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由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两家杂志组织发起了有关“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笔会讨论，这场由社会学领域引发的讨论具有很高的学科认知起点，这不仅指它将讨论的核心集中在对“知识论”的态度和理解上，而且指它将“清除伪学、创新秩序、全面建立学术规范”作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当下最急迫的任务”和“对中国文化之重建可能有的一种贡献”，{梁治平：《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载《中国书评》1995年1月号(总第3期)。}这既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独立的学科意识的加强，也表明了本世纪中叶以来，人文学科内部长期的知识亏空和秩序混乱状况已经使学科自身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所以，不论从理论意义上还是从实践意义上看，这场讨论都表明了中国人文学科的一种“知识的进步”。

鉴于中国艺术批评同样面临的长期失范状态，尤其是鉴于在有关“意义”问题讨论中所暴露出的在学科知识引进、知识使用及批评的学理方式上的种种问题，黄专于1996年1月在《艺苑》杂志上发表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通过批评争取进步——也谈艺术批评学科的规范化和本土化问题》一文，企图将在社会学科领域正在发生的那场讨论引入到艺术批评学科中来。黄文首先对80年代以来美术批评界在实践批评和批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领域中的非规范和非专业化状况进行了描述，它认为这种状况主要体现为：“引入知识资源的盲目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科间知识转换过程中的各种‘实用主义’、‘文牍主义’和晦涩的学风。”而“批评模式、批评方法和批评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滞后不仅使艺术批评无法真正进入主动‘阅读’的角色，而且也使当代艺术现象、艺术流派和艺术个案中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艺术问题无法以理论的方式充分展开”。他认为有关“意义”问题讨论的出发点并不错，但由于“讨论者对语言学的一种肤浅的‘实用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除了沿承了语言学‘艰涩的文风’和‘生疏的话语’外，并没有对语言学向艺术批评的学科转换做出丝毫有建设性的说明(例如说明文字语言与视觉语言可否简单类比这类基本问题)，思想和语言逻辑的混乱、晦涩的文风不仅大大削弱了这场讨论的批评价值和理论魅力，也加深了中国批评学科规范化进程的难度”。而这种难度又加剧了批评学科的规范化和本土化过程的紧迫性，他认为，“规范化”和“本土化”是一对相关的问题，“本土化”是指从本土问题和本土经验出发去确立学科的位置、课题和归宿，同时它也指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本土的学科传统、方法和思维模式解决这些问题和经验，但由于在艺术批评、艺术史领域里随机式、感悟式的经验主义批评传统无力解决许多复杂的当代艺术问题，所以，“当代艺术批评的知识起点、学科规范和学科标准应该在西方当代知识体系和学科传统中去寻找”。所谓“规范化”不是指存在着某种超越历史的、永恒的知识和标准，而是指学科发展中相对有效的和具备试错性品质的语言方式、学术纪律和学术秩序，它有助于学科知识的有序增长和学科间交流的正常进行，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引入知识资源和规范、纪律时需要的专业判断力;其二是建立学科规范中所需要的知识论的态度问题。简言之，就是掌握学术方法和确立学术道德的问题。他还具体指出，艺术批评领域里的规范化过程应该从系统、准确地引入西方当代艺术批评理论和艺术批评史学环节入手。“学科的真正解放和进步则必须依赖于我们自身知识结构方式的转变和批评、自我批评这类人文主义的内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