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街头摄影并不遥远，只要拿出手机，人人都可以创作一副自己的街头摄影作品。但时光倒流一百年，街头摄影还处于萌芽状态。德国摄影大师弗雷德•施泰因（Fred Stein，1909-1967）便是35毫米摄影的先驱，虽然他最为世人熟悉的作品是爱因斯坦的肖像，但除了是肖像摄影师，他同时也是一位街头摄影大师。在弗雷德•施泰因开创性的手持摄影风格的记录下，1930年代-1940年代的巴黎和纽约街头之景留存至今，大时代在影像中风起云涌。
弗雷德•施泰因（Fred Stein）档案馆官网首页
弗雷德•施泰因的作品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33年，身为犹太人的施泰因从德国逃亡至法国巴黎，为谋生开始学习摄影；1941年，施泰因再次逃亡，举家前往美国纽约，继续从事摄影工作。纵观一生，实力远超名气的施泰因绝不是“没有故事的男同学”，成长于德国黄金二十年代的青年一头坠入战争阴霾下的至暗时刻，历经磨难的他因流亡接触了摄影，而正是通过摄影，他最终完成了一份大时代背景下的“流亡者报告”。
基于这样难以复制的个人经历及历史背景，在2021年的这个春天，弗雷德•施泰因特别回顾展《流亡者报告》（Report from Exile – Photographs by Fred Stein）正于德国柏林展出。
《流亡者报告》摄影展现场，外场海报
特展汇集了施泰因在1930年代-1960年代之间拍摄的肖像和城市纪实作品，百余幅摄影作品连同私人文件、出版物等相关物品一同展出。这是首次在政治和历史的背景下，同时集结施泰因“街头+肖像”摄影作品所进行的展览。
【一】
“德累斯顿流放了我，于是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
1909年，弗雷德•施泰因在德国名城德累斯顿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位拉比。十几岁时，施泰因便对政治深感兴趣，并成为早期的反纳粹主义者。成年后求学法律期间，他先后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成立于1863年，是德国历史最悠久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左政党）、以及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
1933年纳粹掌权后，身为犹太人的施泰因无法在纳粹德国继续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犹太人+社会主义者”的双重身份更使他面临党卫军的审查。同年10月，施泰因以蜜月旅行为由，与新婚妻子莉洛（Lilo Stein）逃亡至巴黎，走上了流亡者之路。作为德国流亡者，在法国的施泰因无法重拾法律这个老本行，选择一份新职业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流亡者报告》摄影展现场，展览入口
现存最早的照片由法国人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èpce）在1826年拍摄，但真正意义上的街头摄影作品则是在1920年代末期才逐渐增多，某种程度上，这与徕卡（Leica）相机的市场成功有关。作为世界上最早的35毫米相机，徕卡相机问世于1925年，小巧的机身、方便的操作使得摄影师终于可以在城市街头捕捉瞬间。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施泰因的新婚礼物中便有一台徕卡35毫米相机。因为这台相机，他决定以摄影作为谋生工具。1934年，施泰因摄影工作室正式开张，他成为一名商业肖像摄影师，同时还为各类型媒体、出版社提供摄影作品，供稿对象包括法国本地的报纸杂志、犹太人团体、德国流亡者组织等等。
1937年发表施泰因摄影作品的法国媒体
与同时代、专习艺术出身的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尔-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不同，迫于生计、半路出家的施泰因可以说是没什么基础的摄影门外汉。就像他说的：“德累斯顿流放了我，于是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Dresden exiled me，so I became a photographer）”。
施泰因妻子拍摄的在巴黎的施泰因及他的徕卡相机
然而一年后，这个25岁的先锋摄影师已能和曼•雷（Man Ray）、布拉塞（Brassaï）、安德烈•柯特兹 (André Kertész)等一众高手共同参加展览。套用现在流行网文的说法，施泰因拿的是个美强惨的男频剧本，摄影小天才开始搞事业了。
【二】
施泰因×街头：影像狩猎者
施泰因说，是徕卡教会了他照相。有趣的是，徕卡相机的发明者最初是为风光摄影设计的这台相机，因为德国人热爱徒步登山，灵活小巧的相机更便于携带。施泰因显然看到了风光摄影之外的更多可能性，他带着相机走进城市，并遇到了他的另一位“摄影老师”——街头。
《流亡者报告》展览现场，巴黎群像
移动，迅速，施泰因打开了手持摄影的大门：“‘那个瞬间’便是你的全部。就像寻找目标的猎人一样，你总能从人群中一眼找到它。”正如一位影像狩猎者，施泰因开始在巴黎街头捕捉日常中的“那个瞬间”，在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施泰因街头社会学的叙事手法极具戏剧张力，这比精巧的构图更能引起观者的共鸣。
在艺术面前，天赋是玄学。施泰因的天赋如何？看看他的“巴黎之夜”吧。这幅施泰因职业生涯中最具标志性的摄影代表作，是在他最初拿起相机的1934年拍摄的。
巴黎之夜（ParisEvening），巴黎，1934年
拥抱（Embrace），巴黎，1934
摆（Swing），巴黎，1934
水饮（WaterFountain），巴黎，1934
施泰因的街头作品从最开始便兼具艺术性与纪实性，穿街走巷的他将镜头对准怀孕的卖花女、犹太街区的孩子、流浪汉，对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被写进历史书的大事件。柔情的，温暖的，伤感的，幽默的，不安的，隐喻的……每幅作品都在用自己的语调讲述着大时代的故事。
阵线（Popular Front），巴黎，1935
1935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巴黎巴士底广场举行“和平和自由大会”，通过了《人民阵线誓词》，决定建立“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巴黎约50万人、全法国约200万人集会庆祝法国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成立。
喷泉（Fountain），巴黎，1935
洞（Hole in Fence），巴黎，1936
犹太街区（Jewish Quarter），安特卫普，1937
1939年，德国、斯洛伐克与苏联军队于9月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法对德宣战后，在法国寻求庇护的德国难民不再受欢迎。施泰因再度成为“流亡者”，他将妻子和1岁多的女儿送往法国的自由区，自己则被迫进入外国人劳工营进行强制工作。历尽艰险逃脱后，施泰因与同样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妻女汇合，并最终拿到了数十万难民都在渴求的难民签证。
1941年，在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的帮助下，施泰因登上了当时最后一批从法国开往美国的远洋客轮。他的随身行李里有他的徕卡相机和一部分从巴黎抢救回来的底片，但许多被认为内容涉险的照片不宜随身携带，它们被发往荷兰的档案馆进行保管。该档案馆在战时遭到轰炸，世人再也无法见到施泰因二次流亡路途上的记录。
《流亡者报告》展览现场
上图：1940年，施泰因在强制工作的劳工营中的登记表
下图：1941年，施泰因前往美国时的“临时护照”
1941年6月13日，施泰因的女儿在抵达纽约时于船上留影
抵达纽约的施泰因又一次需要重头再来，虽然穷困，但他终于摆脱了被法西斯主义支配的恐惧。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自由呼吸的施泰因重新用相机养家糊口，并放纵般地释放着自己过去数年被残酷现实剥夺走的创作激情。
1941：施泰因在1941年7月10日取得美国图片联盟会员卡（左）；除了一直在用的徕卡，施泰因在纽约又拥有了一台禄来相机（右）
1946：施泰因的妻子及一儿一女
1952：施泰因加入美国国籍的入籍证书
施泰因带着“观察”这个天赋贪婪地徘徊在街头，从战时到战后，他痴迷地记录着从第五大道到哈林区的纽约生活，重新成为捕捉“那个瞬间”的街头影像狩猎者。他的摄影语言依旧是熟悉的配方，但技艺更加纯熟，这位影像狩猎者升级为纽约2.0版本，在“街头BGM”里，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杀四方。
长椅（Bench），纽约，1941
中途岛之胜（Victory at Midway）,纽约，1942。1942年6月，美日爆发的中途岛海战是二战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警车（Police Car）,纽约，1942
意大利投降（Italy Surrenders），纽约，1943
出口（42 St Subway Exit），纽约，1945
Parade，纽约，1946
哈林区少年（children in H），纽约，1947
周日（Sunday），纽约，1948
（Man on Bumper），纽约，1949
【三】
施泰因×肖像：流亡者的“朋友圈”
1950年后，受健康影响，施泰因不能再整日穿梭街头，他开始专注于为文学、戏剧、艺术、音乐、科学和政治等领域的杰出人物拍摄肖像，其中有不少人是和他一样的流亡者。如今审阅这些肖像作品，仿佛在看一本20世纪杰出人物的影集。
《流亡者报告》展览现场 © DHM/David von Becker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纽约，1944。美籍犹太裔政治学家，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1933年从德国流亡。
托马斯•曼（Thomas Mann），纽约，1943。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从德国流亡。
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纽约，1962。德国画家、雕塑家，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军人物。1925年在巴黎成立工作室，1941年流亡美国。
弗朗索瓦兹•萨冈（Francoise Sagan），纽约，1955。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包括《你好，忧愁》、《某种微笑》、《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其实从巴黎时期开始，肖像摄影便成为施泰因最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用他的话讲，自从成为一名流亡者，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为了“面包与黄油”（bread-and-butter），但脑海中始终伴有芬芳。这些对于芬芳的向往，换来了“偶有所得的成就”——在商业行为以外的肖像作品，如同这位流亡者私人的“朋友圈”，档案般地从另一个视角描绘了大时代的跌宕。
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巴黎，1936
当时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及艺术圈的流亡者大多抱团取暖，施泰因的公寓里也收留过不少和他一样的德国流亡者。其中便有被认为是第一位女性战地记者的德国摄影师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以及她更为有名的伴侣——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借住在施泰因的公寓期间，他们共用同一个暗房。卡帕与格尔达的著名合影，也是出自施泰因之手。
Gerda Taro and Robert Capa，巴黎，1936
日后联邦德国（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也曾在施泰因的巴黎公寓里借住，1983年，勃兰特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与施泰因初相识时，我们都是来自德国的流亡者，我们都在通过各自的力量与纳粹政权做着斗争。在那个时代，他是非常前卫的杰出摄影师，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真理的关注激发着他的灵感。他是一位真正的梦想家，他所拍摄的人物以及选择的题材便是明证。”
Willy Brandt，巴黎，1937/1938
巴黎一别后，施泰因与勃兰特再相见已是1957年。当时的勃兰特恢复德国国籍刚被选为西柏林市长，出访美国的他与施泰因在纽约相聚。施泰因为老友留下了另一幅富有表现力的“心理肖像”：“摄影师应该对拍摄者的姿势、手势和表情保持警觉，并在最能表达心理个性的关键时刻摁下快门。”
Willy Brandt，纽约，1957
在施泰因看来，肖像的目的是通过摄影的媒介在照片中创造一个“活”的人，这个人应该与现实中的一样，不光有外表，更要有内心。作为一个出色的肖像摄影师，施泰因总能让拍摄对象打开心扉，真诚就是他的诀窍。他在摄影生涯中总共创作了1200余幅肖像，很多受访者成为了施泰因的朋友，并邀请他继续为自己拍摄更多的肖像作品。真诚，让施泰因的肖像作品呈现出“对话”的痕迹；真诚，也让他为世界留下了这张爱因斯坦的著名肖像。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46
在1946年施泰因为爱因斯坦拍摄肖像的这次会面中，原定为十分钟的采访，最终变成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也许同样是德国流亡者的身份让他们更有共鸣，二人均在1933年离开家园，直到1955年离世，爱因斯坦再未踏上欧洲一步。2005年，德国政府选择施泰因为爱因斯坦拍摄的肖像制作了纪念邮票。
©wikipedia
【四】
流亡者报告：时间海上的漂流瓶
与爱因斯坦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不同，1958年，已加入美籍的施泰因终于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去国离乡，转眼已是25年。
回到德国后，施泰因开始与联邦德国最大的通讯社德新社（DPA）合作。1961年，《德意志肖像》在德出版。1962年，施泰因开始制作汇编集《那不是我们的德国》（That was not our Germany），这本“留给后人”的文集包含200多篇德语作家的文章，涉及迁徙与流亡的群体、种族主义及对第三帝国的反思，但出版困难重重，直至施泰因离世也未能完成。
Fred Stein，柏林，1958 © Estate of Fred Stein
1967年，58岁的施泰因在纽约去世，他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底片、照片和大量信件。他的妻子莉洛（Lilo Stein）接手施泰因的作品，并继续与德新社（DPA）合作管理图片版权。1977年至1979年间，莉洛向德意志国家图书馆的法兰克福分馆提供了百余幅流亡者肖像作品以作收藏。1997年莉洛去世后，施泰因的儿子彼得（Peter Stein）坚持不懈地努力，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这位杰出摄影师的作品。
施泰因的摄影作品是摄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20世纪历史的重要文件。如今，他的诸多作品被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美国国家肖像画廊（华盛顿）、巴黎历史博物馆、纽约犹太博物馆、柏林犹太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或机构收藏。2010年以来，纽约、巴黎、柏林、德累斯顿等多地的博物馆陆续举办了施泰因摄影展。
阅读施泰因的作品，就像在时间海上的拾起一个个漂流瓶，如果你也有幸与它相遇，便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这是影像的意义，也是艺术的力量。
（作者：李莞潸，本文配图除特别标注外，展览现场部分由李莞潸拍摄；摄影作品源自Fred Stein档案馆官方网站，版权归属©Fred Stein Arch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