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gue》美国版，上图：1922年8月15日刊；下图：1936年12月1日刊

撰文_李莞潸

【1930s】割裂的静好

“黄金二十年代”已成过眼烟云，1930年代始自经济大萧条，终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康泰纳仕集团承接了经济衰退的苦果，不过杂志的质量并未下降。《Vogue》仍是品味和风尚的缩影，《名利场》则继续关注当下社会的文化和公众议题。大萧条之下，康泰纳仕的视觉风格却反其道“逆行”：对奢华、风雅、现代性的向往比上一个十年更为清晰明确。

有声电影的迅速扩张终结了默片时代，好莱坞一举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商业中心，更多的大明星涌现。黄柳霜是首位美籍华人好莱坞影星，作为第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亚裔美籍女演员，她也是首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星的华人女星。

《黄柳霜》（Anna May Wong，1905-1961），摄 /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1879-1973），1930

德国女星玛琳·黛德丽在1930年凭借电影《蓝天使》一炮而红，签约派拉蒙电影公司后进军好莱坞。英国摄影师塞西尔·比顿定格了玛琳·黛德丽的风华绝代，以时尚摄影和肖像摄影闻名的比顿当时正为《Vogue》《名利场》担任专职摄影。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摄 /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1904-1980），1932

返回英国后的塞西尔·比顿是拍摄英国王室成员的御用摄影师之一，二战期间还成为出色的战地摄影师，他同时也是一名画家和舞台&服装设计师，曾拿过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和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塞西尔·比顿为美国诗人、小说家、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查尔斯·福特拍摄的这张作品很能看出他的艺术功力，查尔斯·亨利·福特的装扮出自另一位超现实主义大师萨尔瓦多·达利之手。

《查尔斯·亨利·福特》（Charles Henri Ford，1908-2002），摄 /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1904-1980），1937

超现实主义在1930年代是欧美文艺界的新流量，在康泰纳仕的摄影师天团中，这种风格玩得最溜的当属安德烈·柯特兹和霍斯特P.霍斯特。其中，匈牙利犹太裔摄影师柯特兹非传统的摄影角度和风格在所处时代并未获得应有的认可，虽然如今他被视为20世纪摄影开创性人物之一以及“新闻摄影之父”。1927年，他是这个行业中第一位举办个人展览的摄影师。柯特兹90岁时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为何仍在拍照时，柯特兹回答说：“I'm still hungry.”

左图：霍斯特P.霍斯特（Horst P.Horst，1906-1999），巴黎，1931；右图：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ész，1894-1985），1932

德裔美籍摄影师霍斯特P.霍斯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时尚摄影师之一，起到的差不多算是打地基的作用，其作品时常流露出对超现实主义的兴趣以及对古希腊古典理想之美的致敬。

霍斯特P.霍斯特自拍像（Horst P.Horst，1906-1999），1933

1930年，霍斯特P.霍斯特前往巴黎跟随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学习，与《Vogue》当家摄影师乔治·霍伊宁根-休内相识并相恋，就此入了行。随后，霍斯特P.霍斯特穿梭于巴黎、纽约、伦敦之间为《Vogue》拍摄，并深深影响了这一时期杂志整体的摄影风格。乔治·霍伊宁根-休内也是擅长利用视觉错觉的高手，不过在1935年搬到纽约后，霍伊宁根-休内与康泰纳仕集团产生分歧，后来只为康泰纳仕的对家赫斯特集团旗下的《时尚芭莎》等刊物掌镜了。出现在乔治·霍伊宁根-休内在下图镜头中的是混血名模托托·库普曼， 1933年，她成为《Vogue》史上第一位封面女郎。

《Vogue》专题《As Seen by Him》之剪影拼贴画：约翰·麦克穆林（John McMullen，美国时尚记者、编辑）与托托·库普曼（Toto Koopman，1908-1991，荷兰-爪哇模特），摄 /乔治·霍伊宁根-休内（George Hoyningen-Huene，1900-1968），1933

“超现实”当然不及“现实”在摄影中所涉及的比例，不过自摄影普及以来，影像记录现实，影像也在“制造”现实。摄影进一步模糊了现实与造景舞台之间本就难以区分的界限，为时尚、艺术和娱乐的表现创造出全新的可能性。

影棚内的海滩造景，摄 /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1879-1973），1930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全新变化，随着丘吉尔和斯大林出现在《名利场》的页面上，政治人物和议题也开始进入顶着“时尚”头衔的光鲜亮丽的世界。

左图：《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英国首相），摄 /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1879-1973），1932；右图：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庆典上的斯大林，摄 / Sovfoto图片社（成立于 1932年，美国唯一一家获得苏联政府官方授权发布苏联新闻摄影作品的机构），1934

不过随着国际形势日益严峻，艺术家们开始受到冲击。汉斯·罗伯森所拍摄的德国拳王马克斯·施梅林更具“政治”代表性，施梅林和美国拳王乔·路易斯的两次交手因政治因素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事件。1936年，马克斯·施梅林在纽约战胜了当时所向披靡的乔·路易斯，不仅在祖国被视为英雄，更被纳粹大做宣传用来证明“人种优越性”。两年后的1938年，同样是在纽约、同样是面对乔·路易斯，有机会第二次夺得世界冠军称号的马克斯·施梅林输掉了比赛。将近四十年后，施梅林回首那场失利时说：“我几乎很高兴自己输掉了那场战斗，如果我带着胜利回到德国，纳粹会给我颁发奖章，战后我可能因此会被视为战犯——但我与纳粹并没有半毛钱关系。”

左图：《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1905-2005），摄 /汉斯·罗伯森（Hans Robertson，1883-1950，德国摄影师、摄影记者），1930；右图：《乔·路易斯》（Joe Louis，1914-1981），摄 /卢莎·尼尔森（Lusha Nelson，1900-1938），1935

为乔·路易斯拍摄肖像的是从拉脱维亚闯荡美利坚的摄影师卢沙·尼尔森，作为爱德华·斯泰肯的得意门生，才华横溢的卢沙是1930年代炙手可热的现代主义摄影师，可惜职业生涯仅开始六年便因病英年早逝，因而长期处于被人“遗忘”的状态。

为《Vogue》和《名利场》工作的卢沙拍摄过很多好莱坞和精英运动员，除了拳王乔·路易斯，他为美国非裔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也留下了一张著名肖像。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这位“现代奥林匹克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从未获得过总统给予的任何荣誉。除了田径场，杰西·欧文斯一生都在为民权运动而奔跑。

《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摄 /卢沙·尼尔森（Lusha Nelson，1900-1938），1935

对于康泰纳仕这样的出版集团而言，在连文娱体育都与政治扯上紧密关系的形势下，想要继续粉饰太平的日常话题似乎愈发困难。而那些呈现于杂志中的优雅生活又不像是遥不可及的梦，它们仿佛仍存在于你身边，如同一座视觉堡垒，时尚杂志中的照片为人们遮挡住了去直面残酷世界真相的视线。

左图：鱼眼镜头中的纽约帝国大厦，摄 /拉尔夫·史坦纳（Ralph Steiner，1899-1986，美国第一代前卫电影制作人及摄影师），1935；右图：天台上的网球手与曼哈顿天际线，摄 /玛格丽特·布尔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1904-1971），1931

不少先前从事时尚、肖像摄影的摄影师却开始主动寻求改变，同前文提到的李·米勒、塞西尔·比顿一样，他们选择于战争期间成为战地记者。拍摄上图曼哈顿天际线的玛格丽特·布尔克-怀特是第一位获准进入苏联的西方摄影师，1930年代初期，她拍摄过斯大林等苏联名人肖像。玛格丽特还是已知的首位女性战地记者，当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她是莫斯科唯一的外国摄影师。二战后，玛格丽特的镜头持续记录历史纷争，她是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最有效记录者之一”。在圣雄甘地（Gandhi，1869-1948）遇刺前几小时，玛格丽特刚刚采访过甘地并为其拍摄。

家世显赫的托妮·弗里塞尔也是先由时尚摄影、后因二战纪实作品而闻名，她被称为“消逝年代的贵族摄影师”，祖上既有独立战争英雄，也有纽约第五大道银行的创始人。托妮于1930年初开始担任《Vogue》时装摄影师，出道后师从塞西尔·比顿，爱德华·史泰肯也为她做过指导，不走寻常路的室外拍摄是她的杀手锏。1941年开始，托妮·弗里塞尔自愿跟随美国红十字会前往欧洲前线拍摄，后来还成为美军女子陆军军团的官方摄影师。战后的托妮拍摄过欧美权贵拍摄过很多非正式肖像，包括担任肯尼迪总统婚礼的官方摄影师，但她逐渐对时尚摄影丧失了兴趣，转而活跃于女权运动，并成为《体育画报》首位女性体育摄影师。

托妮·弗里塞尔（Toni Frissell，1907-1988），1939

托妮·弗里塞尔拍摄过大量二战战场上美国空军的照片，查尔斯·克利则是以拍摄美国海军闻名。在登上军舰之前，查尔斯·克利是纽约著名的商业摄影师。他在《乱世佳人》上映的那一年为英国国宝级演员费雯丽拍摄过肖像，费雯丽后来凭借本片成为奥斯卡首位英国籍影后。那一年是1939年，割裂的1930年代的最后一年，世界因大战而陷入水深火热，前景叵测却仍要咬牙前行，“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费雯丽》（Vivien Leigh，1913-1967），摄 /查尔斯·克利（Charles E. Kerlee），1939

（本文配图除*星标注释外，其余均为展览现场作品，作者拍摄于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