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里屯到三影堂”
　　巫鸿

　　《六里屯》可说是《荣荣的东村》的续编，东村解散之后，荣荣于1995年搬入离东村不远的六里屯，眼光和生活在变化，北京在扩张，一个用眼睛说话的日本女孩踏入小院，这是映里。从此她和荣荣，以及六里屯，在无声对话中找到意义。两年后，拆迁的巨轮碾过六里屯。当小院化为瓦砾，荣荣和映里手持白色鲜花，为小村的毁灭举行葬礼。

　　初见荣荣在六里屯。路上出租车突然停在路当中，大路戛然而止，柏油路面整齐切断，前面是绿油油的庄稼地。一霎间我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从没有不通到任何地方的路。恍惚像在梦中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再往前一步就会从悬崖边坠落。我喃喃对自己说：“六里屯，北京尽头，世界尽头。”

　　看到荣荣的作品时，我知道对于他来说，六里屯的安静、懒散和疲惫实际上充满危机。有如台风中心的风眼，这种危机中的寂静使艺术家的神经格外敏锐，在紧张期待中审视一点一滴的现在，在无声中谛听着远方传来的啸音。于是这些所有没有时间感、不具意义的一切——残破的瓦房，褪色的窗棂，房檐下的浓阴，夏日正午知了的悠扬叫声——就都有了紧迫的时间感，都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些作品标志着荣荣的“六里屯时代”的开始。这些照片是他在一个还没有被拆掉的院落中所创作的关于同类建筑的命运的照片，也是关于图像本身脆弱性的图像。与充满行动感和集体性的“东村时代”不同， “六里屯时代”标志了一个独立艺术家的诞生。对于荣荣来说，这种独立性反映在他对于死亡、悲剧和局限的反思和无奈。

　　虽能不时感到东村群体的回响，六里屯在变得越来越静谧和封闭，越来越像是艺术家的专业工作室，也越来越具有私人生活的隐私和暧昧。 “废墟”仍是荣荣摄影的主题，在画面中的女孩子仿佛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仅在摄影中存在的幽灵般的形象。这个形象在映里出现才变为真实。在这之前的那些惆怅，在废墟中的徘徊，只不过是荣荣的期待。

　　映里在六里屯拍的是日常生活和零星感觉碎片，以“小样”的方式第一次公开呈现。没有剪裁也没有挑选，没有统一的空间和连贯的叙事，恒定因素是相机后面的映里的眼睛，好奇地观察着周围，但最多的是看入荣荣的眼睛和他的相机镜头：这些观察的碎片就是她不曾经验过、也不可能再次经验的生活。

　　整个六里屯在2002年被夷为平地，荣荣和映里为这个地方举行的葬礼也是对自己生命中“六里屯时代”的告别。这个时代从荣荣发现“废墟”开始，以他和映里的相遇和结合结束。随着六里屯的消失，他们离开了这个不复存在的地方，走向没有边际的世界……

　　三．

　　我给《蜕》的最后一部分命名为“重生”，并在展览图录上注解：“一种关于美和青春的魔力是展览第三部分的决定性主题，展示了荣荣和映里在发现彼此并坠入爱河之后合作完成的两组作品。如同在废墟中重生，自然仍未受损，重新获得生命。两位摄影家拥抱这个令人惊叹的世界。和谐胜利了，斗争平息了。感官的愉悦重新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要目的；甚至连富士山冰冷刺骨的冬日图景中也充满了喜悦。”

　　早先在两位艺术家于2001年和2002年创作的宁静的摄影画面中所看到的“重生”，最终物化为他们对“三影堂”的创建（正式名称为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坐落于北京东郊的草场地）。三影堂完全由艺术家独立创办，4600平米的复合式空间承载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事业，设施包括两个巨大的展厅、会议厅、图书馆、暗房、咖啡厅，以及露天活动的空间。艾未未的设计为室内外空间进一步赋予更多的建筑重要性。2007年三影堂开幕之际，当作家Sheila Melvin采访我时，我告诉她这两位摄影家“做了意义重大的事。有那么多由企业或政府资助的博物馆和画廊，但我想这是第一个由艺术家自己资助的，而且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动机。”关于由张黎和我一起策划的三影堂开幕展“新摄影——十年”，我又对Melvin说：“我建议做这个展览，是因为我认为他们首先应该建立一种历史性视角。同时我觉得中国发展这么快，中国的艺术家却并不经常思考。他们有天赋和雄心，但他们需要好好思考什么是中国当代摄影。”现在已是三影堂的第二年了，它已发展成为一个有丰富展览和教育计划的成熟机构，并开始广泛吸引国际的注意力。这不是荣荣和映里“重生”的唯一结果，通过建立三影堂，他们以大量的摄影记录了三影堂慢慢浮出北京冻土的过程，以及家庭的壮大：自六里屯时代起，他们已拥有了两个小孩，正在等待第三个小家伙的出世。

　　2006年10月于芝加哥

荣荣映里新作展 展览现场