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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2年、1993年是圆明园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来人最多的时候，也使很多真正想搞艺术的人没有时间画画了，人太多了，像赶庙会一样。那个时候我正在做香港的“后八九”艺术展，澳州的“MAO GOES POP.”，还有威尼斯双年展 “走向东方”的部分。几个展览几乎同时，都是一拔人。这拨人中以方力钧，刘炜，刘晓东等人为代表。这批人当中有几个是在圆明园的，像杨少斌，岳敏君是晚一些出来的。那时他们想画画，但没有时间画画，他们就想离开圆明园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当时方力钧、王音、张惠平、杨少斌、岳敏君、田彬、杨茂源他们几个人请一个保姆，在张惠平家里开火，经常谈这件事，我觉得他们到宋庄的这个主意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到宋庄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这几个人中其中有个叫张惠平的，他除了画画之外还做生意，做装修，他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叫金国旺就住在小堡村，他说那里有很多空房子，而且很便宜，农民都进城了，然后他们就带他们到这来看。当时车还很难找，我有一次跟过来还是坐刘炜的妹夫开的212吉普车。当时我住的这一块是一片荒地，房子都塌了，里面有好多树，围墙什么都没有，村子里到处都是这种景象。我们也到好多地方去看，其他郊区也看过，发现就这个地方离北京比较近。而且我们看过后，宋庄大多村子中小堡村的院子是最大的，几乎每个院子都有一亩左右。方力钧后来买的院子有两亩多，刘炜的也有一亩半，到最后选来选去就选这个村子了。最早来这儿的有方力钧、刘炜、岳敏君、杨少斌、张惠平、张鉴墙、王强、马子恒、刘枫华等十几个吧。到1995年的时候，圆明园一直比较敏感，三天两头查户口，还有就是怕聚众，俗话说“聚众闹事”，人一多就怕发生危险，后来圆明园就被驱散了，人也就也开始往宋庄转移。开始还有一批人到了东坝河，然后慢慢转移来的。
开始来宋庄的人基本上都是圆明园搞当代艺术的这批艺术家搬到了这儿的。这个地方和圆明园比较来说，有个非常不同的就是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分散。实际上现在聚集的人比圆明园多得多，但是不明显，因为有的租农民的房子，有的买农民的房子，房子是被农民的房子分散的，不集中。开始的时候还有警察来找麻烦，我这个家来过好多次，后来就不来了，直到2004年以后我才逐渐知道，小堡村书记崔大柏作了很多疏通工作，才保住了这个艺术家集聚地。我在《只是想住农家小院》上有两句话：圆明园是宣言，宋庄是实验。就是指现在开始是一种正常的“自由艺术家生活”，包括创作上、展览上，和国外的交流上，乃至买卖艺术品等等方面，基本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和群落。可以说2000年之后，随着艺术商品化的进程加大，很多艺术家慕名而来，与宋庄早期的聚集比，在意义上和语境上发生了变化。我一次听村里的画家说，有个艺术家来到这儿后很寂寞，生活又很清贫，半年一张画都卖不出去，特生气，说谁说来这儿可以卖画了，然后就走了。所以宋庄是每天都有人来，每天也都有人走。其实这也正常，真正抱着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的往往会住下来，寻找机会，最终是要靠艺术作品说话。好比你是行画家，依然是行画家，这个地方不能保证改变你的艺术观念。当然也有艺术家，在这个地方受到影响，从革命写实主义转成当代艺术的例子，如从河南来的老艺术家常宗贤先生，他的转变使我很感动，我还为他的展览写了序言。
我也去过其他国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聚集地，如纽约的苏荷、东村、布鲁克林，东柏林，哥本哈根等。看过以后，就觉得许多地方的艺术家的聚居地，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寻找一种群居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他的艺术没有直接关系。这里边会有少数好的艺术家，大多数都是一般的，也有不好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这也对了，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不比社会更好，也不比社会更坏。或者确切的说，我看重的不是宋庄本身，宋庄是一种现象，代表着一种自由、独立从事艺术的现象，一些实验的先锋的艺术家，往往首先是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就像方力钧说的那样，我们是“野狗”，连叫声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宋庄，以及七九八工厂区，上苑，和后来发展起来的索加村、费家村、酒厂、环铁、草场地，还有散居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自由艺术家，是一种文化现象，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一种文化开始走向了多元，走向独立和个性，大家都不再是在一个笼子里，是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人最终需要的是一种创造力，而创造力是需要自由的环境，是个人感觉的充分发挥。没有这个多元、独立、个人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不可能往前发展，只能从文化大国变成文化小国甚至没落的文化小国。比如明代以来，中国的极权体制越来越严密，使得中国人越来越没有想象力，越来越没有创造力。创造力必须是个人的，必须是自由的，必须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说宋庄，只是说它有一种象征意义：有这样一群人，从笼子里出来，使自己变成“野狗”……（哈哈笑）
栗宪庭（根据栗宪庭2003－5年的访谈录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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