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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都是不甘寂寞的人
钟刚：在外界的褒扬中，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前提，就是广东美术馆是在体制内做当代艺术。你能否谈谈体制对当代艺术发展的影响？在美协、画院、美术学院以及市场的框架下，自由的当代艺术存在吗？有独立的艺术批评吗？
陈侗：王璜生的最大功绩，在外界看来就是成功地在体制内做了不少当代艺术，其辛苦程度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认为他的真正功绩是他具有和他同等岗位的人不具有的前瞻意识，他知道只有当代艺术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艺术的认识，而其他的艺术，只是满足了人们对他们已经认识了的艺术的追求。从这一点来说，王璜生的观念是很符合科学发展的，因此他也就得到了他的主管部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支持。美协、画院和美术学院，历来都是捍卫传统艺术观的地方，所以它们跟当代艺术没有什么关系。美术学院稍好一些，它的学生对当代艺术是不排斥的，他们或多或少会做一些当代艺术方面的尝试，尽管多数时候是很粗浅的。自由的当代艺术与官方体制并不冲突，比方说香港，它的艺术发展局只要是艺术都支持，不管当代不当代。在广东当代艺术何以能在官方体制内生存这一点上，我认为个人的作用比体制的作用要大得多。我是相信个人改变历史的，关于这点，大家可以读读新版的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国当代艺术缺少独立的艺术批评并不是体制原因，而是中国文化固有的某些特征导致的，所谓积重难返。
钟刚：“陈侗自荐”一事，让不少人感到意外，说陈侗不甘寂寞了，不太符合大家对你的身份认知。抛开玩笑一说，在主持博尔赫斯书店之外，知识分子陈侗是否有另外的野心和抱负被这家独立书店所遮蔽？
陈侗：我从来都是不甘寂寞的，我也不相信有耐得住寂寞的艺术家。我根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整天只跟书打交道。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我的现实就是：为了将我喜欢的东西或欣赏的价值观传播出去，我必须有一些切实的与利益有关的行动，挣钱、签约或是承诺。我最近承诺资助一位罗马尼亚艺术家来中国，让他10月份在广州、武汉和北京做一些作品。我为什么不为他去找赞助？我相信我自己资助他比找赞助容易得多，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有可能学到一些东西（我过去从罗伯·格里耶和图森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同时我也为他们花了不少钱）。这就是我的现实，作为“付出”，总是跟快乐、创造和价值观的“收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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