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礼法而崇放达，越名教而任自然” ——刘向华“城市山林”的当代物语
刘向华
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
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系
获环境艺术设计方向硕士学位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讲师
兼任中央美院艺术工程部艺术总监
创建流向艺术设计工作室
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一个层面的意义是向早在中国魏晋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所彰显的超逸放达的精神致意；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在于对“和为贵”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对“和谐”的社会现实的追问。而其装置作品中那些穿透书本的利刃的凶狠以及“濠濮观鱼”的乐趣又透露了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文化宿命。其所提供的方式和手法又揭示了人类造物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现的文化根性。
园林，又称城市山林，城市山林一词，颇有意味：城市是繁华的，却往往又是嘈杂的，如同人世的逐求可能同时亦意味着作茧自缚一般；而山林二字，却勾勒出了一种超乎功利之外的宇宙间和人性中本真的淡泊、自在与阔大。城市和山林两个词所构成的这样一个二律悖反式短语意味着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几乎是信手拈来的结合、融合，并最终达到真实的和谐的状态，这种轻松自然的、和而不同的方式及其所营造的自在的和谐状态正是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向人们所展现的。
在美术院校一直从事着中国传统园林及民族环境艺术教学与研究的刘向华亦身处嘈杂的城市，并怀着一份城市山林的梦想。中国造园一脉相承的出发点也可谓核心观念就是促使人与自然的亲和，即中华文化传统的“合和”观。“合和”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化传统决定着传统文化（具体样态和形式），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具体样态和内容）的重新审视和诠释，更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深入疑辨与反思的结果，这个结果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义。
一、超逸和放达
其一，“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向早在中国魏晋时就已彰显的超逸放达的人文精神致意。这种致意体现在其率性而富有灵气的构造方式、狂放张扬的“全金属外壳”和直接表达结构的真实自然的形式及其所蕴涵的放达的内在观念和气质上。这种可以上溯至庄子“逍遥游”的精神由魏晋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彰显于中国漫长而压抑的思想史。阮籍、嵇康的超逸放达是看清了专制的前提是人与人的不平等，人与人的不平等造成对于绝大多数人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每个人出于生物自我保护本能的极度自私。封建专制和权利对于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在诸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和《投名状》这类人们所熟知的通俗易懂的大片中有着很好的诠释。这种人性压抑和扭曲下极度自私的个人功利计算是现实的，所谓现实既包括空间向度上的局部性也包括时间向度上的短期性。这种现实的计算几乎可以不顾一切地逐求个人功利最大化的结果。信仰、原则、尊严、真理乃至常识在必要的时候都是可以轻松地象一个有气无力的屁一样被放掉的东西，也就是说专制其存在本身除了本能的个人功利最大化计算之外是不讲多的道理的。并且，封建专制促成人普遍的奴性，奴性的先天特征就是本能的个人功利最大化计算中态度的虚伪与手段的卑鄙。封建专制下普世奴性的社会其信仰、原则、尊严、真理乃至常识可以随时准备为不同层级、不同集团的利益需要牺牲、扭捏作态或提供说辞。
“蔑礼法而崇放达，越名教而任自然”，“放达”是超越算计而返还纯真，“自然”是抛弃压抑而回归人性，这种生命内省和自在的功夫是一门深渊的学问，是中国文化传统真正的价值所在：深深地进入自己，了解自己，而能够对自己这样一个生命真有办法，才可避免和超越了不智与下等。这种在美学趣味上具有魏晋风度的生命觉醒后的超逸和放达在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中以一种出人意料的近乎于超现实的方式呈现出其沉静而犀利的面容。
二、和而不同
其二，“城市山林”另一个层面的意义在于对“合和”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对“和谐”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发问。
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的面貌更显著，国人时常自诩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促进交流与理解包容的调和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这需要肯定。但调和有没有限度？调和平衡的状态虽然是人们美好的期望，却掩盖不住诸多的问题。
冲突是时变，要求调和乃万世之常，所以就要克制、容忍甚至压抑以避免冲突而时刻保持和谐吗？万物皆流，时变是时时变。要求调和乃万世之常也仅仅是要求，是期望，是理想，只有在时变的现实角力与制衡中，才能在实质上、在客观结果上接近调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合和思想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作为一种理想的结果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结果不能靠压制或强迫产生，并且也是压制和强迫不出来的。和谐是不允许任何争斗的全体一致?还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 《国语•郑语》记述了史伯关于“和”的论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认为阴阳和而万物生，完全相同的东西则无所生。一味调和会变质为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甚至在是非面前麻木不仁。也就是说和谐才有生命力，绝对同一没有生命力，不可持续。表面上的和气是一种回避和躲闪，回避和躲闪是因为没有担当。一团和气中人们日趋分散和自危，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学会了掩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保持沉默或无关痛痒不着边际的扯淡成了普世的行为规范，人们之间积蓄着深刻的猜忌和怨恨，社会潜伏着深层的信任危机和心理危机。因此，所谓可持续发展，应该特别重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和谐的基础，不是消除对抗性冲突后实现的全体一致，而是消除对抗之后多元共存的局面。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可见“和”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异，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才能生物，才能发展。这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和世界普遍认同的“多样性”有异曲同工之妙。
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崇尚不同的意识，远远不及祟尚不争的意识来得普遍、强烈、深入骨髓。“和而不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而不同”的问题却常常被忽视，于是，和谐理念悄悄地演变为片面的不争理念。其实，没有“和而不同”做基础，片面的“和而不争”是不可持续的。和谐要求的不争，不是绝对服从、万马齐谙，而是不搞对抗，不把非对抗性矛盾弄成对抗性冲突。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不同的声音和利益诉求都充分表达出来，然后寻找某种建设性的途径化解矛盾。这就是和谐要求的不同。大众普遍压抑状态下表面上的同一性或者一团和气并不是所谓的和谐社会，回避问题，掩盖矛盾，压制声音，取消制衡本身就是和谐社会最大的敌人。
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中，“和而不同”的悠久而深刻的观念和智慧以一种机智并略带反讽的后现代表情打破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及新的文化建构过程中由一系列既定的（显在的和潜在的）逻辑、程式、规则、默契等构成的理性计算所规定的这个由僵化刻板并趋同的日常生活所充斥的世界，而向刚刚能够丰衣足食并想找点乐子的中国人开拓并展现了一片植根于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的世界：不锈钢水龙头所构成的椅子扶手，淋浴器所构成的椅子靠背，而同时由洗菜盆构成的椅子又是个鱼缸；厨房里的锅盖做的荷叶，浴室里淋浴花洒做的荷花和莲蓬；水暖管件和洗菜盆制造的罗汉床及其上内置电脑的炕桌；以及那两个怪模怪样的锅炉液面指示计和波纹补偿器构造的翘头书案等等。各种在人们日常思维定势里不相同不相干的东西“和”在一起生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又延续着中国文化传统的文脉。这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对现代工业批量复制产品的信手取用实际上提示了真的“和”的观念和智慧是“和而不同”，它强调构成共同体的各个元素保持自己的特征、个性、独立、尊严和自由。
对于现实社会和社会现实而言，因为“和而不同”，所以真的“和”是在社会契约（法律和道德）内积极交流、碰撞、甚至交锋并最终相互作用，相互制衡而产生的客观结果。这个结果与标语口号、宣传鼓噪没有关系，它只作为社会多方共同达成并接受的社会合力作用的客观结果而真实地存在。为了得到这个结果，为了真的达到“和”的状态，一个文明的社会唯一可以做的只是为它创造条件，那就是建立一个提供并维护社会多方力量在社会契约内公开公平交流、相互作用、制约制衡的机制，这就是民主的社会机制。现代民主制度是实现“和而不同”的必由之路。在现代社会，没有民主就没有和谐。在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中，第一条就是“民主法治”。今天，人们都在呼吁要尊重多元、宽容差异，这也是“和而不同”的起码要求。尊重多元和差异不能停留在观念上，必须转化为制度机制。民主不仅是不同声音和诉求的表达机制，而且应该是遵循民意解决多元利益矛盾的裁决机制。民主的社会机制下严格的社会契约促成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在这种交流中有底线（社会契约）的人性自然的伸展，以及基于上述人性自然伸展所形成的基于人性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民主的社会机制下社会多方共同达成并接受的严格的社会契约才能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公平正义等目标，整个共同体才能充满活力，才能够创造一个真实、快乐、和谐的世界。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民主制度是在西方文明的产物，它需要一些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为支撑。比如，它把各种力量达成的均势平衡看成是常态，而不希望任何一方拥有压倒性优势；它是一种以准对抗性形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模式，为了防止形式的对抗转变为实质的对抗，它设置了一整套法律的、道德的、社会心理的底线，等等。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在本土文化土壤中建立健康运转的民主机制并充分实现其“和而不同”功能的过程中，不能够忽视帮助形成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文化建设，这是基础、是土壤、是根本，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正是对上述思想及其所对应的社会现实的回应。
三、历史与宿命
其三、“城市山林”装置作品中那些穿透书本的凶狠利刃以及“濠濮观鱼”的生命个体乐趣又透露了历史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徘徊于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文化宿命。
翻开一部二十四史，一回回王朝的专制与瓦解、一幕幕殊死的倾陷与谋戮历历在目，告诉人们精密的计算才有活路。以史为鉴，人们越来越聪明，随之人性压抑与扭曲的登峰造极也就再所难免。率性、坦诚、自然、真诚在中国社会几乎都是不成熟的表现。透过历史和现实人们看到：信仰、原则、尊严、真理、甚至真实乃至常识和最基本的人性都可以变成幌子、摆设、手段、工具、说辞乃至凶器。这个民族为何总是这么严肃而毫无浪漫，因为现实的个人功利计算当然是绝无浪漫可言的。一种信仰的神话破灭之后社会不得不急速切入现实的物质逐求，但却掩盖不了社会在信仰的神话破灭之后所留下的巨大心理阴影和精神真空，乃至这个民族文化根本上的软弱和无力。
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中那些凶狠的利刃无情地穿透了书本和文字、体统和斯文、历史和现实，一个民族人性光辉的一面长期被压抑与扭曲时，人性本身连同其社会、历史、哲学、艺术、文化都可以成为幌子、摆设、手段、工具、说辞乃至这个民族自残的利刃。中国园林艺术中一再被提及的源自《庄子•秋水》“濠濮观鱼”的典故在“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中被续写，而“鱼”不在“濠濮间”，却是身处钢铁玻璃所构成的冰冷压抑的现实。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应当置身于传统之中进行思考，“城市山林”系列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现实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声音诉说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宿命。
四、造物的文化根性
此外，就造物方式和手法而言，我们注意到“城市山林”系列家俱装置基于当下城市的环境现实，其作为人口、生产力、物质资源同时也是污染源和废弃物高度集中的一种环境现实，并将这种环境现实中人类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种种随处可见的金属洁具、厨具、阀门机械设备等现代工业批量复制产品进行主动错置和误读式的创造和再生。这种基于当下日常生活“就地取材”的主动错置和误读的方式表面上类似于后现代思维亦或解构主义，但它其实演绎了漫长的人类造物文明中的一个潜在规律，刘向华在其撰写的《少数民族环境艺术概论》一书中将其解释为人类造物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现的文化根性，并认为这种人类造物的文化根性源于生态学中生物适应环境的规律。刘向华的“城市山林”系列以艺术的手法揭示了具体的时空环境条件下人们真实的生活方式，并展现了一种源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基因的可能。
TEL：（010）68930647 13601200685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邮编：100081
Email:xiangxiang200211@163.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