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1日，陈丹青、包林、杜鹏飞、李飒、马萧、董丽慧、尤勇、孙墨青8位艺术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在北京SKP四楼的SKP RENDEZ-VOUS，与在场的观众们分享了对于西方绘画500年的见解。

活动现场

在此前，他们的观点文章已经被收录到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艺术文集《交织的目光：西方绘画500年》之中。这部收录了国内外14位专业人士对于西方绘画新鲜洞见的力作，编纂契机来自于2018年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西方绘画500年”大展——该展所受到的现象级关注和认可，让诸多艺界人士看到了大众对西方绘画发展探究的兴趣与这个命题背后的人文价值。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杜鹏飞发言

在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长杜鹏飞和艺术家马萧为首的众多业内人士的努力下，这部书终于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该书的主编，杜馆长称自己为这部书的“始作俑者”。在座谈会现场，他表示自己的最初的念头并不复杂：“通过这部书，我们希望能够留下关于艺术家、艺术史学者，还有像我一样的普通观众的一些理解和认识，留下一些相对长远永恒的，有意义的东西。”

在书中，艺术家和学者一面对展览的艺术性做出回应，也将目光投射至其折射出的文化观念、社会风俗与思维观念等西方社会发展侧面，呈现出西方绘画在当代中国视野中的样貌，而在现场，内容还要更丰富和热烈些——本次座谈是对文本的一次意义十足的延伸与拓展，不同专业背景领域的三代艺术人，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向观众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的西方艺术500年，以及由此延展开的，关于艺术的方方面面。

从这500年出发，我们能看到什么？

包林在活动现场

包林：“艺术的发展，就像人的成长一样。”

从展览出发，包林提出了两组很有意思的对比概念，一组是欣赏距离之远近，另一组则是中国与西方的发展周期。他认为，当人们在“近看”画作时，主要关注的是绘画语言的表达，笔触的运用以及画作中呈现出的肌理感。这些都是在近距离观摩原作时才能得到的体会，是一代代艺术家学习绘画的途径；而当作品被“远看”时，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艺术作品呈现出的整体面貌，并容易将他者与自身在传统层面上进行比较。

在比较的过程中，他发现中西艺术都历经过一个相对完整的成长周期。包林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西方艺术的“少年期”，当时的艺术风格“阳光、纯真”，当初的艺术家观察人世，对技法进行深入研究，都彰显出朝气蓬勃的青春状态；到了19世纪，西方艺术走入了壮年期，以印象派的出现为起点，此后百年间众多艺术流派层出不穷，与之前的400年产生了极大的差距，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自信。随着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扩张，西方艺术流派及观念价值被传输到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有“好为人师”的倾向。这都是成熟的标志；二战之后，当代艺术思潮开始流行，对旧有观念的解构和颠覆打破了艺术边界，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盛行一时，这在包林看来是一种老年期的“自负”心态。中国的周期自唐前开始，在唐宋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文人画中自然脱俗，高妙潇洒的艺术意蕴，是后人难以超越的里程碑；从元至明再到清，绘画艺术的创新性和艺术性开始削弱，以至于晚清时期的绘画审美带有完全的回顾性质：“集唐代之气韵，宋代之沟壑，元代之笔墨”。

因此，包林并不赞同中西艺术的“夫妻”之说，因为双方在发展历程上是完全错开的。他同样提到中国艺术发展的另一条脉络，即以徐悲鸿、林风眠为代表的北平国立艺专、杭州国立艺专等近现代新式学院派的艺术探索。包林认为中国现当代艺术“依旧处于青春期”，依旧葆有无穷的可能性。

董丽慧在活动现场

董丽慧：“人类以艺术史为表征的文明，经历了由划界到破界，再到跨界的过程。”

董丽慧是在场唯一的女性和艺术史论学者。她提出，“西方艺术五百年，是西方通过全球化殖民扩张实现现代化的五百年。”与之相伴的另一条脉络，便是人文主义的发展。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20世纪后期的解构和反思，实际上是对历史现实的回应。她首先对“划界”和“破界”二者做下定义：所谓“划界”，源头可追溯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期，当时的世界被划分成东西两个阵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地域划分方式也在出现。这其中暗含着不同语言、文化与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归类过程。在边界确定之后，人们开始“破界”，解构主义的思潮遵循着打破一切的原则。在她看来，这是西方艺术500年的一条发展轨迹。

董丽慧还认为，我们可以尝试从固有的关于“划界与破界”的讨论中跳脱出来，以当下的“跨界”视角重审或重塑西方艺术史。她提出“后人文主义”和“有机艺术史”的概念，前者是在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的诞生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以种族、民族、语言为界限而将人类作为统一整体的观念；后者则将世界艺术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地域的文明文化所催生出的艺术，正如一个生命体中的不同组织和器官。对于包林老师以完全互相独立的个体化形象描绘的东西方艺术形象，董丽慧提出别样看法：“我想象中的东西方艺术是一个人，他的内部的体液在流动在交换。”换言之，“西方艺术的500年，是交流的历史。”

关于先锋性

李飒在活动现场

“当莫奈眼睛看不见的时候，莫奈还是莫奈吗？”李飒抛出这样一个问题。他既是学者，又是画家，开始便为众人分享了一段颇富深意的经历：在美国期间，他曾在美术馆里看见过一幅莫奈的画，画中的绿色植物根茎处涂抹着大量的红色和紫色，在他看来十分不符合常理。后来他了解到，莫奈晚年曾患有白内障，双眼几乎失明，无法分辨红蓝紫等颜色。这一时期其作品风格与此前的优美朦胧大相径庭，“有一股血腥强烈的味道”。当莫奈在83岁接受白内障手术恢复视力后，他对这些作品十分不满，甚至不惜亲手毁掉其中大部分。

在李飒的观点中，莫奈一直都是莫奈。他将艺术家的“潜意识”这一概念抛出，认为作品之间存在逻辑性，而后印象主义和印象主义之间的联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先锋艺术家风格上的实践，甚至会超出他自己的理解。”马萧认为，“这是一种短暂的抽离”，是艺术创作独立于整体艺术史的正常现象。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来说，“先锋性”在当代艺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对于固有体制规律的反叛，对观念性和哲学性的强调构成了其重要特质，将其与以往的艺术形态大大区别开来。

然而他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西方当代艺术走到了晚期”。2011年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后现代主义：风格与颠覆1970-1990”让他记忆犹新。他援引了展览导言中的一句话，“后现代主义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它丧失了活力，成为了金融资本的工具。”对于后现代主义，他则认为其具有“指鹿为马”的意味——奠定这一艺术形态的游戏性、无规则性等特质，让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字游戏”。在这一逻辑下，当代艺术便难以产生新的创造力。对此观点，董丽慧加以赞同，她提到“后当代主义艺术”（“Post-contemporary Arts”）一词在2011年便已诞生，表明西方已然意识到艺术的发展态势与走向。

关于艺术家和学者

尤勇在活动现场

讨论艺术家和学者两者的身份立场，是本次座谈会的另一重要主题。董丽慧坦言自己在书写有关艺术的文字时会更趋理性，“害怕激动的情绪会变成破坏性的力量”，青年艺术家尤勇就没有这样想。“画家的知识和学者的知识是不一样的”，尤勇说。

尤勇认为，学者的知识“并非为服务创作，而只作用于知识本身”，而画家的知识就要更复杂些：第一层是最为表面的感官理解，第二层是建立在对形体、光色、材料理解上的的技法掌握，第三层是特定表现方式背后所注入的个人思考，最后一层则是建立在宏观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之上的一种无形推动力量。他认为“学者处理的是最底层的东西”，而画家在受到底层背景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更倾向于个人感受的表达——换句话说，学者不能那么有个性，而艺术家往往会传达出符号性的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很难用语言描述。董丽慧则强调艺术家和艺术学家之间的“可沟通性”，认为“思维上的认知和训练，能更好地帮助人们认知绘画的本体”——在理论与创作的二元逻辑之间，她似乎更想要寻求某种“中间态”。

关于美育

美育的问题被自然而然地提起。孙墨青认为，在他成长过程中，艺术带给他的恩惠是无法言说的，绘画给予了他充足的养分，也塑造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但当下实用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应试教育中，非功利性的美育发展一直面临困境。

孙墨青在活动现场

杜鹏飞提到了清华大学在美育方面做出的努力，从《平凡的世界》、《瓦尔登湖》到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近两年来的新生赠书书目，体现出学院对于人文关怀和艺术熏陶的逐步重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公众对于这座理工科见长的顶尖学府的印象。创办4年来，博物馆共举办64场展览，94场报告和十余场学术沙龙和公共教育的活动，累计参与人次数百万——对于这四年间获得的成就，杜鹏飞颇为自豪。

马萧在活动现场

马萧聊到了《局部》。这是一档由陈丹青主持的文化类网络节目，它面向大众，是通俗且生动的艺术知识普及。跟随着丹青老师的双眼，观众们得以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体察艺术瞬息万变之美。目前《局部》已经播放到第三季，收获了近1.5亿次的播放量。丹青老师颇为谦虚，“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艺术家们为大众美育做出的努力，可见一斑。

关于收藏

陈丹青在活动现场

陈丹青不能理解，为什么目前国内依旧没有一家博物馆收藏有十张以上19世纪以上的西洋绘画原作——“西方绘画500年”展里的展品，一件不落，全是从邻国日本带来的。陈丹青回忆起曾经和孙元的交集——他的祖父孙佩苍是民国时期的军阀，拥有着迄今为止民国时期以来中国大陆最大的西洋绘画收藏。“但就连他也不知道，他的祖父在民国时期所做的这些事情有多重要”，陈丹青不无遗憾地说道。蔡元培先生在留学德国时曾收藏过将近二十张立体派版画和原作，在带回国内后也神秘消失。这是“一个无头案”，陈丹青形容道。

活动现场

对这个问题，马萧认为，历史存在机缘，在收藏的窗口期错失后，在可见的十年里中国很难再汇集一批西洋美术史上的藏品。杜鹏飞表示质疑。他认为“收藏是发生在当代，不断积累然后形成历史的过程，窗口期一直都在”。虽然当下国内的确很难构建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当代波普艺术的一套系统收藏，但是民间的个人收藏行为与历史的局部收藏都在持续进行。比如2017年开放于杭州的欧洲艺术馆中汇集了百余件来自欧洲18-19世纪的精美藏品，同在这座城市的光达美术馆则拥有一定数量的西方现当代艺术作品。杜鹏飞提到收藏的“时代性”。在西方的老一代藏家过世之后，藏品会再度释出流入市场，作品的流通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最大可能。国内收藏观念的改变与新兴藏家的出现，都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这样积累下去，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出现系统性的关于西方艺术史的收藏系列。”

短短的2个小时内，艺术家与学者观点相互碰撞，迸射出格外精彩的火花。观照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这样的讨论远远没有终结，且需要持续下去。（文/程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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