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世博会，我刚才也说了我平常在学校里教书，跟各位比较前卫、新锐的设计师打交道比较少，但是跟另外一拨设计师，比如现在能够把世博会活接到手的设计师，把很多地方政府，最近半年来我谈了三个单子，金额大概有三四千万，就是地方政府所谓的设计项目，数额很大，很多人在做，但是说句实在话，这些单子的设计真正对中国的设计学术层面到底有多少推动这是要打个问号的，这批单子和设计好像跟在座的各位又处在不同的层面。中国的设计问题在我看来结构性乐观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我自己从798时尚店，或者是从当代的80后、90后年轻人的生活里面，我很深的感受到了今天在座的这些设计师的力量和对于未来将会产生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从我对设计史研究的角度，我希望能把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能够因为金融危机，（实际上金融危机是表面的），也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科技、生活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个再结构的过程，通过这样一次讨论会讨论清楚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不同于郑先生的观点，并不是咱们坐在这有肉吃、有鱼吃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天中国的这种状况，我上次看到某一篇文章，中国银监会的某个领导们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人20年前就会预测到会有这样的金融危机，他目前好像有点资格说这样的大话，因为中国目前来看还算损失不太大。如果你稍微读一点有关这样的历史背景，好像也能看出一点苗头，在历史线索里头藏有今天状况所发生的一些必然性。

    比如说60年代的时候，西方所面临的状况跟今天的珠三角很接近，就是廉价劳动力和来得很容易的原材料，还有地区间的不平衡所产生的贸易投机性，都在西方的60年代发展到一个顶点。到了这个顶点以后，它就发生问题了，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获利率下降。我是浙江人，浙商（温州的商人）在90年代就已经这样了，90年代在温州就无钱可赚了，温州商人赶紧转移到西北，或者投资其它的子房地产，或者投资其它的产业去。在西方到通过对第三世界的投资过程，这是一个资金转移的过程，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因为获利率的下降引起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反思，这种反思就是我们今天去伦敦都能看到的一些痕迹，伦敦当年也是又脏又黑的，都是后来慢慢洗出来的，像英国的环境现在保护得那么好，也是后来逐步逐步回来的。所以，在西方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所谓的社会指标运动，是用社会指标来弥补当年的纯粹经济指标，也就是现在中国人前两年还经常说的GDP，现在中国官员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就单纯的来说GDP的问题。社会指标运动以后，是对整个社会公平、正义、环境、生态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纠正过程。到了计算机技术发展以后，网络开始发达以后，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以后，产业又有了转型。所以，如果从设计的角度来说，这样三个转型的线索脉络，在西方的某些经验多多少少的会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劲国家里面。

    比如在台湾也是这样的，台湾和中国基本上是同一年就加入了WTO，但因为台湾经济改革比中国好，所以当时给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附加条件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产品设计这块，台湾的产品设计被迫先于大陆五年前就开始做，在90年代台湾的整个电子产业设计情况跟中国大陆在20世纪初期是相当像的，但是现在以台湾大大小小的（比如说在台湾有相当多的好设计公司），包括实践大学，他的设计要比大陆的院校设计好得多，要做得快得多，这也是社会在整个“再结构”过程中发展到了这一步。

    还有一个感想，我也认为刚才各位设计师这些作品，我自己个人都非常喜欢。在院校里面，别看很多老师可能是教授，可是他们内心里并不完全保守，像苏丹老师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前两就来跟我说前一段时间去参加国外一个著名企业做的设计比赛颁奖，也许在座的设计师都有参加，他说清华美院的人就我一个，他感觉到非常孤独，另外真是别小看先锋设计，他对未来，他对整个社会不同层面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他说这块学院的设计不去是不行的。说实话我跟方老师的观点比较接近，现在学院设计产生很大的问题。其实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好设计学院里面，在座的有在海外留学的设计师都应该知道，西方的设计学院和美术学院完全是两个概念。像××老师的设计学院有社会上的设计师，他们能不断给学生提供前沿的设计想法，但我们学院的老师都端着铁饭碗，现在到了这种状态应该有发生变化的时候了，所以我也很希望，有机会请在座的各位能够到清华美院去兼任教师，这是我第二个想说的。

    第三，我有一个疑问，看各位的设计，我很多问题还没有想好，请原谅我有点语无伦次，我曾经跟中国美院的老师谈过，因为美院都做白金平面的创意设计比赛，我跟赵燕说，我说你教的学生太西方化了吧？我的理由是什么呢？设计里面的先锋和前卫是否就是西方化？当然在座的我的岁数最大了，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也许年轻人不这么看，但毕竟我也是一个消费者，按照我的美学经验和判断来看，包括在座的设计师和目前在大陆的前卫和先锋设计师里面，受西方的影响痕迹是比较重的，当然也许有的设计师不服气，目前我们的参照模式，或者最早缘起就是起于西方，而且中国年轻人的生活需求、价值观也是相当西方的。但是我有一点疑问，在我认识的很多西方设计师，包括香港、台湾的设计师，他们都相当追求自己本土的东西，这个追求不是秀，也不是表面的，。在座的各位都处在年轻状态，都很年轻，我现在倚老卖老跟大家说一句，人在40到45岁的时候，不但身体会发生变化，人的审美观念、趣味漏洞会发生变化。前两天我就跟一个同事说，我说我以后建议中央领导干部的选拔还真是要考虑年龄因素，比如中国人说50知天命，50岁的人真的要慎重选拔。他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他绝对是有了身份地位要考虑自己的通达，自己能够适宜生存，你要能够为更多的人献身，你让他为更多的公众做事，50岁别有太多的指望，这是人到了所谓知天命的年纪，他会综合人生各种复杂的经验，他会自然而然产生变化和影响。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可以总结，哪个年龄段很容易贪污受贿，为什么哪个年龄阶段会有第三者插足，为什么哪个年龄段有什么什么，是有一定规律。

    说到西方化的问题，我就举两个台湾片子的例子，大家都应该看过《海角七号》，另外一个片子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就是《都市种神人》，这是在台湾南部的一个人，他把佛教的很多神像都装到车上巡回，他的生活和他这么一路的过程，这两个片子虽然在某些具体的小事上都有突破，但是他在角度上比较鲜明。比如《海角七号》完全是西方的角度，是好莱坞的角度，好看，为当年从日据时代、二战以后那段台湾历史要做一个方案，但角度有点像《蝴蝶夫人》，或者是当年好莱坞模式的片子。《都市种神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当代台湾年轻人的角度。我先看的《海角七号》我特兴奋，我说太好了。当我跟台湾人交流的时候，他们觉得淡淡的，他们说你应该看《都市种神人》，也许我举的这两个片子的例子，对于西方和本土，我也许很难准确地谈我的感受，但是我建议在座的设计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寻找这样的例子去自己内心做一个体验，我想是应该很有意思的。包括现在苏丹老师做的关于南通的，当年张简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南方做实业，现在有巨大的厂房，现在南通市政府要准备做一个开发，这种开发不像798，是面向世界经济胸怀的开发，随着这个进程的推进，中国的设计师要做点什么，而不是从形式感上，而不是从外在的生活方式上感觉到和世界接轨，或者走在世界的前面，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影响的。

    主持人：下面是茶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