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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和电影都让人兴奋
时代周报：做电影和音乐的压力各有什么不同？
崔健：做音乐我有更大的压力就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对手。我不能够允许自己复制自己。做电影我没有复制的对象，我做什么样就是一个开始，电影是我在开始做一件事，它的方向是在往上走，不是像音乐一样，想要往上走确实要避免很多复制自己的信号才能真正说是往上走。所以我认为我做电影的时候没有什么压力，顶多大家说老崔你不太适合做电影，但是我也不在乎别人这么说。
很多做艺术的人做第三产业，开饭馆酒馆，有人好旅游，有人好体育，有人好吸毒，什么业余爱好都有。恰恰我的业余爱好还没有跨行那么大。甚至我不觉得电影是我的业余爱好，它是我的一个主业。音乐和电影是一样的，通过做电影我更觉得做音乐有意义，能够得到一种休息，换脑子，换空间，反而觉得有一种补充。用放松的感觉去做两种不一样的事。
因为做了电影，所以我在做音乐上更喜欢，更有信心。在感觉做音乐的压力变小了的时候就能更好地去尝试别的东西。你长期做一样东西你就会变得不客观，就像我现在做电影一样，我必须站在音乐的角度去看电影，反过来我也要站在做电影的角度去看我的音乐。
时代周报：执导电影时，会把对音乐的追求也放入其中吗？
崔健：简洁。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风格。如果我的电影只是给大家一种视觉上的享受，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吧，因为我的音乐也不是这样，我的音乐技术从一开始就是用一种简洁的方式，可以这么说吧，简洁对于我来说是很难达到，但也是我很大的一个追求。也许我后期做专辑犯的错误，从市场上受到怀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简洁方面把握得不够，大量多余的东西和我认为一些能够表明我更多理性的东西融进去之后，发现听众根本不卖账，观众还是喜欢看他们能看得懂的东西。后两张专辑东西太多了，太满了，我自己听得挺高兴，但也许这些东西太多了以后，大家更多讨论你的音乐技术，不会去把你音乐中表达的内容抽象地扩大，反而把抽象的东西给限制住了，音乐做得太具体了也许是个遗憾。
时代周报：已经做了两次电影导演，回头想想有什么遗憾？
崔健：我当时觉得电影语言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只要有好的故事，然后对于导演来说首先是要把握住演员，因为演员是活的雕塑，你有好的演员实际上你就成功了一半了，所以我对选演员把得特别紧。摄影师对品质的要求也很高，所以我也不用担心。但我当时忽视的一些东西，最后发现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有些是遗憾。比如说服装、美术、摄影，我是外行不懂这个。
限制自由损害艺术的生命力
时代周报：你会为了市场而妥协自己的态度吗？长片毕竟和短片投资不一样。
崔健：人们对市场的关注在很多时候是很微妙的。有人会很虚伪地看待这个问题，人们是希望有观众的，同时人们希望有坚持原则，只要当你为了坚持原则放弃市场的时候，才叫你真正地坚持原则。我拍电影给人看，当然需要观众。妥协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
做音乐要彻底地让你的个性去释放，而做电影你必须要去考虑别人的个性。电影是个团队的工作。手捧着水，任何一个缝都能把手里的水全放掉。
时代周报：介绍下你最喜欢的导演和电影吧？
崔健：国内的导演我喜欢姜文、李扬。电影有《教父》、《美国往事》、《死亡诗社》、《老无所依》、《大象》，什么类型都有。
时代周报：使用电影作为创作和表达的手段，有什么最大的感受？
崔健：中国电影的现状确实有人呼吁。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艺术家的自由是不是文艺的资源？是不是文艺的财富？现在很矛盾。很多人会干涉艺术家的自由。艺术要是变成很具体的、在画好的框框里创作的话，艺术本身的生命力就大打折扣。也许我应该说这话，也许我是外行人不应该说这话，但我恰恰觉得我作为一个生命、我作为一个人我应该去说这个话。甭管是当局，或者电影人，我们都该去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的这种限制是否破坏了我们的(艺术家)资源？使我们大家都不受益。
时代周报：具体的例子呢？
崔健：我当时设想《成都，我爱你》里面的女主角是一个律师，她在法庭上发现对方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内心冲突。对方是她职业上的仇人，但又逐渐发现对方是现实生活中自己的恩人。她这种矛盾如何去体现在故事中，又好看，又能够通过简洁的辩论方式来表现，我想了很多。
但后来为了保证投资，为了能够通过审批，我们只能去修改剧本，避免去涉及一些题材，比如说司法，比如说公安。你有没有发现中国没有律师题材的电影？后来我发现不是没有人想去做律师题材的电影，而是如果你涉及到司法和公安这两个题材的话，不光电影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同)要审批，你还需要经过这两个部门额外的审批。他们和电影局达成一个协议，你电影局审查完了，必须我司法部再审一遍，如果这样的话要等多长时间？你未必能等下来。那艺术家干嘛啊？当代的艺术家如何去描写这一部分人的生活？由你那些不懂艺术，怕丢乌纱帽的人来管文化，那不是在消耗艺术家的资源吗？艺术家自由创作空间的损失，是不是一个民族文化资源的损失？
时代周报：这种状况存在很久了。
崔健：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呼吁一下。这种做法有没有利于一个民族软实力的发展？怎样让别的民族尊重我们？前几天有个朋友说过一句很微妙的话，一个民族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之前远远不能说是强大的。你怎样去真正建立这种软实力，输出这种软实力，是不是靠艺术家的想象？而艺术家的想象，被那些懂一点艺术，懂艺术的目的又不是为发展艺术、而是限制艺术的人所控制，这会不会对我们民族的长远之计有好处？
摇滚教父的电影之旅
1992年，在当年张元的实验影片《北京杂种》中，崔健扮演了自己。2001年，崔健在俞钟导演的《我的兄弟姐妹》中扮演一位身为音乐老师的父亲。直到2007年，电影短片《修复处女膜年代》才让崔健初次尝试到用电影表达自我的滋味。刚刚杀青的《成都，我爱你》未来篇，则源于对某种被扭曲的生命力的追寻。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谢培发自北京
崔健到目前为止参与了四部电影的制作。
1992年，在当年张元的实验影片《北京杂种》中，崔健扮演了自己。电影一开始就是崔健对着镜头在演唱《宽容》：“我的身体靠着你两眼紧闭……”，影片围绕着他，生活在北京边缘地带的摇滚乐队、怀孕女青年、地下音乐人、穷画家、女大学生们一一出现展开。《北京杂种》获得了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奖、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影片，没有在国内上映。崔健也是《北京杂种》的四个出品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舒淇、杜可风和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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