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步云“云水襟怀展”展厅入口 2020年
文/颜榴
对一位生活于二十世纪百年之内的中国艺术家而言，时代加之于他人生际遇的复杂度是可以想见的，对一位曾经留学日本、回国抗战、辗转重庆，后定居北京的画家而言，各种艺术脉络的交集也是足够丰富的，此外再加上除了艺术才华以外的社交实干能力，并且反而由于这种能干招致命运的转戾，从此远离了中国美术界主流而被淡忘，宋步云先生最初给我的印象带有某种悲情色彩。但是当11月25日，我步入CAFA美术馆展厅时，看到迎面而来的宋先生自画像，以及上下两层的数百件作品，这种悲情消失了。我不由穿越到画家笔下的时空——那些上世纪40年代来自重庆显得斑驳的画布，那个稚气未脱的女英雄刘胡兰，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城楼的欢愉，新中国成立后民生的快乐，长白山的雪松，直到80年代那些硕大丰盈的桃子宣告的“善者多寿”……你很难想象这些画出自一位曾经穷愁困厄的画家，也不得不感佩一位艺术家人格的强大。
《欢庆解放》布面油彩 81×100cm 1949年
《英勇就义》1959年
宋步云生于1910年，比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大家徐悲鸿和林风眠晚了十多年，也深受两位大家影响。他21岁时是济南爱美高中艺术师范科的学生，赶上“九一八”，请愿抗日后从山东出走，到北平考入京华艺专，两年后转学到国立杭州艺专西画系，师从林风眠。1935年，宋步云在东京日本大学美术科跟随中村研一学习油画。1942年，宋步云在重庆认识了徐悲鸿，引以为艺术导师。徐悲鸿造访宋步云的“寒窑”，看到他将废碉堡改造的居室功能齐全又舒适，属于艺术界难得的管理人才，于是在1946年把接管并筹建国立北平艺专的大事委托给他，宋步云凭着出众的才干以及不怕死的精神，从国民党守军那里接管了校舍，还为艺专加盖礼堂，为教师购房安家，奠定了后来中央美术学院的物质基础。然而这样的一位元老级功臣却在1949年不得不黯然离开他亲手搭建的乐园。
《白皮松（团城）》布面油彩 61.5×52.5cm 1947年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1950年，宋步云四十岁，作为孔子同乡的后人，“不惑”是他后半辈人生的底色。此时作为文化部科普局的一名美术编辑，宋步云主要绘制农业、医学的科普挂图、插图与卫生教育宣传画，除了一如既往地干好本职，还有一颗艺术家的心脏在跳动。不在美术圈核心、少有参与主题性创作的机会，他就背起画板外出写生。儿女们回忆：“爸爸经常是天不亮就出门了，等我们醒来，他已经提着好些画乐呵呵地回来了。”
《北京西四牌楼》纸本水彩 31×41.3cm 1946年
写生，是画家宋步云毕生的坚持。留日时期，他曾想画遍日本所有海岛；重庆八年，他足迹遍至北碚、内江、峨眉山、江津等地，办了六次水彩画展，每次展出作品都在百件以上。自1946年后定居北平，古都北京的建筑等人文景观又成为他心仪的描绘对象。
《中山公园》油画 46×56cm 1947年
写生，对于宋步云的意义非同一般。除了寒来暑往的勤奋劳作，隐藏在艺术家内心的始终有一个写实油画的中西融合问题。这个问题的种子也许是从他23岁时初见林风眠在国立杭州艺专埋下的，到26岁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流亡图》时已经生根，这幅画得到了导师中村研一的夸奖。中村属于日本学院派印象主义画家中注重写实画风者，但他的中国学生多有不认可写实主义的，比宋步云早两年留学的梁锡鸿、赵兽等都沉迷于超现实主义。
宋步云在日本作《流亡图》1936年
宋步云同样早早看到了在东京展出的西方从古典到现代各流派的画作，但他认准写实的重要性，苦练三年基本功，回国后会晤徐悲鸿，如拨云见日。徐悲鸿对他说，重庆多雾，适于作水彩画；徐悲鸿又说，北平城多古建，宜于描绘。宋步云就这样以留日归国的西画家身份融入了徐悲鸿的写实主义绘画体系。
竹楼，布面油画，45×37.5cm，1941年
重庆磐溪，布面油画，38×45.5 cm，1944年
那么以何种手段表现祖国河山？从现存《流亡图》黑白照片看，宋步云在日时曾仿效中村研一用线造型，但回国之后却改为用面造型，这种转变如何发生？因目前缺乏宋在日时期的作品，待考。若参照坊间流传的中村四十年代作为日军随军画家来华的水彩写生明信片，宋步云的水彩画显然比导师更长于对光线和色彩的把握。以笔者搜集的有限的中村风景画作图片来看，宋步云更是已经超越了导师。
中村研一在华水彩写生明信片 20世纪40年代
《嘉陵江风光》纸本水彩 38X53cm 1942年
《重庆雨中都邮街》纸本水彩 38X53cm 1942年 中国美术馆藏
宋步云最重要的油画和水彩画作品，创作于从重庆到北京期间。1943年，徐悲鸿的高徒、曾留学比利时的吴作人赞扬他的水彩画“真诚”、“地方色彩的表现极为充分”。如果与同时期吕斯百与秦宣夫的重庆风景画作比较，这两位留法画家都偏向于法国学院派的稳重和静态，宋步云的画面则表现出明显的动势和激情，是抗战大后方山城的一幅幅鲜活的画卷。水彩画《嘉陵江风光》《重庆雨中都邮街》（1942）、《嘉陵江暮归》（1944）展现了江水的朝明暮晦和云雾的气势，油画《竹楼》（1941）、《重庆磐溪》（1944）让人看到战争年代也有的安宁与温馨时刻。《两江相会在山城》（1940）、《山城一角》、《嘉陵江畔》（1943）、《嘉陵摆渡》（1944）等，画布龟裂，可窥见当时油画材料的缺乏，若假以时日将画作修复，可以领略更多的意味。
《两江相会在山城》宋步云 布面油彩 50×72.5cm 20世纪40年代
《嘉陵江之春》吕斯百 1942年
《重庆梯田》秦宣夫 1941
1946年冬，身兼北平艺专庶务主任和总务主任要职的宋步云，同时画了《故都瑞雪》，画面带着一种瑞雪兆丰年的期盼。翌年画的《白皮松》被徐悲鸿视为“杰作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北京城解放前夕，宋步云已明确自己找到了最佳的写生对象，这便是其后四十余年陆续完成的北京城市风景系列（含油画、水彩画）。无论是保存完好的午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天坛、颐和园、香山以及古观象台、琉璃塔、碧云寺、五塔寺等古建筑群，还是面貌大改的中山公园、工人体育场、建国门内大街、崇文门、东直门、德胜门、八一湖、卢沟桥，都显出京城特有的风韵，尤其是那些今天已经消失的西四牌楼、旧北海大桥、昆明湖游泳池、什刹海游泳场等地，更激发了今人对故都的想象与好奇。
《盛夏》油画 46.4x56.3cm 1953年
《五塔寺》 46.4x56.3cm 1957年
白皮松姿态高雅，宋步云的写生赋予了这种植物在皇家园林中既沧桑又灵动的美感，他开创的这一题材也给同时期和稍后的孙宗慰与吴冠中带来灵感，比较他们三人的油画白皮松和水彩画白皮松，几乎可以借此畅想一座皇城的历史兴衰。
《故宫白皮松》宋步云布面油画，45.5×37.5cm，20世纪40年代
《北海团城上的白皮松》孙宗慰 纸本水彩，36.8×32.3cm 1948年
《北京团城》吴冠中 纸板油画 34×26cm 1963年
宋步云为北京的四季画像，尤钟情画雪景，这种热情并没有因为人生的失意而减弱。北京的冬天，在雪地里站一小会儿就会感到寒冷顺着脚底侵入体内，宋步云却黎明即起，捕捉朝阳洒在雪地上的影子，从三九严寒的厚雪到春天时节的薄雪，雪地的阴影每每泛着暖色的光。艾中信在北平艺专时期的佳作《紫禁城残雪》（1947）令人对故宫产生敬畏，宋步云的雪景却总能驱走寒意，引人踏入自然的怀抱。
《岁寒三九雪》宋步云 布面油画 60×72cm 1948年
《紫禁城残雪》艾中信 木板油彩 1947年
宋步云的写生属于“有我之境”。他画过的那些地方，不管是否为名胜地，总给人以强烈的亲切感，老者如故地重游，年轻人觉得似乎很久以前来过这里，甚至会因此遥想父辈的时代。如果与五六十年代李瑞年、宗其香的北京写生相比，宋氏画中的人物更多一些，这些人物虽没有清晰的面容，但画家对生活细节的在意、对人情的观察，使得星星点点的集合汇聚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宋步云未能加入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全情投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大潮，却独辟写生的蹊径，他描绘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北京人文风情，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后民心拥护新政权的热度，照见他青年时艺术救国的理想。
上：《十三陵工地》（1958），下：《北海船坞》（1960）、《颐和园施工》（1950）2020年展厅
作于天命之年的油画《俯瞰故宫》（1960）除了娴熟的笔法和色彩技巧，更是凝结了画家豁达的人生态度，从而显得格外开阔动人，堪称中国油画彰显京城文脉的典范。
《俯瞰故宫》布面油彩 49.8×100.5cm 1960年 中国美术馆藏
回到画家1946年所作的《自画像》，这位叼着烟斗的艺术家风度翩翩，简练的色块准确有力，脸部的色彩转折自然，显现出画家在日本所受印象派早期的益处和营养。
1946年《自画像》布面油彩 64.5X53cm
这幅画里有20世纪中叶一位中国留日油画家自信的面容（那时尚未知三年后将至的挫折），它联结着行侠仗义的少年与忧国忧民的青年时代，预告了持续深耕绘画的中年发力时期。那里有一种抱负和定力，当艺术家放下个人荣辱投入到所倾心描绘的对象时，便也获得了对自身价值的体认，最终宋步云收获了晚年的“桃圣”美名。
《万寿图》国画 1987年 2020年展厅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中国国家话剧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