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包林

鱼和熊掌的典故，源于孟子所著《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孟子设此喻说人若两之所求不能同时得到，必然要割爱一种。

如果挪用此喻，将水墨画与油画、文学与美术，甚至将石涛与凡高分别比作鱼和熊掌，无论贴切与否，这些东西和人物在吴冠中先生看来一辈子都割舍不下，他一辈子都在追求这“鱼”和“熊掌”。出于我在学生时代就对吴冠中先生绘画及人格的喜爱，去巴黎留学前又得先生教诲，回国后便寻购他刚出的文论集，一百万字，分三册，置于案头，闲时翻读，久而久之，让我领略了他如何兼得鱼和熊掌的全过程，其中有他的勤奋与孤独，也有他的快乐和真诚。

吴先生的特别，在于他对这鱼和熊掌都要追求的执着态度，由于这种态度导致了他壮年时期一直处于尴尬甚至艰难的境地，传统国画嫌其笔墨，古典油画嘲其内涵，他晚年对自己的一生感叹道：“除了勤奋，最主要是苦难，而成功，则只能看成是苦难的机遇。”

传统上中国文人有文有画，一支毛笔造就多重符号系统，诗歌、文论、画和题跋，流传下来，让我们得以在画本与文本之间，在观与读的转换中窥其修养学问，思其人品才情。历史上能够高超地同时驾驭这些系统的人寥若晨星，且远离我们，流传下来的只是一系列编码符号，让我们去玩味，去解读其中奥妙，仅此一项，足以令后人高山仰止。

与前人不同，吴冠中先生兼得的鱼和熊掌不仅包含了画本与文本，国画与油画，更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重要的是他不仅谙熟彼此的差异，而且一生忙碌于这些具有冲突性的两极之间，苦心经营着两种异质的融合，用他的话说是“拆墙”，我想他就是要将不同的鱼和不同的熊掌放在一起“煲汤”。20世纪民国时代的艺术家们也试图得到鱼和熊掌，比吴冠中早一辈的徐悲鸿、吴作人等，虽然都曾留学西方，但他们的拿来主义却与之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获得的鱼和熊掌始终隶属两种谱系，属于两种“烹调”，且是分别上桌的，以求所谓的原汁原味，例如他们的水墨大体上是沿传统而来，而油画却追随欧洲库尔贝写实主义以前，无论题材、构图、用笔、着色，都泾渭分明。由于那个时代的文人理想是要救国，故油画尚须反映现实，国画也想走出书斋，于是两种势力开始交锋，互不相让，但至今都没有出格，仍是两大阵营，两种教学体系。而吴冠中却从林风眠那里看到了两种不同甚至相悖的系统得以融合的可能，辟出第三条路，一条“非驴非马”之路，他的理想不在回归或传承，也毋须所谓“纯正”，而是在中西艺术这对“哑巴夫妻”之间进行“异质杂交”，并祈求融合以后诞生新的混血儿，以承受分娩的阵痛来坚定当初无怨无悔的选择。

吴冠中决意孤行。他走的是独木桥，而且是林风眠只搭了开头一段的独木桥，桥的对面是一个抽象而自由的世界。即便这样，他在过桥时仍时时提醒自己要“风筝不断线”，不能舍弃现实生活之源泉。因此对他而言，饱览中外古今各家各派，寻遍大江南北，从中捕捉的鱼和熊掌只是他烹饪的材料，籍此推出“吴家样”，这使他的作品乃至艺术人生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成为一个孤本，一种绝响，这绝响来源于中国艺术家在面对自身传统和西方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一种深层次共鸣。

细想开来，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史上，吴冠中先生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是具有超越性的，他让国画和油画的边界呈现出极为模糊的状态，他作品的构图、用线乃至用色至今没人敢学，也无法学。但他的画语（或话语）始终构建在艺术本体的美学层面上，他要为之争取独立的品格，绘画在他看来，只是人性的外化形式，而不是奴仆，这在那个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年代，的确需要非凡的毅力和勇气。

故吴先生的信念在我看来始终是现代的，因为他遵循着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型上升逻辑；而他的作品又是具有包容性的，甚至暗含着某些后现代手法。他在巴黎留学时的眼光始终盯着与他的时代较近的西方后印象派绘画，以及由之蔓延开来的现代艺术之经纬脉络，回国后又盯着民间艺术以及石涛八大，这使他的眼界超越于他的前辈同学，虽然他已近30年无缘考察西方艺术的流变，但事实上当西方后现代艺术不再以非此即彼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吴先生也在下放改造时架着粪筐画画，试验着他那将各种因子重新打散组合以至融会贯通的奇思妙想，这难道不算是异曲同工吗？

现代绘画的发展轨迹从客观的再现转向主观的表现，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的行吟和升华，无论是写实还是抽象，人的精神已经不再受物像的奴役，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呈现出当代社会的丰富性，即便孤独的作者也能吸引孤独的观者，后现代所呈现的诱惑更多地是人性的宽容与自由。梁漱溟说过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早熟，若以此类推，是否中国的艺术早就是后现代的呢？尽管理论家们籍此用许多例子来佐证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的影响，但我认为，真正推动现代及后现代艺术流变的主要动因，是西方20世纪上半叶达至鼎盛的科技理性，正是那种相反相成的规律使人性的天平垂向了自由的一边，甚至波普的一边。我想吴冠中先生早已认识到了这点，他晚年赞扬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又与李政道握手谈艺术与科学，他坚信科学的发展必然会牵动艺术的神经，甚至认为越讲科学，越能让艺术更艺术。但吴先生的艺术还告诉我们，除了科技本身，任何西方文化成果都会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面前被过滤和变形，产生出另一种存在形式。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即将告别非此即彼的时代，怎么画，画什么，已经不会承载比吴冠中的那个时代艺术之外更大的压力，多元化的艺术格局正在形成，这种多元化必将造就中国文化的繁荣和鼎盛。因此，我始终认为主流、非主流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是一个此起彼伏的时间概念，吴先生的艺术人生相当一部分今天看来是在一个非常庆幸的边缘境地度过，他那个时候心甘情愿的偏离主流恰恰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先行者之一。

其实，对鱼和熊掌的态度不仅可以度量一个人是否有“壮士断臂”魄力，同时也可用来度量一个人的治学方式乃至人文修养。陈衡恪认为中国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吴冠中先生无论水墨还是油画，均以景抒发灵性，讲究点线面和构图的审美构架，求神韵，虽略脱形似，但观者少长咸宜，他在按“百姓点头，专家鼓掌”的标准度量自己的作品，同时爱文学，擅散文，好吸收外来因子，倡艺术向科学的开放，这些作品难道不是20世纪中国现代语境中的新文人画么？

包林

200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