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艺术机构”在国内正掀起一个新的小高潮。仅2014年北京地区就有A307、独角兽、行为艺术研究中心、办事处(圆梦公寓)、I：PROJECT SPACE、LAB 47、激发研究所等数家空间先后开张；2015年上半年，两位青年人组织的Arc Space、Boundless Space空间也将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使馆区内开张。统计近年来涌现的一批“独立艺术机构”，上溯这个小高潮的起始时间大概可以定格在2008年前后。
从时间与地理两个维度来看，2014年新成立的空间数量最多共7家，北京地区活跃的空间数量最多共17家，另重庆2家，上海1家、广州1家，武汉1家，天津1家。仅以北京地区为参考，这17家空间主要分布在东五环周边共11家，另外6家散落在市中心的街道与胡同里。
2007年成立的有：器Haus空间(重庆)、家M公社(重庆)；
2008年成立的有：箭厂空间(北京)、上午艺术空间(上海)；
2010年成立的有：黑桥OFF空间(北京)；
2011年成立的有：分泌场(北京)、扬子江论坛(武汉)、观察社(广州)；
2012年成立的有：望远镜艺术空间(北京)、录像局(北京)、二楼出版机构(北京)、再生空间(天津)；
2013成立的有：“要有空间于是就有了空间” (北京)、ACTION 空间(北京)；
2014成立的有：独角兽(北京)、A307(北京)、行为艺术研究中心(北京)、办事处(圆梦公寓)(北京)、I：PROJECT SPACE(北京)、LAB 47(北京)、激发研究所(北京)；
2015成立的有：Arc Space(北京)、Boundless Space(北京)
事实上，“独立艺术机构”在2008年前并不是不存在，但主要是以艺术小组、工作室或艺术项目的形式开展自我组织与实践。比如1990年代以来的大尾象工作组、博尔赫斯书店、艺术家仓库、后感性、比翼艺术中心、长征计划、维他命艺术空间、联合现场等。但所有这些组织机构都指向“独立”二字。“独立”是他们为自身设定的态度与倾向，意味着与日益机制化、权力化、庸俗化的创作、展示、话语讨论和收藏模式隔离开来，以疏离、反叛、对抗的自我组织与实践尝试带有实验色彩的构建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理解2008年这个模糊的节点时间，中国当代艺术在2000年后的全面机制化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时，部分年轻人在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质疑。这种内部驱动力决定了机构的组织者以青年艺术家、策划人为主，同时也决定了机构的角色与定位。
那么在这些所谓“独立艺术机构”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他们以怎样的组织模式和行动开展抵抗、迂回、反击的实验。以目前口碑较好的几个独立艺术机构来为案例。
2008年翁维、何颖宜(Rania.Ho)、姚嘉善、王卫共同创立了箭厂空间，他们在雍和宫附近的箭厂胡同找到一个门市租下来，王卫说：“从一开始就决定我们的空间要与798这样的艺术区拉开距离。” 整个空间只是通过橱窗展示作品，不需要人员管理，里面的照明、录像电子设备也是每天定时启动、关闭；展览从不设开幕式，艺术家如果愿意也只是邀请自己的朋友过来，但曾经到这个冷僻的小空间做展览的艺术家却大有来头：林一林、刘韡、焦应奇、何岸……“别看空间小，在这里做展览并不容易，怎样让作品同这个特殊的环境真正发生关系，不是每个艺术家都能做到的。”
而由艺术家蔡凯、龚剑、李继开创办的扬子江论坛则成为集艺术创作、展览放映、讲座和研讨会于一体的综合空间，皮力首讲“从观念到行动”，汪民安主讲过“如何想象动物”，在这里举办过个展的艺术家有李燎、李景湖、胡庆泰、宋拓……扬子江论坛也曾发起武汉上百位艺术家、诗人参与的“每个人的东湖计划”，以艺术行动抵抗地产商对当地生态社群的入侵。与这种在地实验相关的是空间起初位于武汉光谷附近的一个别墅区内，2012年则迁至武昌市中心的居民社区中。概括来讲，扬子江论坛的价值在于实验、研究与行动。
事实上，1960年代欧美地区曾经涌现过这样一批具有颠覆意义的空间，当时称“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这种空间通常与“实验研究”的理念相结合，最著名的如伦敦1964年建立的“信号区”(SIGNALS)和1967年建立的“艺术实验室”(Arts Lab)，都标有“创新研究”或“艺术研究”的副名。由陈侗、朱加和方璐三人共同创办的录像局正是专门针对录像艺术的独立艺术机构，有北京和广州两个不大的空间。录像局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和整理录像艺术家的作品、资料，并建立便于检索的档案。陈侗说：“整理工作是从朋友(蒋志)开始的，因为方便说话，可以配合。但是我们并不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进行遴选，而是整理他的所有作品。这也和我们的出版方式相似：我们认定了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就会收录他所有的作品，哪怕是做得很坏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做坏了，从研究的角度讲，并无所谓好坏，重要或者次要——也许有时候研究者反而想看到坏的、次要的作品。如果去判断好坏、主次，就是在做录像的‘览’者录像的‘版’，就不是录像局了。”而进行档案文献梳理与学术研究的独立艺术机构，还有唐佩贤主持的行为艺术研究中心——在草场地与录像局仅一墙之隔。
所有这些独立艺术机构都是非盈利性质，他们有的注册了公司，有的挂靠在其他企事业单位名下，有的拥有简易的营业执照，有的没有任何注册行为。
艺术家郭鸿蔚在发起成立“分泌场”空间时曾认为：“成熟的画廊空间虽然能提供大量的展出机会，但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既有利益的基础上的展览机会。作为艺术家总有各种各样出格的想法，而这些成熟或者不成熟的想法，恰恰是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想象力的提供源泉。”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 200多平米的“分泌场”房租、水电与展览费用每年约15万左右，面对房租一直在涨的现实，郭鸿蔚坚持不销售展出过的作品，但之前一直靠自己投入，现在也开始拉赞助，赞助多少以及形式都无所谓。“在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之前，先尽可能做，实在不行就停一段等攒够钱再往前走。”
而2014年底与艺术家徐渠､策划人李振华共同组建A307的鞠白玉则考虑地更全面：“我们欢迎赞助，但我们不主动找赞助。如果主动找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的钱够用，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钱呢?我们欢迎艺术家给我们捐赠作品，我们会永久收藏。艺术家在这做的展览，有人特别想买，我们空间不参与交易，但艺术家售卖了自己作品，愿意全款或者部分捐给空间，我们也很高兴。这个钱是用在空间的自我造血循环上。有的人觉得非盈利空间就是跟钱不能有一点关系，我们不这么认为。我希望会慢慢变成这个圈子里互相鼓励的一种机制。我们欢迎个人或机构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支持。”
陈侗说：“作为非盈利机构，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推广它，让它产生应有的作用；又不能像某些项目，虽然非盈利，却有一个很市场化的想法。我们追求的效果是‘法’的积累：我们一年大概收录了200部作品，那么10年的话就是2000部作品，那100年呢?我想坚持到10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资源了。”
“很市场化的想法”是摆在所有独立艺术机构面前的一道难题，但也有研究者在研究了西方1960年代以来的非盈利艺术机构之后，下结论说：这些曾经没有兴趣打造精致的画廊，没有兴趣进行商业推广，甚至没有兴趣寻求赞助的独立空间，要么与金钱妥协，要么只会像伦敦艺术实验室一样成为短命鬼，那些真正长存下来的独立空间，他们的计划、行动最终都指向了“金钱”。这些空间大多数在各种机构和基金的赞助下，从最初粗野顽劣、混迹大街，变得整洁时髦，即使偶尔因为先锋艺术的愤怒或前卫艺术的实验而产生冲突，也不会否认自己已经具有的非正式官方身份。
形式的确在变化，2014年1月刚刚成立的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就支持了十家独立艺术机构，包括扬子江论坛、望远镜艺术空间、黑桥OFF空间、箭厂空间、上午艺术空间、录像局、分泌厂、观察社、器空间、再生空间计划。对于运营困难的独立艺术机构来说，这当然是好事，可参照历史来看，那些纯粹的理想与实践也许真的只是一种“替代性”行为，既然是“替代”，也就意味着滚动不止的“被替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