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段韩事件”，是指批评家段君与整形医生韩啸，因为艺术观点不同而发生摩擦，继而引起打斗，遭至公安机关介入之后，使段君蒙受牢狱之灾的恶性事件。这个事件在圈中造成了极大影响，也引起了各方讨论。其讨论的范围，到后来已经远远超出了段啸之间的个人纠纷，而涉及到整个批评界，一时间把批评家的职业操守，即批评家应不应该坐台等话题也给激发了出来。我看过这其间的不少议论，有的尚属公正，对此事进行了客观分析，也对批评家的当下处境作出了相应的反思;有的则完全是凭空臆测，以道德批判凌驾于事实之上，对“段韩事件”进行了歪曲的解读，甚至把更多的批评家也牵扯进来，一并送上了道德法庭……我是“段韩事件”的半个见证人，大致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所以，面对各种风言风语，我有责任和义务来澄清一些事实，以免更多的曲解，以讹传讹。
事情发生于2014年7月底在湖北神农架举办的一次关于行为艺术的讨论会现场。就这个讨论会而言，最早动议的是贾方舟先生。贾方舟有感于国内行为艺术的艰难处境，出于道义上的支持，提议由我们批评家自筹资金成立起来，而后受到“吴作人基金会”大力援助的“中国美术批评家基金”出资，召开一次有关行为艺术的讨论会，来全面梳理行为艺术的历史和它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一方面是声援在国内举步维艰的行为艺术;另一方面也是检讨批评自身，使艺术批评能够从商业化的利益纠缠中疏离出来，做一些真正有益于学术建设的事情。其实，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艺术生态中，如何保持批评的客观公正与独立姿态，一直是众多批评家努力的方向，也是我和贾方舟等先生当年倡议“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初衷。之所以要组织这样的一个年会，就是希望能够从官方体制中摆脱出来，以民间方式聚集力量，一方面对抗国内美协系统的话语垄断，另一方面也是从西方的强势话语中争取话语权，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给中国当代艺术的自由生长创造理论条件，通过对艺术批评自身的建设，来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所以，自2007年第一届年会以来，每届年会我们在讨论美术界的一些热点话题之余，都辟出了自我批评的单元，以反思艺术批评自身的问题。当然，万事皆不可能尽遂人愿，年会确也存在不少疏漏和遗憾。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意义，即作为一个民间准组织，客观上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起到的推导作用。
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可以说是批评家年会的一个分会，是将某些艺术话题引向更深层次讨论的一种尝试。因为就年会而言，毕竟参与人数众多，往往有些话题很难集中和深入。所以，年会的负责人贾方舟先生，又萌生了举办一些专题讨论的想法，而这个想法的最早落点，便是行为艺术。为什么会选择行为艺术?这是因为行为艺术的争议最大，也最容易引起社会的误解，所以，亟待出现一些专业性的梳理，来为其正名。这就是贾方舟等同仁组织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的本意。那么，为什么又要将这个会议安排在神农架呢?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一次美术理论研讨会就是在神农架。现在艺术批评界的一些扛鼎人物，如贾方舟、彭德、皮道坚等等，均是从1982年神农架的那次会议中脱颖而出，走上批评之路的。三十多年后重返神农架，是不忘初心，试图回到朱熹说的“为有源头活水来”的那个人文起点;再者，艺术赞助人陈达冰先生刚好在神农架有自己的酒店，他为人慷慨，热情好客，愿意给会议提供帮助。于是，在多方力量的支持下，便有了这次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的顺利召开。
青年批评家段君，是此次会议的三位组织者之一。除他之外，还有贾方舟和朱青生，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美术批评界的老中青三代。之所以此次会议，贾方舟邀段君一起搭帮工作，是因为段君近年来非常活跃，且有过一些策展的实践经验，对不少行为艺术家也很熟悉。出于提携晚辈之心，同时也是为了给年轻人提供一些锻炼的机会，贾方舟选择段君，委以重任，可谓是伯乐识马。而段君也的确不负众望，堪当此重任。在会议召开之前，他不仅早就安排好了所有流程，还与北大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编辑部合作做足了案头工作。比如为中国的行为艺术做了一份较为完整的编年表，比如整理出了行为艺术的一份重要档案等等。他们脚踏实地、勤恳敬业的工作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最终确定的时间是2014年7月26日至28日。我因为在欧洲出差，26日下午才匆匆赶到神农架，上午的讨论会没有参加。据说，段君与韩啸的矛盾，就是在那个时候酝酿的。说到这里，我必须还要做一个交待，那就是在讨论会期间，为了给讨论提供一些具体的例证，丰富会议气氛，组委会还特邀了几位行为艺术家来现场表演。其中包括近年崭露头角的萨子和厉槟源等等。韩啸本来不在邀请之列，但他执意要来听会，并找了贾方舟申请，后征得组委会同意，才与大家一起聚到了神农架。但是，虽然韩啸参加了会议，可他原本怀揣的希望，却是竹篮打水落了个空。据说，6日上午的讨论会，在涉及一些具体的行为艺术案例时，段君对韩啸的作品提出了相关的批评意见。“段韩事件”的导火索，即是发端于此。
事出当然也是有因，韩啸为什么会对段君的批评耿耿于怀，颇为恼火呢?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韩啸对这个会议的期望值太高，迫切希望批评界能够为他的一系列行为正名，而段君的批评，却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他的希望，自然会令韩啸心生怨气;此外，更为重要的是，韩啸早先在济南做的一个行为现场，段君是受邀嘉宾之一，且在讨论会上发过言。两段发言因时间和地点不同，呈现出了不同的内容，这在韩啸看来，似乎是出尔反尔。这正是韩啸迁怒于段君的原因，也是后来引起一场关于“坐台批评家”讨论的由来。
所谓“坐台批评家”，原是王南溟先生杜撰的一个词，特指带有雇佣关系的评论活动。在今天艺术市场极为繁荣的背景下，这种现象非常普遍，风气已弥漫于整个业界。对此，批评家们确实应该有所反省，切不可认钱为亲，毫无原则、毫无立场地坐台，以毁自己形象。但是，因噎废食，就此不再参与艺术活动的现场，也断不可取。毕竟艺术批评是艺术创造的一部分，依附着艺术家的活动，需要经常出场，也免不了坐台。而在此过程中，按劳取酬，也是合情合理，只要不是牵强附会。事实上，现在的批评家早已经分化多元，不能要求所有批评家都是法官，因为有的可能是注重批评，而有的则倾向于评论和分析，还有的甚至已经转到了展览策划中，实际上是既有法官，也有律师。所以，不同角色，应该以不同的要求对待。我的看法是，如何在社会角色中完成自我的精神确认，将知与行统一起来，比坐不坐台的问题更为重要。
当然，对于自己曾经违心地为韩啸坐台，段君后来是有过反思，也是深为懊悔的，他甚至因此而一度萌生去意，想放弃批评这行。可见段君心里是有自持的。我并不想为段君辩护，我只是想说，有时候批评家坐台，并不见得都是为利益，也有绕不开的面子。段君当初为韩啸坐台，很可能是冲着策展人的面子而去。这从他当时的发言即可看出，其中除了对行为艺术的分析，并无半点吹嘘韩啸之意。韩啸从医学界跨入艺术领域，认为当初段君坐了自己的台，就不能再有出入，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思维。孰不知，坐台不是终生的绑定，只是一种暂时的契约关系，一旦离开现场，契机关系便解除了，之后如何再做评价，得看这个批评家的德性，也要看这个艺术家的造化。段君当初违心坐台确有失误之处，但韩啸不依不饶，则升级成了另一个问题。据说，段君批评韩啸之后的第二天，韩啸曾把段君喊到自己房间进行威胁恐吓，并且还动了手。无论如何，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矛盾，具有了人生攻击的性质。所以，当我从陈默处得知了段君的遭遇后，马上便拉段君和陈默一起向贾方舟等先生作了汇报，大家都为此而感到震惊。于是，便有了后来贾方舟、朱青生和彭锋三位先生一起约谈韩啸，出面调解段韩的纠纷。
其实，起先段君对此也并无深究，只是提出来，要求韩啸给自己当面道个歉。当贾方舟等先生单方面约谈韩啸时，他也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应允要给段君道歉。可是把段君也喊到一起对质后，韩啸却食言了，不仅没有表示歉意，反而喧宾夺主，要求事情就到此为止，完了还拂袖而去。此举无疑击怒了段君，使他怒不可遏，追上去便出手打了韩啸。当时，我们有不少人都在现场，见此情形，马上对段君进行了阻拦，所以，并未造成多大伤害。后来，韩啸报了案，且要求去看医生，酒店的主人陈达冰先生还专门派车，并找来工作人员陪同一起去了医院。当时，韩啸的身体状态并无异常，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作证。后来，派出所也觉得这只是一场内部纠纷，并未造成恶性后果，故而，也没有继续追查，事情就这样平息了下来。不想，近半年过去了，韩啸却凭借一张几个月后开据的伤残证明，状告段君，至段君被刑事拘留，在神农架蹲了数天监狱。这便是“段韩事件”的完整经过。
关于这个事件的刑事部分，我不想讨论过多，因为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得由司法部门去介入。我只想说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应该说是相当恶劣的，它激发了很多潜在的矛盾，不单是坐台不坐台的问题，还有艺术家与批评家，艺术与非艺术，以及经济生活中人的独立性等等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深思。作为批评家群体中的一员，其实，我也常被这些问题所困扰。首先是批评的独立性。在一个经济社会，假如经济不独立，批评是不可能独立的。而批评家的职业，又不可能直接创造财富，至少在中国，低廉的稿费制度无法提供生活保障，故而，只能依存于艺术家和作品。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没有公职的职业批评家，失去了艺术的现场，几乎就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不得不兼顾一些评论工作，参与一些策展活动。这是一个悖论，既要受雇于人，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此矛盾又如何解决呢?我的经验是，应该有所取舍。孟子早就说过有“不虞之誉”，也有“求全之毁”。所以，不要面面俱到，眉毛胡子都想抓，而应该去掉某些应酬，避轻就重，按照自己的理论线索去做事。这样至少可以守住批评的底线，自圆其说。
其实，批评家与艺术家并不是一种对立的矛盾关系，尽管奥利瓦说过批评家是艺术内部的敌人，但这个敌人不是要捣毁艺术，恰恰相反，而是要解放艺术的意义，点燃它的价值。按照伊本•加比洛尔的说法，就是“一个人的心灵隐藏在他的作品中，批评却把它拉到亮处。” 事实上，一部艺术史，本身就是艺术家与批评家共同参与和创造的历史。这里面没有谁高谁低，谁重要谁不重要之分，而是相互作用下，共同开创的一种时代精神与美学风范。在这方面互为因果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格林伯格之于波洛克，比如奥利瓦之于意大利三C，比如栗宪庭之于方力钧等等，就都可堪称为艺坛互为成就的典型。
最后，我想谈一谈艺术与非艺术的话题。这是一个从来都困扰着艺术史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当代艺术媒介得以解放，艺术的边界得以拓展之后，这个问题更是令无数人陷入了理解的窘境。正因为如此，也为某些跨界人士跳进艺术之门，提供了可乘之机。不排除这种跨越给艺术带来的生机与活力，尤其是将其它领域的某些新问题、新方法引入艺术范畴，丰富了艺术的内涵，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但是，这也很容易使艺术在“人人都可以做”的误传下，陷入尴尬和虚境，成为一个空泛的概念。回到韩啸做手术，作为整形医生，这本是他的职业所能，但他偏要将其移植到艺术现场，我以为不是不行，而是理由不够充分，方法过于板滞。其实，就韩啸在艺术空间做手术，是不是行为艺术，我曾跟他有过当面交流。在我看来，他的手术除了空间的转移，没有任何其它变化，也就是说缺乏应有的艺术转换，以及去功利化的美学提升。故而，仍然是手术，而不是艺术。因为艺术是一种问题意识的升华，尽管是从生活中来，但不是为具体的生活目的而服务，如果是针对现实所需，那就是其它服务类型的职业行为了。韩啸为他人整形，或为自己植发，都有具体的功利目的，即为了让人的外形变帅、变美。这跟杨志超在自己身上烙身份证号，何云昌以民主投票方式决定在自己腿上动刀等行为，所涉及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以及毫无功利性地身体演绎，是两个不同层次。所以，我对韩啸当初的行为艺术不予认同，并曾建议过韩啸应该去掉原来当医生时的固有思维，多做一些转换性的艺术思考。但也许是过于自负，也许是还没来得及调整。故而，也就酿成了后来的结果，即神农架行为艺术讨论会，在评选近三十年来中国行为艺术的重要作品时，排除了韩啸的手术行为，从而衅起萧墙，引出了“段韩事件”。
纵观整个事态，我认为，艺术家有责任，批评家也有责任，而这两个责任，本都是完全可以推卸的。但因为艺术，因为艺术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而段君和韩啸也都想触及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有了彼此的纷争。说起来，都是艺术惹的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虽然，这个事件发展到后来，对韩啸与段君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伤害，但确实也提供了一个案例，为将来的艺术讨论，以及艺术探索的可能性等问题，画出了一个理性的边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事后得到的启示，抑或也是一种艺术拓展之后的回归吧。最后，我想借用尼采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害虫叮人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它们要维持生命。批评家也一样，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而不是痛苦。”但愿这是一次血的教训，通过这个教训，能够使段君与韩啸都放下恩怨，从痛苦与焦虑中解脱出来，获得艺术的升华和生命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