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气氛和现在不一样，我说现在是物质浪漫，人们要表现自己的浪漫基本上用物质表现，比如说名车、豪宅，还有手机的最新款式等等，这些东西大家比较在意。但是当时80年代的时候，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就89年那段时间，中国整个气氛真是精神浪漫的气氛。你不要说艺术家、大学生们，就是当时尼采这本书没有出版的时候，就是85年的时候，开始各地举办一些讲座，我记得85年的时候山西省省委宣传部的部长把我请去，给他们省级机关的高级干部，让我去讲尼采。因为有一次在北京，就是团中央举办的全国高等院校的团委书记的培训班上，当时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也让我去跟他们讲尼采，但是这一讲就惹了麻烦，因为当时去听讲的有当时所谓的（德乐）教授，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们当时比我的名气大多了，经常全国各地循环演讲，给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他们专门有一个研究所叫做青少年思想教育研究所，是挂在团中央下面的。他们也去听了，去听了以后然后他们就提出来说周国平在那里放了毒，允许我们要清楚这个流毒，我们也要讲。当时很难办，后来团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是新闻出版社所长（刘冰洁），他当时是团中央的宣传部长，他跟他们说，你们要想一下，你们青少年研究所也是挂在团中央的，你们这样子惹出麻烦来对你们也没有好处。所以就把他们压下去的。

我想讲当时整个氛围，如果说你没有看过尼采的书，当时最流行的是尼采、沙特，弗洛伊德，他们翻译的书当时出的比较多。你在那个时候谈论尼采，沙特的时候，你如果插不上话的话，好象挺没面子的，当时是这样一种氛围。因为80年代后期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些学者，一些比较中青年学者当时在北京成立一个编辑部，叫《中国与世界》、《尼采美学文选》，那个编辑部是以甘阳为首的，我们当时大量翻译一些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作品。包括我翻的尼采《悲剧的诞生》等，包括陈嘉映翻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宣良翻译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当时发行量都特别大用当时的眼光看是最畅销的书，我的那本《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一年中间发行了15万册，这是当时很了不起的数字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5万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0万册，老实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我完全看不懂，你们去看一看真的是太难懂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存在与时间》，相对于海德格尔算是一个很晦涩的哲学家了，但是《存在与时间》你认真看的话，你还是能看出一些名堂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真是特别难懂，我就说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弄懂，所以写的那么晦涩，我不喜欢萨特的哲学著作，我喜欢他写的剧本，他的剧本写的不错。但是它能买十万册，我想几个人能看懂，这说明当时的一种气氛，对新思潮的一种关注。

后来我想我当时翻译尼采，包括写尼采在自己的转折点上，针对马克思的研究转到对尼采的研究，因为读者对于尼采的接受，我就想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从我自己来说，我后来反思，因为七八年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但实际上原来那种七八年以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它的依然还在，但是真在要突破那个东西的时候，对我来说我通过尼采找到了突破口，我不跟意识形态玩了，你还在那里管这，但是我不跟你玩了，我就直接进入一个自由思考的领域，像尼采一样思考那些人生问题，这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想其实从当时读者，尤其是青年人对尼采思想的那种喜欢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从意识形态的控制下，能够摆脱出来，进入自由探索的状态，那尼采是一个特别好的突破口。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尼采的思想有多少了解，我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想着重从这样一个角度来介绍，尼采思想里面哪些东西和中国80年代的这种状况能够对接，最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到底什么东西引起大家的兴趣？我想说80年代的时候，应该说中国开始转型了。首先开始的是经济转型，从经济开始，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实际上从精神层面上说，本来也应该有一个转型，必须有一个配套的转型，我认为这个转型应该从意识形态向自由的精神探索转型，但是这一步非常的艰难。原来在毛泽东时代，因为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没有信仰，在毛泽东时代人们貌似也信仰的，实际上我觉得那也不是信仰，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信仰这个问题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宗教也好，是哲学上的一种思考，他要解决的是人的终结问题，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的意义是什么，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不管这个问题，或者说的很简单，人为什么要活着，那你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呗，人生怎么过呀，你就听党的话呗，非常简单，这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完全不让你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他给你现成的答案，这个答案是政治层面的答案不是人生层面的答案，所以我觉得不是信仰的东西。

但是到了89年代的时候，意识形态的东西大家心里面都明白，那个东西对人生没有指导意义，没有指导人生的作用的，这时候需要你自己去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所以出现了所谓信仰的空白。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和尼采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类似之处的。尼采我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他是1844年生在德国的一个小城镇，现在在东德，他是1900年去世了，活到56岁。他实际上最后的11年基本上是神志不清的。他实际上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大学生跟学者。他年轻的时候学的是神学，后来改成古典语言学，主要是研究古希腊罗马。24岁的时候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的教授，从他们西方来说也是非常早的，他在古典文学上的成就是很大的，他是他们学界很著名的导师。进了大学当了教授以后，从私塾的命运来说他开始走上了不幸的道路。当了教授一年之后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悲剧的诞生》，他是专门研究希腊悲剧的。这本书不是按照古典语文学，搞学问的方法做的，实际上他在讲哲学，而且提出新的哲学，实际上他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他认为人生是一个悲剧。为了解决这个悲剧他只有提出两种办法，一个是日神，一个是酒神，这个我具体不说了。但是他这一套研究思路完全与古典语文学的学术规范完全不搭界的，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古典语文学界对他是一片沉默，原来最欣赏他的导师结果对他也非常苦恼，认为他背叛了古典语文学。所以在那之后，语文学界当时一个年轻人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篇文章火力挺猛的，发表以后他在语文学界就非常孤立，他的学生只有两个学生来听他的讲课，而且这两个学生不是专业的，是外系的，所以基本上在学校里面没有市场了，再加上他的身体不好，严重的神经衰落，天天都睡不着觉，视力减退，最后基本上不教学了，然后就提出了辞职，到34岁他离开学校，离开学校以后基本上没有职业，靠教授的那一点很微薄的教授退休金生活。然后他在欧洲南部的一些城市，去的最多的是意大利和瑞士的南部，在那里过着漂泊的生活。但是他一生中最有成就的就他流浪的10年，从34岁到44岁。我去过他待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瑞士南部山区里，叫西尔斯•玛丽亚，现在那挂了一块牌子叫尼采故居，其实那个时候他是一个房客，是一个农民的房子，他在二楼一个小间房里，跟我当年在地下室住的差不多，一个八平方米的房间，他连续八年夏天都是在那里过的，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凉快。但是他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那里写出来的。

应该说尼采那个时候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太孤独了，他是一个很忧郁和腼腆的人，他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几乎也没有谈恋爱，有一次试图谈恋爱，但是未遂。曾经爱上比他小17岁的女孩子，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巴塞尔大学，开始在意大利那些地方过流浪的生活，那个时候他认识了那个女孩，那个女孩非常可爱叫莎乐美，是（白俄）将军的女儿，尼采认识她以后真是欣喜若狂，觉得他得到了最能理解他的人，他们一起旅行，待了五个月在罗马一带。同时还有一个男孩跟他们一起旅行，那个男孩也喜欢莎乐美。但是尼采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人，他稀罕莎乐美但是他不敢跟她说，然后他就让那个男孩帮他说，然后那个男孩跟莎乐美说了，同时也表白了自己对她的爱，最后莎乐美两个都没有接受，她后来说了，她也非常尊敬尼采，她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他们接触五个月之后就分手的，在这五个月里面他们在一起旅行的，然后分手了。这里面挺复杂的，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尼采的妹妹在里面捣乱，尼采的妹妹特别嫉妒，她有一种霸占尼采的欲望，在里面做了很多挑拨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反正在尼采的生活中，他的妹妹其实起的作用挺坏的，但是尼采这个人没有自理能力，而且他从小父亲就去世，跟他的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他妹妹实际上跟他关系又很密切。他的妹妹在他后来被歪曲成法西斯这件事上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基本上尼采疯了以后，得了精神病以后，他全部手稿由他妹妹控制，他妹妹在尼采活着的时候，但是已经病了，那个时候写过两本尼采传，里面杜撰尼采所谓的反犹太主义的行为，其实尼采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言论的。后来在编他全集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手脚。其实尼采其实他是很孤单的，朋友也不多，长年累月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漂泊，他有时候给朋友写信的时候说有时候太孤独了，想拥抱任何一个人，他整天听不到一点声音，看不到一个人。我觉得他最后的疯也是跟孤独有关系，但是也有人说他是有病，因为年轻的时候染上了梅毒，后来造成了脑病变，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