文化是我们的立足点。留住心、留住传统、留住美感、留住我们中华民族这些独特的本源文化，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所以，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将所有的农村都搞成一个模样，要倡导‘一村一品’，将中国文化的根系留下来。”杨晓阳强调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院长 骆芃芃
骆芃芃：尽快抢救、保护与收藏年迈艺术家的作品和藏品
骆芃芃指出，我国八十五岁以上卓有成绩的艺术家一百多位，他们已步入暮年。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优秀的艺术家，也是新中国成就的建设者和见证人。他们学术精深、艺术杰出、人生卓越，作品和藏品是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
骆芃芃认为，他们热爱祖国，不愿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作品拍卖流失，也不愿留给不解其意的后人继承或变卖，渴望捐献给国家。他们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有一个合理的延续。所以，目前亟待有一个国家权威机制定的政策，对他们的作品和藏品有一个妥善的接纳办法，这件事本身也是对他们一生从艺的一种肯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鲁迅美术学院院长 李象群
李象群：建议保护城市标志性大型经典雕塑
李象群认为，近年来，世界城市雕塑高速发展，作为城市公共艺术的重要构件，城市雕塑成为展现城市历史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把发展城市雕塑作为提升城市文化品味与综合竞争力的重要载体。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内外城市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中国城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艺术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同，中国城市雕塑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被更多的关注和认同，在世界上影响力不断扩大。
李象群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现实主义大型组雕为世界所关注，影响深远，拥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祖国各地在红色文化的引领下诞生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农展馆大型组雕——人民公社万岁》《沈阳中山广场大型群雕——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哈尔滨防洪纪念碑》为代表的一批极具时代性和艺术性的地标性城市雕塑作品，作为重要的城市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有力物证，是城市历史和文明的丰碑，蕴含了城市文化的重要内涵和深厚底蕴。这些城市雕塑文化遗产经过历史的沧桑存留在城市的空间中，与人们的生活相融合，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了城市的标志。李象群说：“受限于年代制作工艺材质所限，作品多采用钢筋混凝土和玻璃钢等材质，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北京农展馆大型组雕——人民公社万岁》《沈阳中山广场大型群雕——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哈尔滨防洪纪念碑》钢筋混凝土结构和玻璃钢材质开裂及钢架已成粉末状，作品面临垮塌风险。”
李象群表示，保护城市文化遗产，让城市雕塑的艺术生命力延续是每个城市和艺术工作者共同的责任和使命。为此，他建议 ：将《沈阳中山广场大型群雕——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哈尔滨防洪纪念碑》用铸铜材料一比一翻制、《北京农展馆大型组雕——人民公社万岁》用石质材料一比一刻制，用永久性的材料恢复作品原貌，让其成为可以永久保存的艺术精品。
面对疫情，发挥艺术的独特作用
潘鲁生：启动“后疫情产品升级计划”，发展生产促进就业
潘鲁生建议，一是发展防疫智能“无人系统”设计，包括公共空间“无人车”等消毒设备、医疗系统智能看护设备、智能语音无触摸交互设备等，以防疫智能技术设计为抓手，提高设计产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二是发展防疫产品“常态设计”，加强疫情防控相关的常态设备设计，比如日常防疫用品废弃物的常态化处置设备、公共场所空气消毒杀菌设备、饮用水的水质监测及医疗污水处置设备等，将以往专业领域的产品设计日常民用领域拓展。
三是发展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产品设计，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鼓励绿色可持续设计，促进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生活产品设计和更新迭代，加强绿色、环保、科技的原创设计，改善生活方式，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就业。
吴洪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
吴洪亮：危难之下需要充分发挥艺术的心理疗愈功能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通过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无法完全摆脱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提到的三大威胁：饥荒、瘟疫和战争。这次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全球性危机就是瘟疫的卷土重来。所幸的是在应对此次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控制了其在国内的蔓延，取得阶段性成果，而且积极帮助国际社会，提供医疗和物资等国际援助，以大国的责任感和人类共同体的意识支持其他国家一起共渡危难。
然而，疫情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危害到人们的生命与身体健康，也会涉及心理健康。苦难的经历或目睹他人的苦难都可能对很多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例如：焦虑、抑郁和愤怒情绪升高，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降低，严重的甚至会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影响也确实随着这次疫情发生以及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比如对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造成的心理创伤；中小学复学后，由于心理问题陆续造成的未成年人极端事件；部分人群因疫情的影响产生焦虑和抑郁症状加重等状况。对此国家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数次在讲话中提及并强调心理干预及疏导的重要性，国务院、国家卫健委相继出台与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社会工作相关的文件。5月13日，国家卫健委、民政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印发《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主要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方案》已经明确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心理治疗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中国心理学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以及其他许多专业机构立刻组织专家、咨询师和志愿者，开通数百条心理咨询热线、策划线上大众心理健康公益讲座、展开面向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心理援助等等工作。
面对基数庞大的受影响人群，可以拓展更多守护大众心理健康的途径，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艺术是辅助心理创伤治疗的有效方式。首先，艺术是很好的情绪抒发手段，尤其是对心理发展还不完善的儿童来说，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无法准确地理解或者表述自己的感受，绘画、摄影、拼贴等直观的图像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孩子们传达想法，也能让咨询师更好地理解和判断他们的状态。心理学家就曾在汶川地震之后用绘画的方式为灾区儿童进行心理治疗。此外，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曾有很多苦难的经历，从而积累下大批具有心理疗愈价值的艺术作品与经验，这些沉淀在民族记忆中的艺术形式能给人们带来文化的归属与慰藉。
其实在抗击疫情之初，美术界就已经积极地投入到相关创作中，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成果，然而某些过于符号化、形象化、场景化的创作，虽起到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辐射范围及产生的效果有限。面对各种危难，艺术恐怕应该起到更重要甚至更直接的作用。因而，我们需要有一套成体系的方式介入，充分发挥艺术的疗愈功能。
对此，本人有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在中小学课程中增加如绘画心理治疗的相关内容，让青少年学会通过艺术的表达方式来抒发、转换情绪，增强青少年的心理韧性；
第二，在大学通识课中开设有关艺术心理学的课程；在艺术院校的创作课程中，增强艺术心理学的比重；加强艺术心理学及相关学科的跨界研究，促进其成果的广泛运用；
第三，对疫情等灾害影响严重地区的公共空间形象进行深度规划，将某些简单的口号化、条幅式的宣传转变为利于传播的艺术方式。鼓励艺术家为公共空间创作具有心理疗愈元素的艺术作品，深度服务更广泛的人群；
第四，结合最新科技成果，开发应用程序、可穿戴设备，链接线上的心理自助评估与干预平台，融入具有积极元素的优秀艺术创作，帮助大众以艺术为导向调整生活状态，建构从个体到群体的心理健康实时守护。
（本文综合自新华网等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