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政治和资本交汇之地

时间:2015-05-14 14:23:44 |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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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侈品牌赞助《资本论》朗读活动、充斥了中国艺术家的肯尼亚国家馆、天主教堂中诞生清真寺、乌克兰艺术家占领的俄罗斯国家馆……5月9日至11月22日,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带着话题的开放,主题为“全世界的未来”。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艺术事件,威尼斯双年展正越来越成为政治和资本的交汇地,也确实地反映着“全世界的(权力交错的现状和)未来”。

由奢侈品牌赞助的《资本论》朗读活动,充斥了中国艺术家的肯尼亚国家馆,在废弃的天主教堂中诞生的清真寺,被乌克兰艺术家占领的俄罗斯国家馆……

5月9日至11月22日,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的双年展主题为“全世界的未来”,总策展人奥奎·恩威佐试图通过展览聚焦后现代资本主义下人们的生存处境。在6个半月的展期内,他邀请到艺术家在主题展的核心位置朗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希望做一些东西,有现实意义的,因此我想到了《资本论》,”恩威佐表示,“很少有人完整地读过它,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憎恨它,或者引用它。”

无论这个直截了当而稍嫌宣教的表现方式能否打动人心,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艺术事件,威尼斯双年展正越来越成为政治和资本的交汇之地,而纵贯于本届双年展各场馆内的事件,也确实地反映着“全世界的(权力交错的现状和)未来”。

参展者:卡尔·马克思

201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有一件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英国艺术家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在墙上画了一幅壁画:从威尼斯的潟湖里,英国社会主义先驱威廉·莫里斯像海妖一样升起,掀翻了百万富翁的豪华游艇。

事实上,每年威尼斯双年展开幕之际,这类游艇都会聚集在威尼斯的港口,延伸半英里远,它们的拥有者则会在城里待上一阵,享受着艺术年历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威尼斯双年展——开幕期间的艺术盛宴和社交狂欢。

本届双年展,这股艺术家与资本拥有者之间的躁动气息同样弥漫在空气中。本届双年展总策展人,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带来了一件作品:马克思的《资本论》。

从即日起至11月22日双年展闭幕,表演者将持续地朗读《资本论》。朗读活动由英国艺术家电影制作人伊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主持。

“我希望做一些东西,有现实意义的,因此我想到了《资本论》,”恩威佐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很少有人完整地读过它,但是人人都知道它,憎恨它,或者引用它。”

朗读活动被安排在中心展区一个新的演出空间,伴随其周围的,是恩威佐称为“注释”的一系列活动,表现了每位艺术家各自对于《资本论》的解读。例如,汉斯·哈克的作品《世界选举》,让参观者在iPad上投票表达自己对于经济不平等等问题的观点;在艾萨克·朱利安的影像作品《资本》中,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和艺术家本人进行了一场对谈;除此以外,还有沃克·伊文思(Walker Evans)对于大萧条时期阿拉巴马佃农的纪实摄影作品,以及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拍摄纽约证交所的史诗影像。

2年前那位“掀翻”豪华游艇的杰瑞米·戴勒同样出现在艺术家名单中。他提供了一件展品,类似于亚马逊物流中心所使用的可穿戴式设备,工作人员将他套在手臂上,该设备不仅可以记录库存数量,也可以跟踪员工的动作和工作效率。将这样一件物品悬挂在展厅中,表达了艺术家对于当下劳动者境遇的关切,对于生产方式的反思。戴勒同时在展厅里安置了一台自动点唱机,播放一系列19世纪的工人歌曲。

“人人都将会富足,再也没有必要去乞讨……”歌手珍妮弗·里德在曼彻斯特的图书馆发掘的歌曲动人心弦,这首《1973年的预言》(很可能是1873年写的)展示了那个时代英国棉纺工人下班后的未来畅想,“孩子,将会通过蒸气孵化,用肉豆蔻和奶油喂养……”

由恩威佐策划的主题馆展览总共邀请到来自全球53个国家的136位艺术家参展,其中包括徐冰、邱志杰、季大纯、曹斐4位中国艺术家,他们也以各自的方式呈现了在中国语境下,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挣扎着破茧而出的关于未来的展望。

无处不在的资本

“矛盾是《资本论》的核心,”恩威佐说,“我希望双年展不要那么华而不实,希望它更加清醒,能够有深刻的反思。”

如果在恩威佐看来,矛盾是《资本论》的核心,那么它也必然是本届双年展的核心。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艺术盛事,本届展览也不仅是纯粹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政治和资本的因素同样在暗流涌动。

例如,主题馆的核心活动、朱利安主持的《资本论》的朗读,实际上是由奢侈品牌劳斯莱斯赞助的。而劳斯莱斯还为朱利安举办了一场奢华的派对,庆祝他的新片上映。

艺术能够对劳动关系进行解读,但艺术本身也可以视为一种劳动,它同样不能跳脱资本力量的浸润。如果马克思今日还活着,或许他会在当代艺术世界找到有趣的材料进行分析。

事实上,“赞助”几乎是所有艺术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展、国家馆和平行展均离不开这一个部分。

例如,本次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展,其中15%由意大利文化部出资,其余部分需要靠策展人从各方争取。

“有些人支付5万英镑,将他们的游船在码头停几个小时,然后上岸来观展。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展览如何能办起来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恩威佐对英国《金融时报》的这番表白透露出他对于资本爱恨交加的心态。

今日艺术界正经历蓬勃发展,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大作品、大机构和大价格。“艺术界可能充斥着钱,”恩威佐说,“但很多艺术机构依然因为缺乏公众支持而特别贫困。”

他相信,智慧的发展策略不应依赖建造宏伟的新馆,或者策划轰动的艺术展览。“博物馆的迅猛扩张并非仅仅是为了公众利益,更加是资本的炫耀,”他说,它们往往需要满足私人利益——赞助人、画廊、拍卖行——而今都在艺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更应该扪心自问,作为公共机构的意义何在?”

除了主题展之外,88个国家馆更是吸纳了各大画廊、收藏家、品牌及私人的赞助,才得以正常开展。例如,法国国家馆的预算为95万欧元,其中有30万欧元来自法国文化部,35万欧元来自法国文化中心,剩下的30万欧元是由13位个人以及机构出资支持的。

据策展本次中国馆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副总经理阎东透露,中国馆的场馆租借费用的18万欧元全部是由中国文化部出资的,除此以外,中国馆的赞助方还包括苹果、卡地亚等品牌,奥美、OMA、CAC等机构也是中国馆的合作方。

“被恩威佐以及众多国家馆馆长选中,会在当代艺术界中变得神圣,会变得更有价值。”《说话的价值》作者奥拉夫·菲尔休斯认为威尼斯双年展对于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外界尚不熟知的艺术家”。显赫声誉,加上有利可图,或许这也是很多赞助者愿意参与其中的原因。

无论赞助者对于展览的介入程度如何,这样的一种合作形式的合法性问题在国内外始终受到质疑,策展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性也令人怀疑。

肯尼亚国家馆和哥斯达黎加国家馆的退出是本次双年展中矛盾的爆发点。两者退展的原因类似,都是因为各自国家对于展览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迫使策展人寻求其他途径集资,最终使得展览内容超出控制,完全无法代表各自国家的艺术现状。肯尼亚馆仅有2名艺术家和肯尼亚有关,哥斯达黎加馆的50名参展艺术家中仅有4位哥斯达黎加人。

来自中国的渴望

肯尼亚国家馆退出威尼斯双年展的事件在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前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肯尼亚国家馆的8位参展艺术家中有6位都是中国人,而他们大多数从未到过肯尼亚,作品也与肯尼亚毫无关系。4月9日,肯尼亚馆总策展人Sandro Orlandi stagl、联合策展人丁雪峰、运营方代表季晓枫,率领艺术家秦风、史金淞、李占阳、蓝正辉、双飞艺术中心代表崔绍翰,以及本次展览的赞助方——南京国际美术展组委会执行主席、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董事长、南京利源集团董事长严陆根一同出现在南京,宣布本次威尼斯肯尼亚馆的参展细节。这份参展名单在肯尼亚艺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并不了解,”肯尼亚艺术家迈克尔·索伊表示,“肯尼亚有很多当代艺术家可以代表国家参展,有一些生活在肯尼亚本土,也有一些生活在全球各地。”索伊在Facebook上发表了一系列图画作品,称这一事件为《威尼斯之耻》。在其中一幅画面中,一个意大利老头和一群中国人并排站立,他们身后挤着唯一的一位爆炸头的黑人姑娘。

事实上,早在2013年,即肯尼亚国家馆首秀之际,也发生了几乎同样的情形。当时12位参展艺术家中仅有2位出生于肯尼亚,其余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几个意大利人。而当时的展览也遭遇了一边倒的差评。

甚至有人提出了疑问:“肯尼亚是不是通过意大利把整个艺术景观都卖给中国了?”

最终,肯尼亚政府在多重压力下宣布退出威尼斯双年展,而原本的展览也在取消了“国家馆”标志之后继续举行。

事实上,鉴于当代艺术实际上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领域,很多国家馆也会邀请到不同国籍的艺术家参展。只是,肯尼亚馆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它的参展人数比例过于悬殊了。

究其原因,肯尼亚国家馆实际的操作者和代理人,长期生活工作于肯尼亚的意大利人阿曼多·坦齐尼透露说,是因为肯尼亚政府对此毫无支持,而他自掏腰包支付租借费之后,只能寻求各方赞助。(根据最终呈现的结果,似乎坦齐尼转手将其交由其他租客了。)

而中国人的接盘,仅仅只是中国当代艺术界对于参与威尼斯双年展极度渴望的一个缩影。

威尼斯曾经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福地。1993年,在当时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工作人员茀兰的引介下,14名中国艺术家参加了当时在威尼斯双年展“东方之路”单元的展出。1999年,那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泽曼在瑞士驻中国大使乌里·希克的引路下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了深度考察,选择了20多位艺术家来到威尼斯,占了当年主题展参展艺术家的五分之一。最后,蔡国强凭借《威尼斯收租院》获得了金狮奖,蔡国强的获奖,直接带动了国际当代艺术界的中国热潮。也让中国艺术家领略了威尼斯双年展超强的“造星”能力。此后,在2005年,中国馆首次登陆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担任策展人,展览主题为“处女花园”。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风生水起,中国艺术家对于威尼斯的渴望也涌动不息。特别是近些年,中国艺术家的扎堆参展已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的热门话题。尚未足够国际化的艺术家都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向世界展示自己。另一方面,就像娱乐明星去海外电影节蹭红毯一样,不少艺术家也希望通过参展为自己的履历镀金。即便无法受邀参加主题展,也希望能够进入国家馆,甚至是平行展。

本届双年展,除了已经退出的肯尼亚馆之外,圣马力诺馆、叙利亚馆、伊拉克馆也有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而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平行展大概有10个,包括刘小东、贾霭力、江衡个展,以及喜玛拉雅美术馆主办的“山水社会——测绘未来”、今日美术馆主办的水墨画展“气韵非凡”、“一光年特别邀请展——中国绘画剧场”等。

由于平行展等项目并不会由主办方进行学术把关,只需要支付场地费用,因此质量也良莠不齐。

实际上,所谓“平行展”是21世纪才开始有的概念,著名艺术批评家徐子林曾就“平行展”这样解释过,“平行展”通常由策展人向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缴纳费用和场地租金,然后回国向艺术家“招商”:一种方式是艺术家的参展作品直接被投资人“免费收藏”,以抵充参展费用;另一种方式是艺术家向策展人出资参展。

在2013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由策展人王林组织的平行展“未曾呈现的声音”,共展出了150多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这个规模堪比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展。无怪乎,有中国艺术界人士笑称,每年的威尼斯双年展,都是一次中国艺术家的“占领”活动。

随着艺术市场的风生水起,这股参与威尼斯双年展的热潮或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或许,当镀金的光泽褪去,只有真正有质量的艺术作品才能够经历住时间的考验,留存下来。

少数派报告

本届双年展策展人奥奎·恩威佐1963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卡拉巴尔“一个普通、资产阶级的后殖民家庭”,1980年代来到纽约学习政治学,迅速陷入当时纽约“不可思议的蓬勃发展的艺术景象”。

作为威尼斯双年展第一个来自非洲的策展人,本届双年展,恩威佐也带来了最多的非洲艺术家。在主题馆的136名参展艺术家中,有36位是非洲裔。他对于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少数族裔所遭受的不公更能够感同身受,也相信通过让更多的人发声,能够深入触及问题的核心。而全球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也在当下的双年展中得到了各自的体现。

作为对俄罗斯军事介入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回应,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一群乌克兰艺术家和活动家身着迷彩服,“模拟”了占领俄罗斯国家馆的一幕。他们准备了一系列军装提供给游客,邀请他们到俄罗斯国家馆一游同时将自拍照片上传到网络。

在这些迷彩服上,印有“休假”字样。这两个字讽刺了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领导人亚历山大·扎哈尔琴科(Alexander Zakharchenko)的言论,他当时对外界宣称俄罗斯士兵“都在休假,只是短期待在乌克兰”。

在活动的网站上,组织者呼吁游客在威尼斯双年展现场找到“休假代表”(#onvacation),穿上制服,在各自选择的“占领国”自拍,并且将其以“#onvacation”的标签张贴到社交媒体上。据悉,活动主办方将随机抽取幸运儿,提供一次免费游览克里米亚地区的机会。

而在冰岛国家馆中,艺术家Christoph Büchel将其场馆——一个废弃的天主教堂圣母慈悲堂——改造为一个清真寺。这个城市从未有过一个清真寺,而此举受到了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欢迎。然而,该清真寺计划也打乱了威尼斯当地政府的阵脚,他们担心这一计划会引发伊斯兰极端分子或反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不满,从而导致暴力行为。这一个神圣的空间似乎是在测探社会宽容的底线。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和印度将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分享一个展厅。印巴两国政府的关系依然波折不断,两国政府也并未参与这一展览,印度仅在2011年拥有过国家馆。本次展览由印度慈善基金会提供资助,名为“我的东方是你的西境”,在两国各选取一位当代艺术家,在同一个空间里呈现他们的作品。

“我们觉得,还是停止互相埋怨,我们共享历史,却拥有分裂的今日,但我们期待着和平的未来。”Gujral基金会联合创始人Feroze Gujral表示。

两位艺术家都是各自国内的艺术明星,来自印度孟买的Shilpa Gupta曾经在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蛇形画廊,以及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举办展览。生活工作于拉合尔的Rashid Rana也被视为当今巴基斯坦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这是来自艺术界的声音,”Gupta表示,“奥巴马不久前访问印度,观摩了大阅兵,还谈起了核武器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一个非官方的和平梦想非常重要。”

也许,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整个展览最深刻的印象是其邀请艺术家广泛的地域性。他们来自喀麦隆、加纳、刚果、尼日利亚,还有约旦、伊拉克、巴勒斯坦、叙利亚……在巨大的军械库的入口处,有一件直截了当的作品,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生活工作于伦敦的艺术家Adel Abdessemed在地上插满了巨大的砍刀,仿佛是野蛮生长的花朵,又像是无法穿越的战线。

而在另一个房间里,有艺术家Glenn Ligon的文字作品《蓝血淤青》(Blue Blood Bruise),这件作品回应了1966年作曲家Steve Reich的作品《给我出来》(Come Out)。后者是关于1964年纽约哈莱姆暴动的一件作品,事件起因是纽约警察执法时打死了一名黑人少年,4000名纽约市民参与了这场持续6天的暴动,警察局和商店遭到攻击,造成1人死亡,118人受伤,465人被捕。有6名黑人青年被指控在暴动中犯有谋杀罪,作曲家利用当时的证词完成了这件作品。“我得切开淤青,放出一些蓝色……”一位黑人青年Daniel Hamm说到,“血液会告诉他们一切……”而今,巴尔的摩暴动在4月爆发,起因又是非洲裔美国人弗雷迪·格雷被警察拘捕后死亡。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这件作品可以被视为一件及时之作。

这些作品似乎不断地在提示人们,暴力和纷争从未远离,而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沉重的心理、身体和经济的代价,也正侵蚀着一些人的生活。种种问题遍布于世界每一个角落,也渗入在艺术的领域。

“1990年,当我刚开始引介非洲当代艺术家时,很多人提出疑问:这样会不会太小众了?当时,英国当代艺术家(YBA)是市场的敲门砖,而非洲艺术家在市场上限制重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歧视,但是世人行事总有一个惯性。人们并没有有意这么做,它只是就这样发生着。”恩威佐说,“这并不仅是黑人面对的问题,对于女性,或者其他一些少数群体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个社会可能为他们设定了限制。你得不断反问:我们如何跨越它?我们如何处理它?当一个人遇到岩石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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