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人(Literati)，就是精通经史子集的“通人”，这通人集三者为一体：首先是作为通晓经史可以治理国家的“文官”，能够把自然与人事，生命政治与生命经济加以汇通地管理;其次则是以“子集”为学习对象，而成为有着自己个体诗意“文学”的创作者，尤其不断激活汉语本身的诗意，以此变化气质，塑造个体生命的性情;第三则是在“文艺”领域，琴棋书法无所不精，让日常生活也审美诗意化，唤醒共通感。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也许是官员或商人，但是他却具有如此的三重能力：“文治(civil literati)”——能够触类旁通地转换经典的规则来教化和治理一方;“文学(literature)”——能够写作尤其是写诗或者必须具有诗人气质;“文艺(liberal arts)”——熟稔琴棋书画或者擅长其中一种，而且是以共通的“文”为核心，以书写来贯穿三者。但自从清代以来，似乎如此的通人越来越少了，进入现代性，中国传统文人的“三一体”则几乎没有了。

在当代中国，因此，仅仅做一个好的学者，好的诗人，好的艺术家，甚至是做一个了不起的诗人和艺术家，已经不再足够了，而是要成为传统文人意义上的“通人”，即要充分展现自己身上承载的“道”，至高至伟的文学艺术从来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与“艺术”，而是“道术”，“道”乃是对世界的通识。

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轨迹，是与文人书写性相关的创生性转化，正是从先秦开始的多元性的创生性转化，无论是儒家的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大德，还是道家的与时俱化，唯变所适，文人美学传统是以“文人”为主导的精神。但当前还有文人吗?西方都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死亡，哪里还有文人?也许德国犹太人本雅明是西方意义上的最后一个文人，是因为他承继犹太教的书写传统，有着诗性气质，有着政治革命的关怀，达到了文学、政治与宗教的整合——尽管这个整合对于西方的现代性几乎已经不再可能。到底何为文人?一个中国文人，其实是一个并没有具体明确身份的人，乃至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并不适合来规定他，但对于我们这个遭受文化断裂以及教育模式残缺的世代而言，具有文人美学生存风格的这个“三位一体”已经基本丧失了。如果还有着文人以及文统——新的学统，那么，这个文人的三一体必须被重新恢复起来。还要找到与自然交换能量的书写性(graphics)，既要尊重变化无常的那个自然，那个道法自然又自然而然的自然性，也要保持对帝王家族统治的距离与教化，形成诗性正义的批判，中国文人以什么方式来面对这个困难?那是面对自然，与自然交换生命能量的书写性。

中国文化进入现代性以来，文人的三重身份却基本上丧失了：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势;另一方面是中国文统的虚弱。因此，需要重建一个现代性的文统与文人身份，需要在学习本雅明的现代性个体文命的自我意识，再加以转换。本雅明所谓的现代性知识分子或“知道分子”，具有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是对社会暴力的批判，反思政治主权的基础;第二是世俗启迪，学习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如何从迷醉中吸取革命能量，转换日常生活;第三个是保持对历史弥赛亚拯救的诉求而不妥协。显然这已经是现代性的西方文人了。

那么，对于我们，如何变异这个文人传统并付诸于当下的实践呢?这是三重的变异：其一，作为狭义的“文人”或文士，还有着对汉语的责任，尽管现代汉语不成熟，但汉语还余留着自身的诗性，有待于融合艺术等人文学，进一步丰富狭义上的文人美学，扩展诗意的广泛性。尤其是重新唤醒诗性与自然性的关系，通过传统的山水画以及诗意的自然性，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让自然的生长性与间隙的空无性，重新结合，扩展“无为”的启发性。其二，作为“文教”，尽管不再做官，政治管理被专业人士接管，但政治的批判需要转换为政治的“教化”，不仅仅是批判，还有教化，是与文化相关的教化，传统文官有着对经史子集全面的掌握，而不仅仅是政治管理。其三，则是“文命”的养生实践，不再是宗教拯救，而是救治，以生命的救治代替超越者的拯救，结合各种养生模式，把传统儒家的修身，道教的修炼与佛教的修行，基督教的灵修等等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广泛性的“养生”模式，来施行救治，改变西方生命政治与生命经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